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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万岁，青春战胜了病魔。伤寒并没有把保尔击倒。这是他第四次濒临死亡的边沿，但是生命并未退缩，它顽强地战胜了死亡。过了一个月，保尔虽然瘦了许多，脸色也变得苍白了，但他已经能下地摇晃着站住了，也能扶着墙在屋子里走动了。他让母亲扶着走到窗口前，长时间看着窗外路上的行人。积雪已开始熔化，一片片水洼闪着亮，春天即将降临人间，冰雪已经不久于人世。
窗前一株樱桃树的枝杈上落了一只灰肚皮麻雀，，它显得精神抖擞，它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不安地老瞅着保尔。
“怎么样，咱俩总算熬过严冬了吧！”保尔用手指敲着窗子，低声说道。
母亲奇怪地看了看保尔。
“你跟谁说话呢？”
“我跟麻雀说话呢！……瞧，它飞走了，这个小滑头，”保尔有气无力地笑了笑。
繁花似锦的春天就要来临，保尔开始考虑回城的问题。他的身体已经很硬朗，走路已不成问题。可是他总觉得体内的什么地方有不适之感。有一次他在花园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柱里一阵剧痛，结果倒在了地上。他费了很大劲才勉强回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对他做了详细检查。医生摸到脊椎骨上有一块凹陷处，十分惊讶地问道：
“这块凹陷是怎么回事？”
“这是公路上炸起的石头崩得。在罗夫诺城下的战斗中，一颗三英寸口径的野炮的炮弹在我身后的公路上炸出一个大坑……”
“当时你怎么能走路呢？这对你的身体没有影响吗？”
“没有什么影响，当时我只躺了两个钟头，后来就骑到马上……现在是第一次发作。”
医生邹着眉头，又看了看那块凹陷的地方。
“亲爱的同志，这可是个隐患，脊椎骨要尽量避免激烈震动。我们希望它以后不要再发作。穿上衣服吧，保尔同志！”
医生怀着一种同情心和忧虑看着自己的病人。
**********
阿尔乔姆住在自己妻子斯捷莎的家里，他的妻子还算年轻，但很丑。这是个农民家庭，家境比较贫寒。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看阿尔乔姆。他刚走进一个脏兮兮的院子，就看见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在院子里跑着玩儿，他一看见保尔，就没有礼貌地用斜眼瞪着保尔，同时还用一个手指头抠着鼻子，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你是不是偷东西的？你快走吧，我妈要是看见你……他可不是好惹的！”
这时，一座又旧又矮的木屋的窗子打开了，阿尔乔姆招呼道：
“保尔，进来吧！”
一个老妇拿着火钩子正在灶旁忙活着，她的脸色蜡黄，比羊皮纸还黄，她相当冷淡地瞅了保尔一眼，放保尔进到屋里，她故意把铁锅铁铲弄得叮当乱响。
两个梳着短尾巴辫子的半大不小的女孩麻利地爬上灶台，从那里投来好奇的、畏怯的目光。
阿尔乔姆坐在桌旁，表现出尴尬的样子，他的这门婚事母亲和弟弟都不赞成。阿尔乔姆出生在世代无产者的家庭，他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更何况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再说加莉娜的长相和职业都不错，可不知为什么阿尔乔姆偏偏和加莉娜断绝了来往，和一个灰头土脸的斯捷莎结了婚，成了她家的入赘女婿。她家有五口人，没有一个男劳力。阿尔乔姆干完了机车修理厂的活儿，回到家里就得全力投入到农活中，以振兴衰败的家业。
**********
阿尔乔姆知道，保尔对他的生活有看法，说他已经蜕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了，阿尔乔姆还仔细观察，看弟弟对她现在的生活环境报什么态度。
他们兄弟二人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些通常见面时说的那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的话，然后保尔站起来打算要走，阿尔乔姆把他留住了。
“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吧，斯捷莎马上就回来，拿牛奶回来。这么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保尔，可是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斯捷莎走进房间，他和保尔互问了好，就让阿尔乔姆到打谷场去帮忙抬东西。保尔和老太婆留在屋里，老太婆是那种不轻易开口说话的主儿。从窗户传进来教堂的钟声。老太婆放下火钩子，开始不满意地嘟哝起来：
“我主耶稣，整天为繁重的活儿奔波，哪有功夫祈祷！”她把脖子上的围巾拿下来，斜瞅了来人一眼，然后走到一个角落，那里挂着由于年代已久而发黑的、表情忧郁的圣像。她把三个骨瘦如柴的手指头捏在一起，在胸前画了十字。
“我们的天父，你的名字受尊为圣……”她用干裂的嘴唇低声地念道。
院子里，一个男孩子突然跳到一头耷拉耳的黑猪背上，用脚丫子使劲踢猪，双手紧紧地抓着猪鬃，猪不停地哼哼。并就地打着转，男孩子大声吆喝着：
“呶……呶……快走啊！吁……吁……别撒野，听话！”
猪驮着男孩子在院子里撒开腿跑，想把他从背上甩下去，可是这个斜眼儿调皮鬼紧紧地抓着猪鬃。
老太婆停下祈祷，从窗口探出头，喊道：
“猪是你骑的！该死的！还不快跳下来，把你甩下来，你会摔死的，这小子疯了！”
猪终于把调皮鬼从背上甩下去了，老太婆很满意，她又回到圣像前，面露虔诚的样子，继续祷告说：
“显身到你的国度吧……”
一个哭兮兮的孩子出现在门口。他用袖口擦着碰伤的鼻子，哽咽着说：
“妈妈，我要吃甜馅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道：
“你这斜眼儿鬼，你就不能让我安安生生地做一回祈祷，龟儿子，我现在就让你吃个够！……”她从凳子上抓起鞭子，男孩子立刻跑得没有了踪影。灶台后面的两个女孩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老太婆第三次开始做祈祷。
保尔没有等他哥哥回来，就起身离去了。他临走而带上栅栏门的时候，发现老太婆从靠边上的窗口探出头来，她是在监视他呢。
“真糟糕，是什么把哥哥迷住了，让他掉入这么个陷阱里？现在他怎么也跳不出这个陷阱了。斯捷莎每年生一个孩子，阿尔乔姆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恐怕连机车修理厂的工作也要辞掉了，”保尔想到这里，心情很郁闷，他走在镇上人烟稀少的街道上。“我本来还想引导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当他想到，他明天又要回到大城市了，那里有他亲密无间的朋友，有他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心情又好了许多。大城市里沸腾的生活，奔忙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对他都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最吸引他的，还是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庞大的机器以及不停地滑动的传输带。他的心已经飞到庞大的齿轮迅速旋转的地方，已经飞到散发着浓浓的机油气味的地方，已经飞到他日日夜夜生活惯了的地方。可是当保尔在这里，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镇子上，在这个人烟稀少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他心里却滋生出一种压抑感，一种颓丧感。这个镇子对他来讲，既缺乏生机，又显得陌生。甚至白天出外散步，也不能改善他的郁闷的心情。当保尔从两个坐在台阶上爱说闲话的妇人旁边走过时，就听见她俩一句赶一句地说道：
“老伙伴，快瞧，从哪儿来的这么个丑八怪？”
“看他那模样，肯定是个痨病鬼。”
“他身上那件皮外套蛮漂亮的，一定是偷来的。”
还有许多让人心烦的事。
这里虽然是他的家乡，可是他已经离开家乡多年，这里的一切已经变得陌生，大城市对他来说显得更亲近。那里有他亲密的同志，热火朝天的生活，有挥洒汗水的劳动。
保尔不知不觉来到一片松树林前，他走到一个岔道口站住了。右边是一座旧监狱，仍然显得阴森、恐怖。一堵用尖形木桩筑成的高墙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一座白色的建筑，那是医院。
这里有一片宽阔的空地，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被残忍的敌人杀害的。他在当年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朝着陡坡走去。下了陡坡，是一片空地，这里就是埋葬烈士们的墓地。有人用松树枝编成花环，把这块小小的墓地围起来，形成一个绿色的围屏。挺拔的松树耸立在陡坡上。谷地的坡上坡下，到处绿草茵茵。
这里是小镇的近郊区，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冷寂、凄清的感觉。松树林发出低沉的沙沙声，春天里复苏的泥土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者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他们是为了穷苦的生活能变得美好，为了人生下来不再当奴隶，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保尔用手从头上慢慢地摘下帽子，此时他的心情异常悲痛。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这样度过它，当我们回忆往事时，不因为虚度了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一事无成而羞愧，只有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奉献给世界上最豪迈的事业，这就是为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应该抓紧时间而生活吧！要知道，一场荒诞的疾病，或是偶然发生的悲剧，都可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埋葬英雄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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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脸愁容的母亲在家里打点儿子启程的行装。保尔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母亲瞒着他，偷偷地抹眼泪。
“保尔，你能不能不走？留我一个老太婆在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不管养多少孩子，他们一旦翅膀硬了，就都飞走了。城市对你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是不是也一样生活吗！你是不是看上一个短尾巴母鹌鹑了。要知道，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乔姆结了婚，可是他预先一个字都没有吐露。你就更不用说了，只有你回来养病，我才能看见你。”母亲一边把儿子的很少的一些日常用品，装进一个干净的旅行包，一边低声唠叨着。
保尔托住母亲的肩膀，让母亲往自己身边靠了靠。
“亲爱的妈妈，母鹌鹑还没有！你老人家知道，鸟儿总是找它的同类做配偶。而我是什么，难道你认为我是公鹌鹑吗？”
