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在教育方面，我的好叔叔劳德正确地重视了背诵的好处，我和多德因此还得了不少便士的奖励呢。我和堂兄常常穿上小斗篷或衬衫，挽起袖子，戴上纸头盔，把脸蛋抹黑，用木板条代剑，来扮演诺瓦尔、格雷纳文、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向同学们和年龄大一点儿的人背诵他们的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在背诵诺瓦尔和格雷纳文对话中的那句著名台词、重复“该死的伪君子”那句话时，我们心里有些不安。一开始，我们用一声轻轻的咳嗽跳过那个令人反感的词，而这一举动总是把观众逗得直乐。叔叔劝我们说，“该死”这个词是可以说的，我们如果能把它坦坦荡荡地说出来的话，那就太好了。后来，我们就经常练习这个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文这个角色，还把这个词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它有一种因“违禁”而来的神奇魅力。
我的记忆力的大幅提高，一定有赖于叔叔采用的这种教育模式。除了鼓励年轻人把自己喜欢的文段记牢，并经常背诵它们以外，我就再也找不到对年轻人更有益的方法了。任何我喜欢的东西，我都能迅速学会，这让我的一些朋友感到很惊讶。任何我喜欢或不喜欢的知识，我也能记住，但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强烈兴趣的话，几小时后我就把它们忘了。
童年时代，在丹佛姆林的求学生涯中，我遭受的考验之一就是把每天不得不朗诵的四首赞美诗记牢。我打算平时不看它们，而是在上学路上再看。慢步走完这段路最多只要5、6分钟，而我却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由于第一节课是赞美诗课，只要准备一下，我就能顺利地通过考查。但如果你要我过30分钟再复述这首赞美诗的话，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我从家族以外的人那里赚来的，或者说是得到的第一分钱，是马丁老师给的，因为我在同学们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诗——“人类的悲伤是注定的。”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后来我在伦敦跟约翰·莫利先生吃饭时，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沃兹沃斯[ 沃兹沃斯：(1770-1850) 英国诗人，其最重要的全集《抒情歌谣》（1798年）同塞缪尔·泰勒柯尔斯基合作出版，为建立英格兰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做出了贡献。他于1843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的生平上，莫利先生说，他正在寻找伯恩斯的《晚年》，那是他极其欣赏的一首诗，但他找不到它了，于是我荣幸地为他背诵了一部分。他马上递给我一枚两分钱的硬币。哈哈，马丁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而伟大的莫利却不是我的老师。
在**事务上，我们没有受什么牵制。当其他男女学生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则获得了“赦免”。我们家族的所有亲人——莫里森们和劳德们的神学观点跟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明达，而且，我敢肯定，他们对教义问答手册还持有异议。我们的家族里没有保守的长老教教徒。父亲，舅舅、艾特肯舅妈和劳德叔叔（也是卡内基叔叔）都已经背弃了加尔文主义。后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暂时在斯维登伯格[ 斯维登堡伯格：(1688-1772)瑞典科学家及神学家，他的通灵幻象及著作启发他的信徒们在他死后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义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母亲总是在**问题上保持缄默。她既不跟我提这些问题，也不上教堂，因为在早些年里，我家没有仆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包括烹饪星期天的正餐。她一直都爱好读书，当时尤其钟爱神教徒查宁的著作。她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
童年时代的主要趣事之一便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煞费苦心地为这些宠物搭建合适的屋舍时，我就心怀感激。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母亲一直希望，家庭的影响能成为保证她的两个儿子正道而行的最好方式。她常说，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就是把家变成乐园；只要能让我们和周围的邻家孩子高兴，她和父亲什么都愿意做。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象一个老板那样，雇用伙伴们当我一个季度的员工，报酬是让他们以自己的名字为小兔子命名。我们通常利用星期六假期来为兔子采集食物。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因为我让小伙伴们做了一笔吃亏的买卖，以这种独特的报酬——劳动所得的最微不足道的回报——为条件，整整一个季度，让大部分人都心甘情愿地跟我一起采集蒲公英和苜蓿草。唉！除此以外，我还给了他们什么呢？一个便士也没给。
