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约翰.海是我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常客，1898年在来斯基伯和我们见面之前被麦金利总统召回国内并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任职期间的记录很少留下。他以忠诚和绝对的自信来激励着人们，而且他的抱负总是很高。他讨厌战争，说“战争是人类最残酷，最无用且最愚蠢的行为。”
在去纽约途中，我和约翰.海与亨利.怀特（使馆秘书，后来任驻法大使）在伦敦见了面，那时的菲律宾是一个热门的问题。很高兴的是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和我们传统政策相背离，我们将放弃那些远离**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地方，让我们的帝国只保持在**，从而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在伦敦海先生的办公室里，海先生，怀特和我为此取得了共识。下面就是海先生之前给我写的一封信。
伦敦 1898年8月22日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谢谢你在斯基伯提供的美味松鸡和你的亲切来信。上周当我读到来信时，信中友善而有点夸大的话让我倍感严肃而又为之强烈吸引。信中所言好似另一个自己，一个别人期待中的自己。我期许在离任时能让人们感受到自己一点点的友善。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你在《北美》上的文章。以我目前状况我不便表达我对你的赞许。我唯一所思考的是从菲律宾撤退这个问题上，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命运真的很是奇怪，把原来他还庆幸不会给他的任务竟然安排给了他。
在处理“博克斯”事件时，海先生首先对中国表示友好并成功地赢得了公正的和平协定。他对英国是有深厚感情的，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种族的一部分，这一点上总统完全和他站在一起，在古巴战争中，欧洲强国企图制定有利于西班牙的措施，而英国反对这一作法，对此他们是心怀感激的。
我们很多人对《海-庞斯富特条约》中有关巴拿马运河的内容是不满意的。参议员埃尔金斯指出我的反对意见是非常有帮助的，他是在就该内容发表演讲的当天在《纽约论坛报》上看到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我就到了华盛顿，我和参议员汉纳一大早到了白宫，发现总统正在为参议院提出的条约修正案绞尽脑汁。我毫不怀疑英国会对参议院提出的要求迅速做出让步，并说出了这一想法。因为工程所需的资金是我们提供的，而英国是这项工程除我们外最大的受益者，她没有理由不答应。
参议员汉纳问我有没有看到“约翰”，他和总统总是这样称呼海先生。我说没有，他就让我去使他振作起来，因为他还在为修正案的事郁郁寡欢。我就去了，对海先生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已经由参议院修订，很少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而《海-庞斯富特条约》作为修正案即将生效，没有人会在意它否被修订过。他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认为英国可能不愿意让步。此后过了不久和他一起用餐时，他说我料事如神，一切进展良好。
情况的确如此。英国实际上已表明她希望这条运河被修建并愿意满足提出的任何要求。运河按当初所愿而建——完全属于美国，没有出现可能的复杂国际局面。也许在当时花三四百万美元修建运河显得得不偿失，但比起修建海上巨舰去攻打想象中的敌人还是要好得多。修建运河会有损失但会一劳永逸，而修建巨舰则可能是战争之源，因为“看见了罪恶的工具，就多么容易使人做错事。”
海先生很讨厌参议院。关于这点，也只有在这点上，他才会显得不顾礼节。假定在选择词汇上，比如用“条约”来替代“协议”，这种例子在1905年提议的仲裁条约上就出现过，海先生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激动。我相信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健康欠佳引起的，那时他的好友们都清楚他的健康已经严重不行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海先生是一次到他家里吃午饭，那时经参议院修订后的《仲裁条约》正提交总统考虑。前国务卿福斯特带动的仲裁成员们强烈希望总统能够通过修订的仲裁法案。我们认为海先生会赞成这个法案的，但根据后来和他的谈话，我知道如果总统通过了这个法案，他会受到很大的刺激。罗斯福总统如果决定反对该法案我也不会吃惊，那主要就是为了安慰病中的好友。我相信我也不会做任何事情使这颗高贵之心受到打扰。而在这件事情上，海先生坚持到底，他绝不向参议院让步。在离开他家时，我对夫人说，恐怕我们不会再次见到我们的朋友了。结果一语成谶。
海先生是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的主席兼理事，他给予研究院密切的关注和大量的支持，我们都很感激他提出一些明智的意见。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让自己短期内就声名鹊起，并且无比可靠。他的密友之多可能其他政治人物很难超越。我还一直保留着他的一封短信。信中对我乏善可陈的文学才能大加褒扬，而我可以一览他可爱的天性和对朋友意想不到的热情。由于他的离世，这个世界再无可写之处。