保尔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母亲，我发过誓，在我们还没有把世界上的资产者消灭光，我是不会找姑**，你说，还要等很久吗？妈妈，用不了多久，资产者很快就完蛋了……一个**大众的共和国很快就会诞生，到那时，把你们这些劳动的老年人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是一个频临大海、四季如春的国家。那里没有冬天，我们要安排你们住进原来资产者住过的豪华的宫殿。你们在那里可以充分享受生活，可以做日光浴，晒暖自己衰老的骨头。之后，我们再到美洲，消灭那里的资产者。”
“孩子，我活不到你说的那个时候，你和你爷爷一样，你爷爷是个水手，干什么事都抢在别人前头，他简直就是个强人，我真不该这么说他。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打完后，他失去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他拖着残疾的身子回到家里。胸前挂着两枚十字勋章和两枚系在丝带上的银币。可是老了以后，最后还是穷困而死。他这人火爆脾气，有一次他用棍子打了一个当局者的头，结果他在监牢里蹲了不少于一年，十字勋章也帮不了忙，还是被关进去了。我看你呀，和你爷爷一模一样。”
“妈妈，我们就要分别了，干吗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把我的手风琴给我，我好久没有碰它了。”
保尔低下头，看着珠母做的琴键。母亲十分惊讶，因为保尔演奏了一首新乐曲。
他现在演奏的风格跟过去不一样了。在他的演奏中已经没有那种随意的、浮云般的滑音，也没有那种粗狂的想法设法拔高的尖音，更没有了那种使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镇的狂放的如万马奔腾的旋律，他演奏出的一个个音符变得深沉了，稳练了，但仍然很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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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一个人来到车站。
他说服母亲留在家里，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母亲在分别时流泪。
旅客们都使出平生的力气往火车上挤，保尔找到一个空位子，在上铺，他从这里可以观察通道上喧嚷吵闹的和疾风急火的人们。
他们都拖着大袋小包，匆匆忙忙把它们塞到座位下面。
列车开动以后，大家稍稍安静了一会儿，同常都利用这个时间，开始贪婪地吃着随身带的东西。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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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走访的第一家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契克大街上。他沿着阶梯慢慢地走上过街天桥，周围的环境他很熟悉，没有任何变化。他走在天桥上，用手抚摸着光滑的护栏。他刚要往桥下走，但停住了脚步，桥上没有一个行人。他站在高处往下看，一幅宏伟的夜景展现在他的眼前，让他看得都入迷了。黑暗像黑色的丝绒，覆盖住地平线，天空中无数的星星在闪烁，它们交相辉映。大地和天际已经溶合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天在哪儿，地在哪儿。城市在黑暗中抛撒下万家灯火……
从阶梯上迎着保尔已走上来几个人。他们大声的、激烈的争论打破夜的宁静，保尔不再看城里的灯火了，开始往桥下走。
他来到克列夏契克大街的特工部，值班人员告诉他说，朱赫来早就调离这个城市了。他提了许多问题问保尔，直到他相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识朱赫来，他才告诉保尔：朱赫来被调到塔什干工作已经两个月了，是被调到突厥斯坦前线去工作。
保尔听了值班人员的情况介绍，又是失望，又是伤心，他甚至没有进一步问细节，就默默地转身来到大街上，这时他感觉很累，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
一辆电车丁零当啷地开过去了。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延后续地走了过去。像河水，永不断流。这个城市非常热闹，女人们幸福的笑声、男人们低沉的说话声、年轻人们高亢的歌声、老年人嘶哑的交谈声，所有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一股美妙的声浪。人的洪流没有头尾，每个人都急匆匆往前走。电车的探灯、汽车的前灯、附近影院广告牌周围的照明灯，装饰着夜幕。到处是人，到处是说话的声音，这就是大都市的夜。
街市上的喧闹和繁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由于知道了朱赫来被调走而产生的失望和伤心。现在到哪儿去呢？到索洛缅卡去，那里有许多朋友，可是那个地方太远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上的那处房子，自然就成了他的首选。当然，他现在马上就去。要知道，朱赫来以后，他最想看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丽达，到了那里，他还可以住在阿基姆家里，或是住在米海洛家里。
从老远的地方，他就看见角落里的那扇窗户里亮着灯。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使它平静下来。他拉开那扇橡木门，在门口站了几秒钟。听到门里边丽达的房间里有人在弹吉他。
“好啊，现在也允许弹吉他了？制度也不那么严了，”保尔推测说，他用拳头敲了敲门，此时的他特别激动，他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士，她两鬓的头发鬈着。她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保尔。
“你找谁？”
门依然开着，保尔迅速扫视了一下房间里不熟悉的陈设，心里就明白了，不过他还是答话说：
“我能见到丽达吗？”
“她已经不在这儿住了，一月份，她就去哈尔科夫了，我听说，她从哈尔科夫又到了莫斯科。”
“阿基姆同志是不是还住在这儿，还是也离开这儿了？
“阿基姆同志也离开这儿了，现在他是**敖德萨省委书记。”
保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转身离开了。他回城的喜悦心情一下子全被打消了。
到哪儿过夜的问题，现在应该认真考虑了。
“要是这样挨着个儿一个一个去找老朋友，恐怕腿跑断了，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这时的保尔还真发愁起来，但是发愁有什么用，再去碰碰运气吧。他决定去找潘克拉托夫。潘克拉托夫就住在码头附近，去找他比到索洛缅卡要近得多。
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终于来到潘克拉托夫的家门口，他家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油漆成赭红色的了，他敲了敲门，他心里想：“如果再找不到潘克拉托夫，他就不到处游荡了，就爬到一只小船上过一夜算了。”
开门的是一位老妇，她头上围着一块朴素的头巾，在下巴下面打着结。她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妈，潘克拉托夫在家吗？”
“刚回来，您找他？”
她没有认出保尔，她扭过头去，喊道：
“潘克拉托夫，有人找你！”
保尔随着她走进房间，把旅行包放在地板上。潘克拉托夫咽下最后一口面包，从桌后朝保尔扭过头来说：
“既然是找我，那就坐下来说吧，让我把这口红菜汤喝完，从早晨到现在只喝了一点水。”潘克拉托夫说着拿起一把大木勺。
保尔侧身坐在一把破旧椅子上。从头上摘下帽子，用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水（这是他的老习惯）。
“难道我真的变化这么大，潘克拉托夫竟然没有认出我来？”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口菜汤，半天听不到客人说话，就扭过头来说道：
“你有什么话，快说呀！”
他刚要把一块面包送进嘴里，手却停在嘴边，他简直有点措手不及，直眨巴眼睛。
“喂，等等……竟有这样的怪事，难道是……”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憋得通红，就忍不住笑起来。
“保尔，我们都以为你死了！……不过等一下，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姐姐和母亲听见潘克拉托夫喊她们，就都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他们三个人最后确定，他们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保尔。
全家人都早就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述这四个月来的情况变化。
“还是冬天的时候，伊万、杜巴瓦和米海洛都去哈尔科夫了。这几个家伙到那里不是干别的，是到**主义大学学习去了。伊万和杜巴瓦到预科学习，米海洛进本科一年级。我们原打算去十五个人。我也心血来潮，递了个申请。我想我也该充实充实自己。没有知识，寸步难行。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没有录取我。”
潘克拉托夫说到这里，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呼哧了半天，才又继续说道：
“开始时我的事情还很顺利，所有的条件我都符合；有党证，团龄也够，家庭状况和本人出身都没问题。但是一到政治知识考查，我就不那么顺利了。
我有意刁难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他提了一个小问题问我：‘潘克拉托夫同志请您说一说，什么是哲学，你是怎么理解哲学的？’你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但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有一个装卸工，他上过中学，是个流浪者。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哪里知道，希腊有一些学者，他们非常了解自己，他们称自己是哲学家。其中有一个人很典型，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了，对了，他好像是叫伊杰奥根，一辈子就住在一只大圆桶里，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他能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这个人被他们捧为出类拔萃的能人。总之一句话，他们都是胡扯。我记起了中学生讲的故事，我想，这个考试委员会的委员是从右的方面教训我。他用狡猾的的目光看着我，我马上给以回击。我说，所谓哲学就是白口说瞎话，无的放矢。同志们，这种骗子玩儿的把戏对我来说，毫无兴趣。至于党史，我倒是倾心想学。他们很想知道，我的关于哲学的这些看法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把中学生的话，再补充上一些我自己的话，说给他们听，考试委员们听了，差点儿笑破肚皮。可我很生气，我说，怎么？你们是不是把我当傻瓜了？我拿上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考试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在省委会遇到我，和我谈了有三个钟头。我才弄清楚，那个中学生原来是没有根据地胡言乱语。现在我清楚了，哲学原来是一门了不起的充满智慧的学科。
