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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友便知其人”这句话跟“知其说事便知其人”同样有道理。布莱恩先生是我见到的讲故事讲得最好的人。他性格开朗，头脑聪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讲出贴合实际的故事。
布莱恩先生在约克镇（我跟他一起去的那儿）做的演讲深受欢迎。他在演讲**别强调了两个英语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真挚友谊，并在演讲结束时表示，他希望两国之间的和平亲善能长期存在。当他把讲稿念给我听时，我觉得“长期”这个词用得不恰当。
我说：“部长先生，请允许我提一个建议，修改一个单词好吗？我不喜欢‘长期’这个词，为什么不用‘永远’呢？”
“很好，这个词儿很好！”
于是，布莱恩先生后来在演讲中便采用了“长期”这个词。
从约克镇回来的时候，美丽的夜色让我们享受了一回。月光下，我们坐在船尾，而军乐队在前面奏乐，这时我们谈到了音乐的魅力。布莱恩先生说，他当时最喜欢的曲子是《美好的未来》，这首曲子是这支乐队在加菲尔德总统的葬礼上演奏的，他认为这种美妙的声音比他毕生听到的所有声音对他的触动都大，于是他要求乐队把这首曲子作为当晚的终曲。他和格拉斯通都喜欢朴实的音乐，他们还能欣赏贝多芬和其他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但时至今日，瓦格纳的作品对他们来说还是一部封存的书。
我问他，他在国会听到的最成功的一次演讲是谁做的，他答道，是前任宾夕法尼亚州总督的德国人里特的演讲。当时，国会正在审议第一项为这座岛屿提供新鲜饮水拨款的法案，议员们的分歧很大。严谨的法令解释员认为这项法案违反了宪法，他们还认为，只有盐海港才属于联邦政府。议会两派为此针锋相对，审议结果还有待明了。这时，让议员们感到惊讶的是，里特总督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第一次这么做，于是大家马上静了下来。这位从来没有发表过演讲的德国老总督会说些什么呢？他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发言人先生，我对宪法条款不太了解，但我知道：我不会买一部既不能提供新鲜饮用水，又不能提供食用盐的宪法的账。”大家顿时哄堂大笑，后来便通过了法案。
如果让我们从布莱恩先生所讲的许多故事中挑出最精彩的一个，我想应该是下面这个：
在奴隶和地下铁道的时代，加里波利斯附近的俄亥俄河岸边住着一个著名的**人，名叫弗伦彻法官，他曾对一些反奴隶制度的朋友说，他希望他们把第一个穿过俄亥俄河逃跑的奴隶带回他的办公室，因为他不明白这些奴隶为什么想逃跑。于是，朋友们把这个奴隶带了过来，法官和奴隶之间的对话如下：
法官：“我想，你之所以从肯德基州跑出来，是因为你主人对你不好吧？”
奴隶：“啊，不，法官；我的主人对我很好。”
法官：“那是因为他让你没日没夜地干活儿吧？”
奴隶：“不，我这辈子从没过度劳累过。”
法官有些犹豫：“那是因为他没有让你吃饱？”
奴隶：“在肯德基还能吃不饱吗？咳，先生，我可不愁吃呀。”
法官：“是因为他没给你穿好吧？”
奴隶：“法官，我穿得够好啦。”
法官：“你住得不好？”
奴隶：“啊，先生，我一想起我过去在肯德基老区里住的小屋就想哭。”
法官停了停，“你有个好主人，工作也不劳累，吃得好穿得暖，住的地方也不错。我真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想逃跑。”
奴隶：“好啦，法官先生，我只想找个出口来摆脱现状。您只要沿着河往下走，就会知道答案啦。”
法官恍然大悟：自由的魅力无与伦比，而那些奴隶永远都对此一无所知，无论他们对现状有多么满足。
黑人为自由而奋不顾身的事实说明，他们将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目标，并最终完整地获得共和国的公民权。
当我们和布莱恩先生在克鲁尼逗留的时候，我从来不见布莱恩先生如此快乐过。他又回到了童年，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我们也就成了玩伴。他从来没有用苍蝇钓过鱼。我把他带到了拉甘湖，跟所有人一样，他起初动作笨拙，但很快就找到了要领。记得第一次钓到鱼时，他对我们说：
“我的朋友，你教会了我一个新的娱乐方式。缅因州有百来个湖可以钓鱼，以后遇上休假，我就可以去缅因州的湖边钓鱼啦。”
克鲁尼的6月是没有夜晚的，我们在草地闪亮的落日余晖中跳舞，一直跳到很晚。布莱恩太太、道奇小姐、布莱恩先生等客人都尝试着跳苏格兰里尔舞，还象苏格兰高地人一样高声呼喊。在那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成了快乐的狂欢者。后来的一天晚上，我在纽约家举行了一次宴会，出席宴会的主要是克鲁尼客人，布莱恩先生在宴会上告诉大家，他在克鲁尼才真正找到了度假的感觉。“那时，最微不足道的事儿都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