西班牙战争是因古巴**引起的恐慌而带来的各种传闻造成的。麦金利总统尽量想避免战争。当西班牙的外交大臣离开华盛顿后，法国大使成了西班牙的代理人，和平协商得以继续进行。西班牙要为古巴提供“自治权”，总统说他不知道“自治”究竟是什么。他希望古巴拥有和加拿大一样的权利，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法国大使给总统看了一封电报，其中说西班牙同意了这些条件，因此，我们亲爱的总统，就以为一切都解决妥当了。然而很明显的，情况并非如此。
雷德议长在纽约时通常会在星期日上午来看我，那一年我刚从欧洲回来他就过来对我说，之前他还从未让众议院失控过。他曾想离开那个位置，让众议院有发言权，从而使事态平息。然而总统已经接受了西班牙提出的让古巴自治的保证，一切都徒劳了！唉！太晚了，太晚了！
“西班牙在这里干什么？”国会质问道。很多共和党和**议员都同意在国会就是否开战进行投票。国会内显得十分不平静，毫无疑问这种紧张是由哈瓦那港口缅因州号军舰的不幸爆炸引起的，有人认为只是西班牙干的。西班牙有充分的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宣战了——当参议员普拉克特说到他在古巴集中营所见时，整个参议院都震惊了。整个国家都在质询，“西班牙究竟在这里做什么？”麦金利总统的和平政策被悬之高阁，他别无他选，只有顺应民意。政府随后宣布这场战争并非是为了扩张领土，古巴也得到承诺将会获得独立，这个承诺将被忠实履行。我们应该铭记这一点，它才是这场战争的耀眼之处。
对菲律宾的侵占是一大污点。这不仅是领土的侵占；还花了两千万美元从很不情愿的西班牙的手中夺得。菲律宾曾是我们共同对抗西班牙的盟友。在总统的领导下，内阁同意只在菲律宾修建一个煤站，而这据说是巴黎的和平委员会首先通过电报授意的。麦金利总统随后到西部进行了一次巡游，当然，每一次当他讲到国旗和杜威的胜利时都会赢得一片欢呼。当他返还后，总记着人们是不愿意从菲律宾撤军的，因此又回到了过去的政策。
他的一位内阁成员告诉我说，每一个内阁成员都反对采用过去的政策。一位参议员对我说，和平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代法官从巴黎寄来一封抗议信，如果此信发表的话，足可以总统在媲美华盛顿所作的告别演说，真的有那么好。
在这个时候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我的朋友科勒刘斯.布利斯来看望我并让我到华盛顿去看看总统关于此问题的看法。
“你能够说动他。自他从西部回来后我们都没法说动他。”
我到了华盛顿和他进行了面谈。但他非常固执。他说，撤军会引起国内发生**。最后，他直陈他是迫于压力这样做的，而且这只是暂时的占领，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的，内阁们就只有让步了。
麦金利总统请到了康奈尔大学的苏尔曼校长，他是反对侵略的，让他担任出访菲律宾的委员会主席；后来又安排塔夫特法官担任主管，他曾经强烈反对美国任意违背政策的行为。法官感到让自己去执行这项任务难以理解，他曾经是公开谴责侵略政策的，总统却认为他就是承担这项任务的最好人选。一切进展良好，但是避免战争和放弃所购土地是两项不同的议题。情况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布莱恩先生在他任职期间在参议院曾经阻止了和西班牙的和平协议。我到了华盛顿想尽量发挥作用，因此一直等到投票。有人说布莱恩先生在华盛顿期间曾忠告他的朋友，通过和平协议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会使共和党在**面前蒙羞；“花了两千万美元为了一场**”会使任何政党垮台的。有七位布莱恩的忠实成员极力投票反对入侵菲律宾。
布莱恩曾就这个问题来纽约看望过我，因为我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反对意见是明确的。此时我给身处奥马哈的他发电报希望他能尊重他朋友自己的抉择。他的答复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最好让共和党人通过这项协议并让它实施。我想没必要在这件事上降低身份，仅仅为了政党利益而导致可悲的后果。需要议长的关键一票了。布莱恩先生的一句话本可以挽救这个国家免于陷入灾难。之后多年我都没法对他产生好感。对我而言，他可以为了党派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和个人信念。
投票后我马上拜访了麦金利总统，我很同情他，他所需要的支持都是来自他的主要对手。我向他说明了他胜利的原因，并且暗示他感谢布莱恩先生。一个远在数千英里外的殖民地成了麦金利总统，其实是美国所有政治家的一个新问题。他们不了解这会让美国卷入麻烦和危险当中。共和党第一次犯了严重的国际错误——这个错误会把美国卷入国际**的漩涡。政治家带来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几周前（1907年）在白宫的晚餐上，罗斯福总统说道：“如果你想看到美国最想从菲律宾摆脱出来的两个人，那他们都在这。”他指着塔夫特法官和他自己。
“那你们为什么不从那里脱身呢？”我说到。“美国**真的会很开心的。”
但总统和塔夫特法官都清楚，我们的责任首先要求我们为这片岛屿的自治做好准备。这就是“学会了游泳，你才能下水”的道理。而下水肯定会在将来某天进行。
有人疾呼即使我们不侵占菲律宾，德国人也会。这些疾呼者从来没想过，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英国同意德国在澳门兴建一处海军基地，与英国在东方的海军基地相距很近，那英国也会在离利物浦八十英里的金斯顿，爱尔兰建立基地。我感到震惊不已，像塔夫特法官这样的人最初是反对侵略的，当我们在讨论采取了重大步骤之后的问题时，会给出这样的理由。我们队外交关系了解甚少，我们一直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果某一天出现一些别的事，那真的会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