杜巴瓦和伊万通过了考试。杜巴瓦一向学习出色，而伊万比我强不了多少。勋章帮了他的大忙。总而言之，我是一无所得，被淘汰了。后来我被任命在码头上做管理工作。我现在暂行代理货运码头的主任一职。以前我常常为了青年工作和主任们争得不可开交，现在倒好，我也当上主任了，我也开始领导码头的货运工作了。有时候我遇到磨洋工的懒汉或是粗枝大叶的马虎虫，我就以主任和书记的双重身份对他们进行教育。如果他们想用花言巧语蒙骗我，没门儿。我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还有什么情况没有跟你说呢？关于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省委的老人当中，只有屠弗塔的工作没有调动过。托卡列夫担任索洛缅卡党的区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区委工作。塔莉亚在政治教育部工作。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承担下来，关于他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我们在省委碰到过几次，这个小伙子很能干，就是自尊心太强。你还记得安娜吧，她也在索洛缅卡，她是区党委妇女部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都告诉你了。保尔，现在党把很多人送去学习。老干部现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习班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送我去学习。”
他们一直谈到半夜，才入睡。早晨，当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到码头上班去了。他姐姐杜霞身体很结实，长得像弟弟，她给客人端来茶水，和客人谈些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舵手，出航了。
保尔准备要走，杜霞送他走时，嘱咐他说：
“别忘记，我们等着你回来吃午饭。”
**********
**省委还和过去一样，老是那么热火朝天，办公室的门一会儿关上了，一会儿又推开了，没有休闲的时候，走廊上，房间里，都是人，从办公室里不时地传出打字机的哒哒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观察着周围的情况，看能不能遇到熟人，结果没有发现一个熟人，就径直走进书记的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一件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蓝衬衫，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他看了一眼保尔，这就是表示欢迎的意思，然后又低下头写他的东西。
保尔坐在他的对面，观察着这位阿基姆的接替人。
“有什么问题？”书记问道，这时他在自己写好的文件的最后点上了句号。
保尔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同志，现在需要恢复我的团籍，把我的名字重新登到团员名册上。然后把我派到铁路工厂去，请你派人安排一下我的工作。”
书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犹豫不决地回答说：
“恢复你的团籍，这是毫无问题的。至于派你到铁路工厂去工作，有点问题。最近当选的团省委委员茨维塔耶夫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我们派你到别处工作吧。”
“我到铁路工厂去不会影响茨维塔耶夫的工作。我是要下到车间做我的本行工作，我不是去当**的书记，何况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请求暂时不要分配我别的工作。”
书记同意保尔的要求，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你把这个交给屠弗塔同志，他会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的。”
在人事处，屠弗塔正在骂他的助手——统计员，保尔发现他们互相对骂得正起劲，就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可是看来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于是他就拦住怒气冲天的屠弗塔说：
“屠弗塔，等一会儿再跟他吵架吧，我这里有一个条子需要交给你，先给我**吧。”
屠弗塔看保尔交给他的条子就看了好半天，然后又仔细打量了保尔，最后，他弄明白了。
“哎呀，原来你没有死，现在该怎么办？已经从团员的名册中除掉你的名字了。我亲自把你的履历卡片寄给团中央。全俄罗斯的**员重新登记过，你也错过这个机会了。根据团中央的通报，凡是没有重新登记的团员一律取消团员资格。所以，你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履行一个重新加入**的手续。”屠弗塔的话说得很武断。
保尔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恪守老规矩。你还年轻，可你比档案馆里的老耗子还狡猾。你什么时候能变得老实一点？”
屠弗塔突然气急败坏，好像跳蚤咬了他。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为我的工作负责，通令发布下来，是要由人来执行，而不是要人违背。至于你把我比做耗子，你必须承担侮辱罪。”
屠弗塔的最后一句话具有威胁性，他把一大堆没有浏览过的公文、信函拿到自己跟前，并且做了个手势，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保尔不急不躁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又想起什么事，就又回到桌旁，拿回放在屠弗塔面前的书记写的那张纸条。屠弗塔的两眼紧盯着保尔。这个脾气坏、好找茬儿、长着一对招风耳的老油子很令人厌烦，有时看着他的样子也觉得好笑。
“那好，”保尔带着挖苦的口气冷静地说道，“你当然可以把扰乱统计工作的罪名加在我头上。不过请你告诉我，你用什么办法惩罚一个预先没有申请死亡而突然死亡的人呢？要知道，每个人都可能想要病，就病了，想要死，就死了。这种情况大概都没有通报。”
“哈，哈，哈……”屠弗塔的助手听了这话，认为，再不能保持中立了，于是就大笑起来。
屠弗塔把手中的铅笔尖弄断了，他把铅笔摔到地板上，但是没有来得及回答保尔的问题，就有一大群人说说笑笑涌进房间。他们当中有奥库涅夫。他们问了保尔很多问题，保尔都一一作了答复，他们了解了保尔的这一段经历，万分惊喜。过了几分钟，房间里又涌进来一帮青年人，其中有奥莉嘉。她看见保尔，同情和怜悯之心油热而生，但她还是愉快地握住保尔的手，握了好久都不愿松开。
大家让保尔把他的经历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同志们发自内心的喜悦。真诚的友谊和同情、紧紧的握手、亲切的拍几下肩膀，这一切使保尔把屠弗塔完全忘记了。
最后，保尔把他和屠弗塔的谈话告诉了大家。大家听后非常气愤。奥莉嘉轻蔑地瞪了屠弗塔一眼，就到书记办公室找书记去了。
“我们去找涅日达诺夫，他会给屠弗塔洗脑的，”奥库涅夫一边说，一边一只胳膊搭在保尔的肩膀上，和同志们一起跟着奥莉嘉去找书记。
“应当免去他的职务，把他交给潘克拉托夫，让他到码头上去当上一年搬运工。屠弗塔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者！”奥莉嘉生气地说道。
省委书记一直微笑着，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其他人提出的免去屠弗塔职务的要求。
“关于恢复保尔的团籍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马上就发给他团证，”涅日达诺夫抚慰奥莉嘉说道。“我也同意你们的看法，屠弗塔是个**者。”他继续说道。“这是他的主要缺点。但是应该承认，他的档案工作做的不错。就拿我过去工作过的地方来说吧，这些地方**的登记工作和统计工作普遍都做得一塌糊涂，可以说没有一个数字是可信的。我们这里的统计工作做得就很好。你们都知道，屠弗塔在他的办公室里有时工作到深夜。我这样想，我们免去他的职务，找一个人替换他，这多容易，但是，如果替换来的人做不好统计工作，结果是官僚主义没有了，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还是让他继续工作吧。我跟他好好地谈一谈，过上一段时间，再看情况。”
“好吧，就怎么办吧，”奥库涅夫同意道。“保尔，我们到索洛缅卡去，今天在我们的俱乐部里召开**积极分子大会。没有人知道你会到会，突然宣布说：‘现在保尔发言！’保尔，真不简单，你没有死，如果你真的死了，对无产阶级有什么好处？”奥库涅夫结束了自己的玩笑话，然后挽着保尔的胳膊，一块儿到走廊去了。
“奥莉嘉，你来吗？”
“一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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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拉托夫的家人一直等着保尔回来吃午饭，可是保尔没有回来吃饭，夜里也没有回来。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到了自己的家里。他在苏维埃之家有自己的一间房子。他款待保尔吃了饭，然后放在保尔面前的桌子上一大摞报纸和两大本**区委会的会议纪录，对保尔说；
“你看一看这些材料，你害伤寒病白白消耗了很多时间，我们却经历了不少事情，做了不少工作。你看了这些材料就知道了，你从这些材料中了解一下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天快黑我才能回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到俱乐部去。你累了就躺下睡一会儿。”
这位区团委书记把一堆文件、资料和公函都塞进他衣服的几个衣袋里，他不喜欢用公文包，经常把公文包塞在床底下。他围着房间兜了一圈，这大概是表示告别吧，然后就走出去了。
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地板上全是打开的报纸，一大摞书是从床底下找出来的，其中一部分已经摞到了桌子上。保尔坐在床上，正在看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信函，这些信函是他在奥库涅夫的枕头下找到的。
“你呀，真不像话，你瞧你把我的房间翻腾得乱七八糟！”奥库涅夫故做生气的样子说道。“喂，喂，同志，等一下，你怎么竟然偷看秘密文件！我真不该让你到我的房间里来！”
保尔笑着把手中的信放到一边儿。
“恰恰这封信里没有秘密，可是你做了灯罩的那张纸才是一件不应该公开的文件，甚至把边儿都烤糊了，你发现了吗？”
奥库涅夫拿进来那张烤糊边儿的纸，看了一眼上面的标题，立刻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子。
“这个文件我足足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它就如同石沉大海，完全消失了。现在我想起来了，前天，沃林采夫把文件做成了灯罩，后来他自己又找这份文件，找得满头大汗。”奥库涅夫小心翼翼把灯罩文件叠起来，塞到褥子底下。“以后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自我安慰说，“现在我们吃点东西吧，然后到俱乐部去，保尔，坐到这边来！”
奥库涅夫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用报纸裹着的干里海鲤鱼，从另一个衣袋里掏出两块面包，他把文件推到桌子的一边，然后在空出的地方又铺了一张报纸，他抓住鱼头，使劲把鱼往桌子上摔打。
奥库涅夫是一个乐观、愉快的人，他用嘴巴用力撕扯着干鲤鱼，同时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保尔讲些各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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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库涅夫带着保尔到了俱乐部，经过专用通道，来到讲台的后面。在这个宽敞的大厅的一个角落，在讲台右侧的钢琴附近，挤坐着一群铁路工厂的**员，塔莉亚和安娜就坐在他们中间。坐在安娜对面椅子上摇晃着身体的是沃林采夫，他是铁路工厂**的团委书记，他的脸色红润像八月的苹果，穿一件掉了色儿的破旧皮夹克。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眉毛也是淡黄色的。