1888年，当哈里森总统提名布莱恩先生继任总统一职的时候，布莱恩先生正在跟我们一起做长途旅行。当时，布莱恩先生及太太、玛格丽特·布莱恩小姐、议员黑尔太太、道奇小姐和沃尔特·达姆罗什正和我们一起乘马车从伦敦前往克鲁尼城堡。我们是从爱丁堡出发的，要到林利思戈郡[ 林利思戈郡：英国苏格兰原郡名，即西洛锡安郡。]的时候，我们发现身着华丽长袍的市长和市政官们站在旅馆前迎接我们。进了旅馆房间以后，布莱恩先生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这时我正跟大家在一起，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上面写的什么。我把它读了出来：“用密码。”这封电报是参加芝加哥大会的埃尔金斯议员发来的。布莱恩先生之前曾给哈里森拍过电报，拒绝接受总统提名，除非俄亥俄州的谢尔曼部长同意。毫无疑问，埃尔金斯议员是想确定，他跟布莱恩先生的书信来往是秘密的，没有第三者知道。
我对布莱恩先生说，埃尔金斯议员曾在旅行前拜访了我，建议我们应该以“代号”来为有潜力的候选人命名。我想了几个代号，把它们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放在我的钱夹里。后来，我幸运地在钱夹里找到了这张纸片。布莱恩的代号是“胜利者”，而哈里森的代号是“王牌”，新泽西州的费尔普斯的代号是“明星”，如此等等。当晚，我用电报把“王牌”和“明星”发了出去。
我们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城里的头面人物身着长袍沿着主街向被旗帜装点得漂漂亮亮的王宫游行。大臣们做了欢迎演讲，并得到了响应。人们请出了布莱恩先生，布莱恩为回应他们做了一次简短的演讲。正在此时，他接到了一封电报：“哈里森和莫顿被提名为总统。”费尔普斯落选了。这样一来，布莱恩先生爬上政治宝座的机会便永远地失去了，不过，他过去也曾公平地当选过美国总统。
布莱恩先生是哈里森内阁成员，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他最大的成功在于泛美大会的召集。在这一时期，我有了唯一一次从政经历——我当上了美国国会代表。这次大会让我对南美各国的情况及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各国代表都欢聚一堂，唯独没有巴西代表。一天上午，大会宣布批准一个新章程，因此，巴西也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共有17个共和政体——现在已经有21个了。大家为巴西的闪电加入而热烈鼓掌，并对它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1891年，哈里森总统和我一起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匹兹堡（如前所述），为我捐赠给阿莱干尼的卡内基礼堂和图书馆揭幕。我们在白天坐火车游览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玩得十分开心，总统对这几处的景色特别满意。黄昏时分，我们到达了匹兹堡，熊熊燃烧的炼焦炉和鳞次栉比的烟囱令他叹服。他是第一位游访匹兹堡的总统。不过，在竞选结束后，他的祖父哈里森总统曾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在匹兹堡换过船——由汽船换乘运河船。
由于总统的到场，很多人也前来参加了礼堂和图书馆的开放仪式，一切进展顺利。第二天，总统想参观一下我们的钢厂，于是就在护卫队的护送下来到了厂里，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我向他介绍了每一任部门经理，最后当我介绍到施瓦布先生时，总统转过身来对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卡内基先生？你只给我介绍了一些普通员工啊！”
“是的，总统先生，但你发现他们是怎样的普通员工了吗？”
“我发现了，他们都是能干的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他说对了。在这世界上别的地方，企业主是不会让这些年轻人来担任这种职位的。相反，这些年轻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跻身于合伙人之列。不过，要是利润不能与其所持的股份成正比的话，他们也就当不了股东了。在企业中，给“合伙人”发工资跟给“雇员”发工资完全是两码事。
河那边的阿莱干尼之行令总统获益颇多。起初，我想为匹兹堡捐建图书馆和礼堂，但市政当局拒绝了我的捐赠，后来阿莱干尼问我愿不愿意把这笔钱捐给他们，于是我同意了。总统访问阿莱干尼是为了给图书馆和礼堂揭幕，而这就使匹兹堡当局觉得自己被大大地忽视了。阿莱干尼图书馆和礼堂开幕时，匹兹堡的头面人物又来见我，问我可不可以再把那笔钱捐给匹兹堡，如果可以，他们就同意为这两座建筑的**拨款，其比率会超过我先前的要求。我很高兴这么做，因此捐赠了100万美元而非25万美元。这件事打开了我的思路，我因此设立了卡内基协会。
匹兹堡的头面人物对文艺事业的投入非常慷慨。工业中心数年间都拥有自己的管弦乐队——在美国，除了匹兹堡，只有波士顿和芝加哥能以拥有自己的管弦乐队为荣。匹兹堡还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和一所美术学校。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兴旺成了我生命中的主要慰藉之一。它们是我的纪念碑，因为我在匹兹堡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还为自己的事业开了头，现在，我感到自己成了可爱的、烟雾弥漫的老匹兹堡忠实的儿子。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居住期间，约翰·海成了我家的常客。1898年，就在他要来斯基伯拜访我们的前夕，麦金利总统把他召回了美国，让他担任国务卿。极少有人有过这样的先例。他的志向总是很远大，他总是真诚地鼓励别人，给他们信心。他憎恨一切战争，把战争看作是“人类最野蛮而又最愚蠢的行为”。