我珍惜这个回忆，因为我认为它是证明我组织能力的第一证据，而我人生中的实质性成功就有赖于组织能力的进步——这种成功并不在于我自己的知识或造诣，而在于“知人善用”。任何人都应该重视这一点。我不了解蒸汽机，但我试着去了解比蒸汽机更难了解的机械工人。1898年，我们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当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高地旅馆落脚时，一位先生走上前来，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他是苏格兰实力雄厚的家具制造商麦金托什先生——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他说，他之所以冒昧地介绍自己，是因为他是那群采集兔粮的男孩之一，并以他的名字为一只兔子命了名。可以想象，见到他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他是唯一一个我后来遇见的养兔子的男孩。我希望能永远跟他保持这份友谊，还希望能经常跟他见面。（今天——1913年12月1日，读到这份手稿时，我收到了一封他捎来的珍贵短信，他在信中重温了我们的童年往事。现在，他也收到了回信，那封信也将温暖他的心——就象他的信温暖我的心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应用和发展，丹佛姆林小生产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最后，父母给匹兹堡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打算上她们那儿去——我听父母说，这么做不是为他们自己好，而是为他们的两个儿子好。我们收到了回信，答复是令人满意的。于是，父母决定把织布机和家具拍卖掉。
拍卖的过程十分令人失望。织布机根本卖不到什么钱，结果，我们全家还需20多英镑才付得起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我得提一提亨德森太太的友好行为。亨德森太太是母亲一生的朋友——她总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十分忠诚。她冒险为我们支付了必不可少的20英镑，而劳德叔叔和莫里森舅舅为我们做了担保。劳德叔叔还为我们出谋划策，帮我们打理一切琐碎事务，于是，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弟弟汤姆5岁——他是个俊俏的白头发孩子，长着一对明亮的黑眼睛，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
我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只在美国读了一个冬天的夜校，后来暂时由一位法国家庭教师来教我，说来也怪，他是一个雄辩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怎样巧辩。我能读会写，还会算术，并且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我跟语法较上了劲，跟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对人们打算用它教会我们什么知之甚少。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的书，我几乎没有读什么书，但我记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我该在这里提一提童年时代读到的童话故事，特别是把我带进一个新世界的《一千零一夜》。我贪婪地读着这些故事，就像走进了梦幻世界。
一天早晨，我们从心爱的丹佛姆林启程了。我记得，当公共马车走在通往查尔斯顿[ 查尔斯顿：美国西弗吉尼亚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州中西部。]的煤运铁路上时，我泪汪汪地站在马车上，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消失在视野中，而最后消失的建筑物就是宏伟庄严的古教堂。在我离开丹佛姆林的第一个十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怀念丹佛姆林，就象那天早晨一样——思忖着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她。关于童年的一切回忆，我对乐园的一切了解，都簇拥在古老的教堂和它每天晚上8点敲响、提醒我在钟声停下来之前赶紧上床睡觉的晚钟周围。我曾在《大不列颠的美国四乘驾》里提到我在经过大教堂时听到的钟声，现在就从里面摘录几段吧：
我们的马车驶向彭茨拱门，而我和沃尔斯市长就站在前排座位上，这时我听到了教堂的第一声钟鸣，这是对我和母亲表示敬意的钟声。我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泪如泉涌，我转身告诉市长，我受不了了。一时间，我感到自己几乎要昏倒。幸亏我发现人们没有围在跟前。我还有时间稳住情绪，这时我把嘴唇都咬破了，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但是，这世上没有一种声音象大教堂的钟声那样动听，那样萦绕在我周围，以它那种甜蜜、优雅、温柔的力量征服我，进入我的灵魂深处。
在晚钟声里，父母让我躺在我的小床上，睡在稚嫩的纯真世界里。每天晚上，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会充满爱意地弯下腰告诉我，钟声在诉说什么。经过他们的翻译，那口钟对我说了许多甜蜜的话。在我入睡之前，从天堂和伟大的天父那里传来温和的声音那天起，我就没有做过坏事；天父讲的话是那么通俗易懂，它让我明白，能敲响钟声的力量随处可见，这种力量就是平和与谦逊。今天，当我再次听到钟声时，它同样在向我传达这样的讯息，听起来象是在深情地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儿子归来一样。
这个世界没有权力来设计我们的命运，而它能赠予我们的东西则更少，但是，为表达对我们的尊重而响起的教堂钟声就属于这样的馈赠。然而，当时我的想法是，弟弟汤姆本来也该在场的。在我们启程前往另一个新世界之前，他也逐渐明白那奇妙的钟声所表达的涵义了。
卢梭[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希望在美妙的音乐中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的陪葬品的话，我希望伴着大教堂的钟声死去，因为钟声会向我诉说家族的故事，还会象它最后一次召唤那位白发小男孩那样催我入眠。
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提到了我书里的这几段话，一些读者甚至告诉我，他们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流下了热泪。这几段话是发自内心的，这也许就是它们为什么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吧。
我们在福斯湾登上小船，小船向前往爱丁堡的汽船驶去。当父母就要把我从小船带上大船时，我奔向劳德叔叔，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大声叫道：“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位好心的水手把我从他身上拉开，并把我抱上了汽船的甲板。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那位可亲的老伙计还跟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那是他见到的最伤感的离别场面。