他的旁边是茨维塔耶夫，他漫不经心地用胳膊拄着钢琴盖坐着，他的头发是栗色的，很美观，嘴唇的轮廓分明，他衬衫的领子敞开着，没有扣纽扣。
奥库涅夫走到大家跟前时，就听见安娜正在说话，他只听见安娜说的最后两句话：
“有的人总是尽量把接收新同志入团的程序弄得非常复杂。茨维塔耶夫就坚持这种做法。”
“**的组织不是大杂院。”茨维塔耶夫不服气安娜对他的指责，回应安娜的话简单、粗鲁。
“你们快看哪，奥库涅夫今天是怎么了，打扮得如此光彩照人，真像一把檫得锃光瓦亮的茶炊。”塔莉亚看见奥库涅夫后，大声嚷道。
大家把奥库涅夫拉进自己一堆人中间，纷纷问他道：
“你在哪儿来着？”
“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手，上下摆了摆，让大家静下来的意思。
“同志们，别急，托卡列夫马上就到，他一到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提醒大家说。
确实，区委书记来了，奥库涅夫向他迎过去。
“老叔，你跟我到讲台后面来一下，我让你见一个人，这个人你认识，你一定会吃惊的！”
“要见什么人，干吗搞得这么神秘？”托卡列夫含糊地问道，并喷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拉上他的袖子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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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库涅夫把手中的鈴摇得当啷啷响，甚至平时爱说话的人，也赶紧住嘴不说了。在托卡列夫的背后挂着马克思的肖像（肖像装在一个用绿色枝叶编成的华美相框里，他是《**党宣言》的天才作者）当奥库涅夫宣布开会时，托卡列夫看见保尔就站在讲台后面的通道上。
“同志们，在我们按照会议程序讨论团组织当前任务之前，我们先请保尔同志讲话，我和托卡列夫都认为，应该让他讲话，”会场里一片欢呼声，意味着大家都赞同保尔讲话，于是奥库涅夫大声说道：
“现在请保尔同志讲话！”
在会场内的一百个人当中，就有八十个人知道保尔，所以当人们所熟悉的个子硕高、脸色苍白的青年一出现在讲台上，大家又是欢呼，又是鼓掌，都热烈欢迎他。
“亲爱的同志们！”
保尔的声音虽然平和，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又回到你们中间了，我又归队了，我为此感到无比幸福。我在这里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我在奥库涅夫住的地方，看了不少材料，知道我们索洛缅卡的**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同志。铁路工厂和机车修理厂不再制造打火机了，从废旧机车停放场拖出几辆废旧机车，把它们修得和新的也差不多。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复苏，国力也有所增强。活在世界上是大有作为的。难道我能在这样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保尔说到这里两眼闪烁着光辉，面带微笑。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保尔走下讲台，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着的地方走去。好几只手神给他，他一一和他们握了手。同志们往紧里挤了挤，腾出位子让保尔坐下。塔莉亚紧紧地握住保尔的手，握了好长时间。
安娜的眼睛睁得好大，她的睫毛在抖动，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对保尔的出现又是惊奇，又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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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飞快地往前跑，每个工作日都不一般，它都会带来新事物。保尔每天早晨安排时间，令他苦恼的是，时间老是不够分配，老不够用。计划中要做的事，老做不完。
保尔住在奥库涅夫家里，在工厂里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和奥库涅夫争论了很久，最后他说服了奥库涅夫，奥库涅夫同意他暂时不做领导工作。
“我们的人手不够，你却想躲在车间里找清闲。你别对我说你生过病，生过病不是理由。我也得了伤寒，病愈后一个月我都是拄着拐棍到区委上班。保尔，我了解你，这不会是你的理由，你跟我说实话，”奥库涅夫逼着问他。
“奥库涅夫，真正的理由是我想学习，想读点书。”
奥库涅夫听了保尔的话，兴奋起来。
“啊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想读书，难道我就不想读书。老兄，这是利己主义。我们大家拼死拼活地干，而你却躲在一旁读书，这样可不行啊。明天你到组织部去。”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奥库涅夫还是让步了，他说：
“好吧，给你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之内，我不打扰你。这是我对你的宽容。不过你和茨维塔耶夫在工作上合不来，他这人很自负。”
保尔回到厂里，茨维塔耶夫不得不心存戒备。他坚信，保尔一回来，权力之争就开始了。他是一个容不下别人的人，他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是保尔来了没有几天，他就看出，他的预测是错误的。保尔得知，支委会打算让他担任支委的工作，他立刻找到茨维塔耶夫，告诉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奥库涅夫有协议，他建议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删掉。在车间的**的支部里，保尔只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但是不参加支委会的工作。虽然保尔没有正式参加支委会的领导工作，但在支委会的工作中。能感觉到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是正面的，他不只一次使茨维塔耶夫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有一次，茨维塔耶夫到车间来检查工作，他惊奇地发现，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团外青年正在檫洗窗户，清刷机器。他们把窗户上、机器上多年积攒下来的污垢刮掉，把废物和垃圾都清理出去。保尔拿着一把大拖把，用劲擦洗溅满油污的水泥地板。
“还用的着这样打扮车间？”茨维塔耶夫困惑不解地问保尔。
“我们不想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这儿有二十年了没有人打扫过，我们打算在一个礼拜之内，使车间焕然一新，”保尔针对他的问题做了简短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了耸肩膀就离开了。
电工们不满足只打扫车间，他们开始打扫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是堆放垃圾的场所。这里什么没有呢！有数百个火车车轮，有堆积如山的锈蚀的铁、铁轨、缓冲器、轴承箱等。数千吨的金属堆放在露天下，都生锈了。但是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暂时不让清理院子里的垃圾，他说：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我们完成，清理院子的事不必着急。”
于是，电工们在车间的门口用砖铺了一块地方，在上面再铺上铁丝网，人们走进车间时，铁丝网就可把他们脚底的泥土刮掉。但是车间内的清理工作直到下班后仍然在继续。过了一个礼拜，总工程师斯特里日走进车间，车间已经大放异彩，那些镶着铁框的大玻璃窗，由于上面长期积下的污垢和灰尘都被清洗掉了，所以也透进了阳光。阳光也**了机房，射到了机房中摆放的柴油机上，由于柴油机上的铜部件擦得锃光瓦亮，再经阳光的照射，发出耀眼的光芒。机器的主件都涂上绿油漆，甚至在舵轮柄上还涂上黄色箭头。
“恩……好……”斯特里日惊叹道。
在车间中远一点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正在做收尾工作。斯特里日走到这里，保尔手里提着一桶油漆迎着他走过来。
“小伙子，等一下，”工程师拦住保尔说道。“你们做的这件事，值得鼓励。但是油漆是谁给你们的？要知道，油漆是稀缺物资，没有我的批准，是不能随便使用的。火车头上的部件需要油漆，这比你们油漆机器要重要得多。”
“可是我们用的油漆是我们从丢弃的油漆桶里一点一点刮出来的。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垃圾堆里找丢弃的空桶。我们从空桶里刮出了足有二十五磅油漆。工程师同志，我们干的事都是合乎规定的。”
工程师想再一次对他们的行为表示鼓励，但这一次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当然了，希望你们继续做下去。毕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立志要把车间卫生搞好，你们的行动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你们干这件事用的还是业余时间，怎样评价你们的这种服务精神呢？”
保尔从工程师的话音中听出工程师对他们的这种自愿行为还是不理解。
“当然是这样，不过您是怎么认为的？”
“是的，但是……”
“斯特里日同志，问题就在你的这个‘但是’上。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眼睁睁看着这些垃圾而无动于衷呢？您等着瞧吧，我们还要更加广泛地开展这样的活动。到时候你会看到更让你惊奇的事。”
保尔为了不让自己身上的油漆蹭到工程师的身上，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工程师，径直朝门口走去。
保尔每天晚上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离开。他和图书馆的三位女图书管理员已经很熟悉了，他用了很多办法，终于说服了图书管理员，她们同意他可以自由翻看书架上的图书。保尔把梯子放到高大的书柜前，他能好几个钟头坐在梯子上翻看和寻找他所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书。图书馆里旧书居多。新书都放在一个不大的专门的柜子里。在这里能看到内战时期的小册子、马克思的《资本论》、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铁蹄》和其他的书籍。保尔在旧书当中还找到了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保尔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这本书读完了，他把书放回到书柜里，和高尔基的书摆在一起。他总是把最有意思的，他最喜欢读得书摆在一起。图书管理员并不反对他这么做，他们觉得这无所谓，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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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乍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竟然打破了**组织的平静，是这么回事：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菲金，一个翘鼻子、麻脸，慢性子的青年，在往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珍贵的美国造钻头。弄坏钻头的原因就因为他干活儿草率，甚至比草率还坏，那就是故意。事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工长霍多洛夫让菲金在一块铁板上钻几个孔，菲金开始时不愿干这个活儿，可是迫于工长的坚持，他拿上铁板开始去钻。车间里的人都不喜欢这位工长，因为他太爱吹毛求疵了。他曾经是个孟什维克，他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对**员总是另眼看待，但是他精通业务，恪尽职守。他发现菲金钻孔时，没有给钻头上油，只是“干钻”，工长赶紧走到钻机前，把钻机关了。