当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掀起轩然**时，我在伦敦碰见了海和亨利·怀特（他当时是使节书记，后来当上了法国大使），那时我正要去纽约。我发现我们的看法都很相似，都认为这严重地违背了美国的传统政策，因为美国的反正是：把领土控制在北美**以内，避免施行远程的、领土以外的侵略，尤其是要避免卷人**漩涡。对于这一点，我、海和怀特在海的伦敦办公室里达成了共识。
起初，只有他一人对中国的义和团起义表示赞赏，他还成功地**了中国的和平事业。他把英国人当作北美民族的一部分，现在，总统彻底地站到了他的一边，而且还对英国的做法感激涕零，因为英国对其他打算在古巴战争中支持西班牙的欧洲势力表示反对。
有关巴拿马运河的《海一庞斯福特条约》似乎引起了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不满。埃尔金斯议员告诉我，就在他要去发表辩文的那天，他看到了我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的驳文，认为这篇文章对他很有帮助。文章见报后不久，我去了华盛顿，一大早就和汉纳议员一起前往白宫。我们发现，总统正在为参议院的修订意见左右为难呢。我认为，英国肯定会马上同意参议院的要求，于是我就这么说了。英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这个要求，因为这件事得由我们出钱，而它又是除了我们以外的最大受益者。
汉纳议员问我见过“约翰”没有——因为他和总统麦金利总是称他“海先生”。我说还没有，他就叫我去找他，并且好好安慰安慰他，因为他正为条约的修改而闷闷不乐呢。我照他的话做了。我告诉海先生，《克莱顿一布尔文条约》也曾被参议院改过，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乎，也没人去关心这回事了。大家会按《海一庞斯福特条约》的修订版行动，没人会在乎它原来是不是这么规定的。他对此表示怀疑，还认为英国不会让步。不久以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他夸我是个预言家，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的确，一切都很顺利。英国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希望修建这条运河，还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现在，这条运河成了现实。也许，当时没必要修建这条运河，但花上三四亿美元修运河总比修造具有**力的、用来那些抵抗虚拟敌人的军舰好得多。前者可能是一种损失，但仅此而已；而后者却很可能是战争的根源。
海先生讨厌参议院，但只是不喜欢它的繁文缛节。假设要更改一个词，把“条约”改为“协议”——这种情况仅发生在1905年提议的《仲裁条约》中，不过，他当时激动得过了头。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身体情况不佳，当时他的好友们都很清楚，他的身体垮得很厉害。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家的一次午餐会上，当时那项参议院改过的仲裁条约正在等待罗斯福总统的审批。之前，以国务卿福斯特为首的仲裁人力劝总统接受这项修订条约。我们以为他会对此表示赞成，但我后来通过跟他的谈话发现，总统对这项条约的批准将会强烈地刺激他。如果说罗斯福决定驳回那项条约主要是为了安慰他病中的好友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敢肯定，如果是我的话，我将很难做出激怒那个高贵灵魂的事。但在这点上，海却是固执的，他决不向参议院低头。在离开他家时，我对太太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们的朋友了。是呀，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海曾是华盛顿卡内基协会的主席和元老级理事，这个协会得到了他的认可和密切关注，我们对他给我们提出的好建议感激万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在短时间内一举成名，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实力。恐怕没有哪个公众人物拥有的好友比他多。我一直珍藏着他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尽管这封信让我的文学虚荣心得以急剧膨胀，但却使我感受到了他最可爱的品质和他对朋友的极大热情。写到这里时，我感到，自从他离去以后，我的世界变得黯然失色了。
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