我们坐着这艘载重800吨的航船从格拉斯哥的布鲁梅洛驶向韦斯卡塞特。在7个星期的航行过程中，我对水手们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学了绳索的名称，还能指挥乘客回复水手长的命令，因为这艘船人手不够，急需乘客的援助。后来，水手们还在星期天请我跟他们一起享用美味佳肴——李子布丁，下船的时候，我还感到很遗憾呢。
到达纽约时，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有人曾领我去爱丁堡看了女王，而爱丁堡就是移民前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而在启航前，我们也没时间参观格拉斯哥这座城市。在我移居的城市中，纽约是第一大工业城市，这里的繁华和喧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纽约时，我们只认识斯劳尼夫妇，他们是有名的约翰、威利和亨利·斯劳尼的双亲。斯劳尼太太是我母亲童年时代的丹佛姆林伙伴。斯劳尼先生和我父亲曾是纺织工同事。我们去拜访他们，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1900年，斯劳尼先生的儿子威利从我这儿买了一块地，给他的两位已婚女儿，这块地就在我的纽约住所对面，从此，我们的第三代孩子就能象我们的母亲在苏格兰时那样成为伙伴了，这真是一件高兴事儿。
在纽约移民代理人劝说下，父亲领我们穿过伊利运河，途经布法罗[ 布法罗：纽约西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加拿大边界上伊利湖的最东岸。是一个主要的大湖区进湖港和主要的制造业及制粉业中心。]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 克利夫兰：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伊利湖畔。是一货物进入港和工业中心。]，然后随运河下行至比文[ 比文：美国俄勒冈州的别名。]——当时，那次旅行耗时3个星期，而现在，坐火车只需10个小时。当时，匹兹堡还没有通铁路，实际上，它跟任何西部镇区之间都没有通铁路。伊利铁路也还在建设中，旅途中，我们看见成群结队的工人正在修铁路。一路上，我没有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我还回味了在运河船上度过的其乐无穷的3星期。旅途中的一切不愉快都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除了在比文的那天夜里，我们被迫滞留在趸船上等待从俄亥俄[ 俄亥俄州：美国中北部，位于五大湖区的州。它于1863年被接收为第十七个州。在史前时代，印第安筑墩人曾在此居住过。在哥伦布城为其首府，克利夫兰为其最大的城市。]驶往匹兹堡的汽船。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暴露在凶猛的蚊子面前。母亲被叮得很惨，以至于到了早上，她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个个都被叮得惨不忍睹，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情形，甚至连那天晚上被刺痛困扰得睡不好觉的情形也忘了。我的睡眠一直很好，从来不知道还有“可怕的夜晚和痛苦的孩子”这么回事儿。
匹兹堡的朋友们正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在他们温暖而深情的问候下，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莱干尼市住了下来。姨父霍根的弟弟曾在丽贝卡大街街尾搭建了一间小小的纺织铺子。这间铺子有两层楼，第二层楼上有两个房间，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房间是免房租的，因为房东是艾特肯舅妈）开始操持家务的。姨父很快就不干纺织了，于是父亲就取代了他的位置，织起了桌布。后来由于找不到批量订货的经销商，他不仅要织布，还要自己做批发，去各地出差，以销售成品。他被迫亲自开发市场，挨家挨户地销售桌布，但收入却非常微薄。
象往常一样，母亲伸出了援手。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她气馁。年轻的时候，她曾从她父亲那里学会了做鞋，以赚些零花钱，而现在，她当时学到的那门手艺成了家庭收入的来源。我的朋友和合伙人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菲普斯先生，跟我母亲一样，也是个做鞋好手。菲普斯先生是我们在阿莱干尼的邻居。除了要履行做家务的职责以外——当然，这是因为我家没有仆人——母亲，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还要从菲普斯先生手里接活儿做，一周可以靠做鞋赚4美元。我们常常发现，夜深的时候她还在干活儿。趁白天和晚上休息的当儿，只要家务不太忙，她就会让年幼的弟弟坐在膝上，帮她穿针，帮她往线上打蜡，而她则为他朗诵一些铭记在心的经典苏格兰诗歌，或者给他讲一些寓意深刻的故事——她以前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这就是正直、贫穷的孩子跟富家子弟相比所拥有的最大优势。母亲包揽了妈妈、保姆、厨师、家庭教师、教师和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我们的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跟这些“财产”相比，富翁或贵族的孩子所拥有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母亲是个忙碌的女子，但一切工作并没有妨碍她的邻居们很快认识到，她是一位聪慧而善良的女子，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向她求助。许多人都曾告诉过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因此，后来不管我们在哪里落脚，穷人和富人都来找母亲解难，并得到了有益的忠告。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邻居们心目中的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