“喂，怎么搞得，你是瞎子，还是昨天才来的新手？！”他冲着菲金嚷嚷道，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干钻下去，钻头肯定会坏。
但是菲金反而骂工长，并且把钻机又打开了。工长就去找车间主任告状，而此时菲金并没有关上钻机，而是去找加油器，他的想法是，等行政领导来了，钻机仍然转着，油也加上了。可是出乎他的预料，等他找到加油器回来后，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菲金。**支委会却袒护菲金，其理由是霍多洛夫压制积极分子。但行政当局坚持开除，因此把这件事提到团委来讨论。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
五个支委中，有三个支委同意给菲金警告处分，并调离现在的岗位，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茨维塔耶夫是这三个支委中之一。另外两个支委认为菲金根本没有错。
支委会的会议是在茨维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一块红台布，有几条长凳，都是由木工车间的年轻工人亲手制作，墙上挂着领袖像。桌子后面的整面墙上挂着**团旗。
茨维塔耶夫是脱产干部，就职业来说，他是锻工。由于近四个月来，他的工作干得不错，表现出一定的才能，所以被提拔到**的领导岗位上，他当了团区委委员和省委委员。他原先在机械工厂当铁匠，现在是铁路工厂的新手。从一开始，他就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他这个人过于自信，对任何事都喜欢自作主张，他极易压制年轻人的个人创造精神。他把一切工作都抓在手中，可是又抓不过来，于是他开始埋怨他的助手们，说他们工作不努力，不尽职。
就连这个房间的布置和陈设也是在他本人的监督下进行的。
茨维塔耶夫正懒洋洋地半坐半躺在一把软靠椅上主持会议，这把软靠椅是从**活动站搬来的。会议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小组长要求发言时，有人敲门，门是锁着的，茨维塔耶夫不高兴地邹了邹眉头。门再一次被敲响。卡秋莎站起来去把门打开。站在门外的原来是保尔，卡秋莎让保尔进来。
茨维塔耶夫本来想叫住保尔，可是保尔已经朝一个空位子走过去。
“保尔，我们的这个会是内部会。”
保尔的脸登时红了，他慢慢地朝着桌子走过去。
“我知道你们的会是内部会，但是我想知道你们对菲金事件怎么看。顺便我也想提一个新的问题，你是不是反对我参加这个会？”
“我不反对，不过你是知道的，只有支委会的委员才有资格参加内部会议。如果一大堆人来到会议上，还怎么讨论问题？但是，你既然来了，那就坐吧。”
保尔平生第一次遭受到这么大的侮辱，他眉头紧皱。
“干吗这么**？”霍穆托夫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是保尔一方面摆手示意，不让他在往下说了，一方面他自己坐到凳子上。
“我是想说，”霍穆托夫还是说道，“霍多罗夫的做法是对的，他这人独来独往，但是我们也太不把纪律当回事儿了。如果**员都拿钻头不当回事儿，把它弄坏了也无所谓，我们还怎么干活儿呢！这样一来，团外青年只能把我们当作反面典型。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维塔耶夫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就表示反对。保尔听他们争辩了十分钟，基本上了解了支委会的看法。当就要表决的时候，保尔要求发言。茨维塔耶夫内心深处是不想让保尔发言，但表面还是同意了。
“同志们，关于菲金事件，我想谈一谈我的意见。”
保尔没有想到他说话的声音那么严厉。
“菲金事件，只是一个信号，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个事件。我昨天收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记下来的。大家注意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形成一个规律。百分之十七的**员每月总有一天到两天旷工，而团外青年每月旷工的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就如同鞭子抽在我们身上。我还顺便抄下来下边一些数字：党员当中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上班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党外群众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三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三十三。损毁工具的情况：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他们当中的百分之七是刚参加工作的新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员的工作纪律不如党员，也不如党外群众。但是这个情况并不是各地都一样。煅造车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车间，电工车间也合乎要求，其他车间也都差不多，纪律也都说得过去。霍穆托夫关于纪律的发言，我认为他只说了问题的四分之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消除差别。我不想鼓动大家，也不想召开群众大会讨论，我们应该猛烈谴责玩忽职守、纪律涣散等不良现象。老工人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们为农奴主干活儿，干得不错，后来为资本家干活儿，也很认真，可现在，我们自己成了主人了，又干得怎么样，真没有理由让人谅解。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有错的不是菲金，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和这种不良现象做斗争，而相反，我们有时还用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这样的人。
刚才莎莫欣和布蒂利亚克说了，菲金是自己人，是完全信得过的人，是积极分子，还担任着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了钻头，这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可能弄坏东西。更何况菲金是我们的人，而工长则是外人。……虽然没有人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可这个工长有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抛开他的政治立场不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他虽然是党外人士，可他保护的是国家财产，而我们的人毁掉的却是进口工具。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菲金的这个事件很典型，现在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事件，作出公正的处理。我的意见是，菲金干活儿懒散，不认真，不遵守劳动纪律，应当把他开除出**。关于他的问题应该公开登在墙报上，不怕有人说闲话。还有这些迟到和矿工的统计数字也要通过社**之于众。我们有力量，党是我们依靠的坚强后盾。**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生产者。他们当中有六十名团员参加过博雅尔卡的筑路工程，当时的博雅尔卡就是一座培养人的学校。在他们的协助下和参与下，我们一定能把我们身上的顽疾治好。应该永远丢弃在这件事情上的容忍和妥协的态度。”
保尔一向是一个稳重的和不善言辞的人，现在却话语激烈、言辞尖锐。茨维塔耶夫第一次观察到保尔的个性。他也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他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戒备心理，因而影响他接受保尔的意见。他把保尔的发言看作是保尔对整个组织状态的严厉批评，看作有损于他的威信，他决定应战，驳倒对方。他的反驳直接从批评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开始。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钟头，最后争论终于有了结果，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大多数人都站在保尔一边。而茨维塔耶夫在事实面前败下阵来，但是他采取一个不正当的手段，**了民主的原则，他提出，表决前，保尔必须退出会场。
“好吧，我退出，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你会弄巧成拙，反而会丢掉你应有的威望。我只是想预先警告你，如果你一定要一意孤行，明天我就把我们的争论提到全体会议上，我相信，你不会得到多数人赞成。茨维塔耶夫，你的观念是错误的。霍姆托夫同志，我认为，在召开全体会议以前，你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到党委会上。”
茨维塔耶夫用挑衅的口气说道：
“你是在吓唬我吗？我知道路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指手画脚，我们会讨论你的问题的。如果你自己不干工作，不要妨碍别人干工作。”
保尔走出会场，把门带上，用手擦掉额头上的汗，穿过空荡荡的办事处，来到大门口。他到了大街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抽起来。然后径直朝巴蒂耶夫山岗走去，因为托卡列夫住在山岗上的一个小木房里。
保尔走进小木房时，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
“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闻，说说吧，我愿意听。达丽亚，给他端一碗粥来。”托卡列夫一边说，一边让保尔坐到桌旁。
达丽亚是托卡列夫的妻子，她和丈夫不一样，丈夫是又瘦又小，她是又胖又高。她把一碗粥放到保尔面前，用白围裙的一角擦了擦湿嘴唇，然后亲切地对保尔说：
“喝粥吧，小伙子！”
**********
从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里坐一坐，而且坐得很晚。可是现在，他回城工作了，他还是第一次到托卡列夫家来。
托卡列夫注意听保尔给他介绍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说，只是一边用汤勺喝粥，一边偶尔哼上几声。他喝完粥，用手巾擦干了胡子，咳嗽了几声。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问题应该从这里抓起。就是说，你同茨维塔耶夫争吵过了？这很不好！茨维塔耶夫虽然有点自负，但他还年轻，你不是善于做青年人的工作吗！你现在在厂子里担任什么工作呢？”
“我在车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团支部，我领导着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会里呢，有没有担任什么工作？”
保尔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最初一段时间，我感觉身体还很虚弱，也想多读一点书，所以没有正式参加领导工作。”
“竟会是这样！”托卡列夫用一种不赞成的口气说道，“你知道，你所以没有受到大家的批评，是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好多了。”
“那好，那就把工作担负起来。不要做旁观者，不要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要亲身投入才行，否则人家会说你是逃避责任，你有嘴说不清。明天就把这个状况扭转过来。我也找奥库涅夫好好谈一谈，”托卡列夫带着几分不满情绪说了这一番话。
“大叔，你不要批评他，”保尔说，“是我要求不要往我肩上加担子的。”
托卡列夫听了保尔的这话，禁不住冷冷地一笑。
“你提出要求，他就照办了？你们这些**员，真对你们没办法……好吧，孩子，按老习惯，你给我读报吧……我的这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
**********
党委会赞同多数团委的意见。党团组织面临着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每个党团员都要做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维塔耶夫在党委会上受到大家严肃的批评。开始他的态度还挺蛮横，抗拒批评，后来经**（已过中年，身患结核病，尚未痊愈，显得面黄肌瘦）摆事实讲道理的发言，他感到理屈词穷，只好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只承认自己有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一篇文章，它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都读了这篇文章，并对它展开热烈的讨论。晚上**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仍然聚焦在这篇文章上。
菲金被开除出**。团委会增选了一个新同志，他就是保尔，他分工担任政治教育工作。
大家安静地和耐心地听涅日达诺夫讲话。他谈到铁路工厂面临的新任务和新的发展阶段。
会后，保尔在街上遇到了团委书记茨维塔耶夫，他走到茨维塔耶夫跟前说：
“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地谈一谈。”
“谈什么呢？”茨维塔耶夫低声问道。
“茨维塔耶夫，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怨恨我呢？”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原来你谈的是这个问题，我还以为你要谈工作上的事呢！”茨维塔耶夫有点故作惊讶，他的声音有点不谐调。
保尔把自己的手稳稳地搁在茨维塔耶夫的膝盖上。
“我们有话直说，不要兜圈子。不要学外交家，他们惯于搞弹性外交。你干脆直截了当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讨厌我？”
茨维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
“你怎么老揪住这个问题不撒手，说什么怨恨啦，讨厌啦，这都从何说起嘛！我建议你参加团委的工作，可你拒绝了，现在你反而说我排挤你。”
保尔觉得，他的话说得冠冕堂皇，一点诚意也没有，保尔的手仍然搁在他的膝盖上，心情很不平静，他说：
“看来，你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让我来说，你认为我处处都想超过你，你是不是认为，我做梦都想得到书记这个职位？要知道，如果没有我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就不会为菲金的事而争吵。这么一种关系对工作很不利，影响到整个工作。如果这种关系只影响到你我二人，那就无所谓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明天我们二人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你要注意，到时候我们一点辙也没有。我们都是工人的后代。如果你把事业摆在首位，那你就把你的手伸给我，明天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不能抛弃掉脑子里的那些私心杂念，如果你在工作中继续和同志们搞不团结，那么工作肯定搞不好，我们就会为工作中的每一个失误付出严重的代价。现在我的手就在你面前，如果你认为这是同志的手，请把你的手放上去。”
保尔非常高兴地感觉到茨维塔耶夫他那双粗大的手，放在了自己的手上。
**********
一个礼拜过去了。区党委办公室的人都下班走了。屋子里变得格外安静。但是托卡列夫还没有走，他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新材料，这时有人敲门。
“啊，是你呀！”托卡列夫回应说。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履历表放在老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从此我要把责任担当起来。我考虑时机已经成熟。如果你同意我的要求，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一眼履历表，然后又看了一眼保尔，于是默默地拿起笔，在介绍保尔为俄国**党（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的介绍人的党龄一栏内，填上一九〇三年，旁边签上他的姓名。
“拿去吧，孩子。我相信你决不会让我这白发老人丢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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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闷热得很，大家都有一个想法，赶紧到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去，那里有被栗树覆盖的林荫小路。
“保尔，快结束吧，热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茨维塔耶夫说道，他脸上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支持茨维塔耶夫的意见。保尔把书合上。小组学习就此结束。
当大家起身要走时，挂在墙上的那架老式电话机丁零零响个不停。茨维塔耶夫在房间里吵杂的环境下尽量提高嗓门儿和对方通了话。
他挂了话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停着两节波兰使馆外交官员乘坐的外交专车。他们的电灯坏了，需要去修理照明线路，可是一个钟头以后火车就要开走。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这是件火急火燎的任务。”
两列豪华的国际专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一列大窗户的车厢内灯火通明。但是相邻的车厢，里面却是漆黑一片。
保尔走到豪华车厢旁边，用手抓住把手，准备进到车厢里。
这时突然从车站靠墙的地方迅速走过一个人来，他抓住保尔的肩膀。
“公民，你要到哪儿去？”
保尔听这声音很熟悉，于是仔细朝他看过去，只见此人穿一件皮夹克，头戴宽檐制帽，高鼻梁，眼睛中流露出警觉的和不信任的神色。
阿尔丘欣直到这时才认出了保尔，他松开了抓着保尔肩膀的手，脸也不那么绷着了，但是他的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保尔的那只工具箱，不知里面有何物。
“你到哪儿去？”
保尔简单地说明他到这里干什么，这时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豪华的车厢，看见几个人坐着，他们穿着非常讲究的旅行服。一张桌子，上面铺着印花绸台布，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妇人，她背朝着门。当保尔走进来时，她正和站在她面前的一位高个子军官交谈呢。可是保尔一走进来，他们的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从身边的电灯通往走廊的线路，没有发现问题。他从车厢出来，继续检查线路，寻找损坏的地方。那位列车员紧跟在保尔身后，他的脖子粗得简直像个拳击运动员。他制服上又圆又大的铜纽扣上印着独头鹰图案。
“我们到那节车厢去看看吧，问题一定出在那边的线路上，这边的线路没问题，蓄电池工作也正常。”
列车员打开门锁，他们走进黑乎乎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线路，很快发现短路的地方。过了几分钟，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走廊上的黑暗退走了。
“你得把这个包间的门打开，里面必须换灯泡，原来的灯泡坏了。”保尔对跟随着他的列车员说。
“那我得去找太太，钥匙由她拿着。”列车员不愿留下保尔一个人，于是就带着保尔去找太太。
太太第一个走进包间，保尔紧随其后，列车员站在门口，用身子把门堵住。保尔一眼就看到放在行李网架上的两只雅致的皮箱、随意堆放在沙发上的缎面毛皮女大衣，以及放在窗前桌子上的香水瓶和绿色扑粉盒。太太坐在沙发的一角，梳理着她的淡黄色头发，同时还看着保尔干活儿。
这时，列车员费了好大劲才弯下他的粗脖子，用讨好的口吻对太太说：
“请允许我出去一下，少校想喝冰镇啤酒。”
太太像唱歌似地装腔作势说道：
“你可以去。”
他们相互说的是波兰语。
一束灯光从走廊**来，落在这个太太的肩上。这个太太穿一件袒胸露肩的入时的衣裙，这件衣裙是由巴黎高超的裁缝用里昂的一种高级薄绸缝制而成。耳垂上佩一颗水珠似的钻石，闪闪发亮。保尔只能看到她的仿佛象牙雕成的肩膀和胳膊，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的脸被暗影遮挡。保尔用改锥迅速换好了天花板上的灯泡，车厢立刻亮了。还需要检修沙发上方的第二盏灯，那位太太正好坐在沙发上。
“我还需要检查一下这一盏灯，”保尔来到太太面前，说道。
“啊，我碍您的事了，”这位贵夫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她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就站在保尔身旁。现在保尔看清了她的面孔，那熟悉的尖细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的嘴唇。千真万确，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妮莉。这位律师的女儿恐怕不可能不发现他那惊奇的目光。但是保尔虽然认得她，可她却没有认出来这个电工就是她们家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因为从那时起已过去四年了，他已经长成大人了。
她已经发现保尔看她时那惊奇的目光，她蔑视地皱了皱眉头表示回应。她走到车厢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面便鞋的尖头儿敲击着地板。保尔开始修理第二盏灯。他把灯泡拧下来，在亮处看了看，这时他突然用波兰语问妮莉：
“维克多也在这儿？”
保尔的这一问使妮莉倍感意外，保尔问她时，既没有转身向着她，更没有看着她的脸，但她半天没有说话，她心里有点慌乱，有点紧张，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难道您认识他？”
“甚至很熟，我们过去是领居。”保尔转过身来对她说。
“您就是保尔，是那个……”妮莉吞吞吐吐地不往下说了。
“厨**儿子。”保尔替他说了。
“想不到你都是成年人了，我记得那时候您还是个野孩子呢。”
妮莉毫不礼貌地从头到脚把保尔打量了一遍。
“您问维克多干什么？我记得，您和他也没怎么交往。”她说这话时，充分发挥了她嗓音的优势，希望以此来排解掉这次突然的见面带给她的郁闷和无趣。
保尔用改锥迅速把螺钉拧进墙里，然后说道：
“维克多还欠我一笔债，没有偿还，您看到维克多时，告诉他，我并没有忘记和他清算那笔债。”
“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替他偿还。”
她心里明白，保尔说的“债”是什么“债”。她知道这个“债”涉及彼得留拉匪兵的那个事件，但是她想戏弄一下这个“穷小子”，所以故意把债说成是钱的问题。
保尔没有理她。
“告诉我，我们家的房产是不是都被拿走了，而且毁掉了？园子里的凉亭和花坛也都毁掉了吧”妮莉用一种忧伤的声音问道。
“房子现在属于**，已经不属于你们，我们没有打算把它们毁掉。”
妮莉冷笑了一声。
“哎呀，您也接受过说教了！不过，我提醒您，这可是波兰代表团的专列，我是这个专列上的女主人，您仍然是仆人。您现在的服务是为了给我们车厢里点亮灯，是为了我能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书。过去你的母亲给我们家洗衣服，您给我们家跳水。现在我们相遇了，我们仍然是主仆关系。”
她说这番话时，那态度得意到了极点，狂妄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保尔一边用刀子削着电线的线头，一边用睥视的目光看着这位像小丑一样的波兰女人。
“女公民，如果是为了你本人，我一个锈蚀的钉子都不会釘，既然资产者杜撰出外交家，我们会以礼相待的，我们不会砍他们的头，也不会像您这样说那么多无礼的、粗鲁的话。”
妮莉的脸羞愧得赤红。
“如果你们要是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怎么处置我？也把我剁成肉泥，或是把我抢去，做你们的小老婆？”
她站在门口，只见她弯着身子，她的鼻孔一张一收，原来她正在吸食**。
沙发上面的灯亮了。保尔直了直腰。
“谁需要你们？用不着我们的刺刀，**就足以要了你们的命。像你这样的瘾君子，白给我做老婆，我也不要！”
保尔拿上工具箱，三步两步来到门口。妮莉给保尔让开路，当保尔走到走廊尽头时，就听见妮莉压低声音说道：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
第二天晚上，当保尔正要去图书馆，在半道碰上卡秋莎。卡秋莎揪住他的工作服的袖子，开玩笑地挡住他的路。
“你这是忙忙活活的到哪儿去？我们的政治家兼教育家！”
“我到图书馆去，我的大娘，滕开璐，让我走吧！”保尔也用玩笑的口吻回应她，并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往一边儿推，卡秋莎摆脱他的手，和他并排往前走。
“保尔，你听我说，你不要老是学习……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参加一个晚会吧。小伙子们今天都到齐娜家聚会。姑娘们早就让我把你带到晚会上去。你整天一门心思埋头于政治，难道你就不想娱乐娱乐，散散心？今天你如果不看书，你的头脑一定轻松得多，”卡秋莎就这样苦口婆心劝保尔。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晚会，大家在晚会上都做什么？”
卡秋莎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学着他的话说：
“大家在晚会上都做什么，反正不是祷告上帝，大家高高兴兴地打发时光，仅此而已。你不是会拉手风琴吗，我还一次也没听你拉过呢。怎么样，为我拉上一曲吧。齐娜的叔叔有一架手风琴，但他拉的不好。女孩子们都喜欢你，可你老是看书。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说**员不能有娱乐活动？我们去吧，别让我把嘴皮子都说破了，否则我就和你吵上一个月。”
大眼睛粉刷工卡秋莎是个好同志，是一个不错的**员。保尔不愿意让她伤心，就同意和她一起去，虽然他觉得到那个地方不习惯，也有点不好意思。
火车司机格拉迪什家里来了许多人，大家说呀笑呀，非常热闹。成年人为了不影响年轻人，为了不碍他们的事，就都到了第二个房间，而第一个房间比较大，而且还带着一个凉台（通向小花园），这里聚集了十五个青年男女。当卡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来到凉台上时，这里正在做游戏，游戏的名称叫“喂鸽子”凉台中央放着两把椅子，这两把椅子的椅背互相靠着，主持游戏的人邀请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让他二人分别坐在这两把背对背的椅子上，当主持人说：“喂鸽子！”背对背坐着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把头扭到后边，二人把嘴唇对在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接一个吻。然后就玩儿“戒指”和“邮差”这两个游戏。这两个游戏不管包括什么项目，但是接吻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为了躲开众目睽睽，接吻就不在光线充足的凉台上进行了，而是挪到灭了灯的屋子里进行。这样的游戏还不能满足有些人的要求。于是他们就玩儿另一种游戏。即在角落的圆桌上放上一摞纸牌，纸牌的名称叫“调情牌”，坐在保尔身旁的一个女孩叫穆拉，十六岁，她用卖弄风情的眼神看着保尔，并递给保尔一张牌，低声说道：
“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看见过这样的晚会，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他认为，那时这种晚会还算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现在，它已经永远脱离了城镇小市民那种庸俗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未免太低级，太丑陋，也太荒谬可笑。
不管怎么说，一张“紫罗兰”牌已经放在他手里。
他拿起牌，看其背面写的是：“我非常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这位姑娘，姑娘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她也看着保尔。
“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穆拉预先有准备。
“玫瑰”，她又递给保尔第二张牌。
玫瑰牌的反面写着：“你是我的意中人”，保尔扭过身来，尽量用温和的语调问她道：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游戏呢？”
穆拉感到难为情，有点慌了神儿。
“我的坦诚反而引起您的不高兴！”她噘着嘴，任着性子说道。
保尔没有答理她的问题，但是他特别想弄清楚，和他说话的这个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他向姑娘提了一系列的问题，姑娘都一一作了回答。过了没有几分钟，他就弄清楚了，她还是个中学生，她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知道他，很想跟他认识。
“你叫什么名字？”保尔问道。
“我叫穆拉。”
“你哥哥是不是机车修理厂的团支部书记？”
“对呀！”
现在保尔知道她是谁了。沃林采夫是区**的积极分子。但是显然，他对他的妹妹关心不够。以至她沾染上了许多小市民习气。最近一年来，她傻头傻脑地参加了她的朋友们搞的这种接吻晚会。她在哥哥那里见过保尔几次。
现在穆拉意识到，保尔不赞成她参加这种游戏，所以当邀请她参加“喂鸽子”的游戏时，她看到保尔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笑，就断然拒绝了。
他们又坐了几分钟。穆拉把自己的情况讲给保尔听，这时，卡秋莎来到保尔跟前。
“让他们给你拿来手风琴，你拉吗？”卡秋莎用狡猾的目光看着穆拉，“怎么，你们认识了？”
保尔让卡秋莎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利用周围说笑吵闹的混乱环境，对她说：
“我不拉手风琴了，我马上就和穆拉离开这里。”
“哎呀，你是呆腻了吧？”卡秋莎意味深长地说道。
“是呆腻了。你告诉我，这里除了你我，还有别的**员吗？是不是只有我和你参加了这种低级、无聊的游戏？”
卡秋莎用调解的口吻说道：
“这种游戏以后不搞了，现在我们跳舞吧。”
保尔站起身来，说：
“好吧，你去跳舞吧，我和穆拉还是得走。”
**********
一天晚上，安娜来找奥库涅夫，房间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保尔，你忙吗？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一块儿走，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再说了，回来会很晚的。”
保尔很快收拾了一下，床铺上面的墙上挂着一柄毛瑟枪，要是带上它，太重。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放进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个条子。把钥匙放到约定的地方。
他们在会场上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大家都坐在一起，休息时一块儿到广场上走了走。正像安娜预料的，会议开到深夜才散。
“到我家住一宿吧？这么晚了，路又远。”奥莉嘉对安娜说。
“不了，我已经和保尔约好了，我们一块儿走，”安娜推辞说。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沿着马路向坡下走去，保尔和安娜都住在索洛缅卡，他们一直向土岗上攀爬。
夜黑沉沉的，很闷热。城里的人都已入睡。参加会议的人沿着大街，朝着不同的方向，四散走开。他们的说话声和走步声渐渐地消失了。保尔和安娜迅速离开了中央大街。在空无一人的市场上，一名巡查拦住了他们，查验了他们的证件，放他们走了。他们穿过林荫道，来到一条既无照明又无人烟的街道，这条街道穿过一个空旷区。他们向左拐了一个弯儿，走上一条公路，它和中央铁路运输仓库平行。这是一座长形混凝土建筑，显得阴森恐怖。安娜的心请不由得紧张起来。她聚精会神地盯着暗处，她所答非所问地和保尔随便搭着话。直到弄清楚那个可疑的阴影只不过是架电话线的杆子，安娜才开怀大笑起来。她把自己刚才的紧张心情告诉了保尔。同时，他挽住保尔的胳膊，把肩膀紧紧地靠住保尔的肩膀，她才有了安全感。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可是我像个老太婆，神经特别脆弱。你可能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其实我的胆子并不小，不过今天我特别紧张。现在，有你在我身旁，我一点也不慌张。**吗还提心吊胆呢，真没出息。”
保尔表现得很镇定，他烟卷上产生的闪光，照映出保尔那刚强的面孔和坚毅的浓眉，对安娜来说，这一切都起着壮胆的作用，虽然周围的环境这么暗，这么荒凉，再加上他在会场上听说昨天在波多尔发生过杀人案，可是有保尔在身边的保驾，他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们经过仓库，走过架在河上的小桥，沿着通往车站的公路，超拱道走去，拱道在铁路线的下面，这条铁路线是联结城区和铁路员工生活区的路线。
车站在右边的远处，一列火车开上了死岔线，开到机车修理厂的后边。他们就要到家了。
在铁路线上，在信号箭头和信号臂板上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在列车维修站，那辆调动列车也疲倦地喘着粗气休息了。
横道入口处的上方，在一个生了锈的铁钩子上挂着一盏灯，风把它吹得摇摇晃晃，它那模糊的黄色光亮一会儿照到拱道的右边墙上，一会儿照到拱道的左边墙上。
距离拱道口大约十步远紧靠公路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两年前这处房子上面落过一枚炮弹，内部被炸得稀里哗啦，外部的一半被炸成废墟，另一半张开个大口子，好像路边蹲着个乞丐，让人们看他的穷样。根据路基上往下掉土渣儿的情况就知道，一列火车刚开过去。
“我们快到家了，”安娜说道。这时她心里轻松了许多。
保尔想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胳膊从安娜的手中抽出来。当他们走到拱道口的时候，保尔更需要自己的胳膊能自由活动。不希望安娜仍然抓着他的胳膊不放。
但是安娜仍然不松手。
他们从那个破房子旁边走过。
突然有人跌跌撞撞从他们身后疯狂向他们扑过来。
保尔赶紧抽胳膊可是安娜由于过分害怕，反而把保尔的胳膊抱得更紧了，当他使劲把胳膊抽出来时，为时已晚。一只大手牢牢地掐住保尔的脖子，然后猛然往旁边一拧，保尔转过脸来，正好和匪徒面对面。匪徒一只手紧紧地掐住保尔的喉咙，另一只手掏出手枪，枪口直接对着保尔的脸。
保尔瞪大眼睛，极度紧张地盯着对着他的枪口。死神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现在没力量，也没敢把眼睛从枪口移开那怕百分之一秒。他等着匪徒开枪。但是匪徒没开枪，他睁大的眼睛看清了匪徒的嘴脸。这家伙是个大脑袋，宽下巴，半拉脸上长满了黑胡子，由于帽檐的遮挡，看不清他的眼睛。
保尔斜瞅了一眼安娜，发现她脸色苍白，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另一个匪徒把她拖到那个废弃的房子里去了。匪徒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摔倒在地。保尔看见映在拱道墙上的一个黑影也朝那个匪徒跑过去。在后面，在那个半倒塌的房子里，展开搏斗。安娜绝望地进行着反抗，匪徒用帽子堵住她的嘴，听不清她的喊声了。大头匪徒仍然控制着保尔，但是他不愿做强暴的旁观者，就如同野兽必须占有猎物。他是匪首，他对眼前这个角色的分配不满意。他所控制下的这个年轻人还完全是个毛头小伙子，看其外表，最多也只是工厂的一个学徒工。这小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用手枪在他脑门子上敲几下，告诉他往空场子去的路，他就会头也不回地跑回城里去，”他想到这里，就松开了手。
“快给我滚！从哪儿滚来的，还滚到哪儿去！不听话，就让你吃枪子儿。”
大脑袋用枪管戳了两下保尔的脑门子，哑着嗓子说：
“快滚！”他说着把拿枪的胳膊放下，意思是保尔跑走时，他不会冲着保尔背后开枪。
保尔只是后退，侧着身子往后退了两步，两眼仍然看着大脑袋。
大脑袋明白了，这小子仍然怕挨枪子儿，于是他转身朝破房子走去。
保尔把手伸进衣袋里。“赶紧！赶紧！”他急忙转过身，超前举起左臂，瞄准大脑袋，啪的就是一枪。
匪徒知道自己错估计了这个年轻人，但已经晚了，枪打进了他的腰间。
他挨了这一枪，在拱道墙边摇晃了一下，嘶叫了一声，用手扶住拱道墙，慢慢地倒在地上了。这时一个黑影从破房子里跑出来，顺着下面的沟跑了，保尔冲着他的身后开了第二枪。接着第二个黑影弯腰弓背超拱道的黒暗处跑去。保尔又放了一枪。只见拱道墙上被打碎的墙皮四处乱飞，而黑影却不见了，他在黑暗处消失了。保尔又朝这黑暗处放了三枪，这枪声肯定惊动了夜里安睡的人们，大脑袋仍然在墙根底下作着垂死的挣扎。
保尔把受惊吓不小得安娜从地上扶起来，她看见垂死挣扎的匪徒，她还有点没有明白过来她现在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安娜拉到暗处，也就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然后他们朝车站跑去。在拱道附近，在铁路路基上，已经有灯光闪烁，在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
他们终于回到安娜的住房，安娜的住房坐落在巴蒂耶瓦土岗子上，现在鸡已经叫了。安娜躺在床上，保尔坐在桌旁抽烟，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吐出的一圈圈烟雾上，他观察他们怎样旋转，怎样飘动，最后又怎样消失……他刚才打死的这个大头匪徒是他这一生中打死的第四个人。
什么是勇敢呢，勇敢的形式往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完美，那么尽如人意。他回想起他当时的感受，他承认，在那一瞬间，当匪徒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另外，那两个匪徒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就让他们逃脱了，难道这个过错也应该归咎于因为他只有一只好眼睛，从而只能用左手射击吗？！不，在几步远的距离之内，开枪打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时那种紧张和急躁的情绪才是没有射中的主要原因。
台灯的光照亮了保尔的头部，安娜一直在观察他，不放过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从他的眼神看，他此时的情绪很平静，可是从他紧皱的眉头看，他正在思考问题。
“保尔你在想什么呢？”
他现在被很多问题困扰着，它们飘忽不定，捋不出个头绪来，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
“我必须去一趟卫戍司令部，必须马上报告这里发生的事。”
他克服了身体上的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没有马上放开保尔的手，因为她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现在的保尔对她来讲是多么宝贵，有了情况，他可以保护她，不过她还是把保尔送到门口，当保尔冒着夜色离去以后，她才把门关上。
保尔来到卫戍司令部，说明昨天夜里发生在拱道附近的枪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尸体经过辨认，他原来就是顶顶大名的大脑袋菲姆卡，对他正在做刑事调查，他是个强盗，是个杀人惯犯。
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到了第二天，人们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在保尔和茨维塔耶夫之间引起了意外的争执。
车间的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的时候，茨维塔耶夫把保尔叫到自己跟前，然后拉着保尔，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想说什么，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说道：
“你说说昨天发生的事。”
“你不是已经都知道了。”
茨维塔耶夫心情烦躁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茨维塔耶夫对昨天拱道附近发生的那件事比别人格外的上心。保尔还不知道，茨维塔耶夫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他在爱着安娜。对安娜有好感的人不只他一个，不过他对安娜的感情中还掺杂着一些复杂因素。他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以后，一直有一个折磨他的问题萦绕在他脑子里，这个问题一刻不解决，他一刻不得安宁，但是他又不能直接问保尔。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他对安娜的担心完全是一种利己主义思想在作祟。在两种相矛盾的情感斗争中，那种粗陋的动物性思想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道，“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把我的话说出去，因为你不想伤害安娜，你也可以相信我。你告诉我，当匪徒把你控制在手中时，那两个家伙是不是强暴了安娜？”他说这后一句话时，情感上有点受不了，他的眼睛不敢直视保尔，而是看着别处。
保尔从他的话中听出点意思来。“如果茨维塔耶夫对安娜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就不会那么上心，但是如果他视安娜为珍宝，那么……安娜就会为此感到屈辱。”
“你为什么问这个？”
茨维塔耶夫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他觉得保尔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不高兴地说：
“你干吗搪塞我，是我要求你回答我的问题，可你反而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茨维塔耶夫先是不吭声，然后半天憋出一个字：
“爱。”
保尔忍住胸中的怒火，转身穿过走廊，头也没有回就走了。
**********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保尔床前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坐到保尔的床边儿上，一只手按住保尔正在看的一本书。
“保尔，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一方面他它也算不上什么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和塔莉亚彼此都不甚了解。开始时，我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他发现保尔没有讥笑他，他就大着胆子说道：“后来……塔莉亚也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总之一句话，我用不着把我们谈对象的经过都全盘托给你，我不细说，你也都明白。昨天我们决定建立我们二人共同的幸福生活。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已经成年。我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同塔莉亚建立我们的家庭。你对我们的结合怎么看？”
“奥库涅夫，我还能说什么呢，你们二人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同样的出身。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是一个好姑娘……一切都很清楚。”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厂里的男集体宿舍。过了几天在安娜的住处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晚会（不备宴席，不备酒水），祝贺塔莉亚和奥库涅夫的结合。在这个晚会上，大家回忆往事，朗读大家读过的最受欢迎的作品，大家还合唱许多好歌曲，战斗的歌声传向远处。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把手风琴也拿来了。手风琴拉出的声音特别好听，他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悠扬。这个晚上，保尔演奏的特别出色。当高个子潘克拉托夫跳起了舞时，保尔的情绪更高涨了，他拉了一支战斗的曲子：
众乡亲，听我言，
坏蛋邓尼金就要上西天，
因为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已经送上断头台。
手风琴的声音述说着过去的岁月，述说着战火纷飞的艰苦年月，述说着友谊，述说着战斗，述说着幸福。可是当沃林采夫接过手风琴，演奏出“苹果”舞曲热烈的旋律时，跟着这个旋律跳舞的不是别人，正是保尔。这种动作非常激烈旳舞保尔是第三次跳，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