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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边境线，这里竖立着两根柱子，一根柱子代表我方，一根柱子代表敌方，它们相对而立，互相敌视着，它们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打磨得光光溜溜，并涂上了黑白相间的条纹，像警察的岗亭。在柱子的顶端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它双翅展开，好像要用它的利爪去抓取那根没有条纹的柱子。它专门吃腐烂的动物尸体，它两眼盯着对面的金属盾牌。它拼命地向前伸着它的钩子嘴，显示它的凶猛。另一根柱子竖立在距该柱六步远的地方。
这是一根削得很平的圆形橡木柱，它的下面的一部分深埋在地里。柱子的顶端是一个用铁铸造成的镰刀和斧头的铁牌。这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鸿沟。任何人都可以跨过这六步远的距离，如果是不怕死的话。
这里是边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防哨兵们头顶镰刀和斧头的铁牌，像一条坚固的铁链，从黑海起，经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一直延伸到最北边的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阶级的波兰的边境线从那根钉着独头鹰的柱子开始。在这个地区的腹地隐没着小镇别列兹多夫，离小镇别列兹多夫十公里就是边境线，它的对面就是波兰的小镇科列兹。边防军某营的防区就在斯拉武塔小镇和阿纳波利小镇之间。
国境线越过积雪的田野，穿过林间通道，然后蜿蜒而下，跨过一片农田，然后向上攀爬，登上丘陵，到达小河边，从小河边陡峭的岸上，可以观赏异国的被雪覆盖的广袤原野。
正是严寒季节。一名身材高大的边防战士，他脚上的毡靴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头戴英武的盔形帽，从镶嵌着镰刀斧头的界桩旁边出发，开始巡视自己的防区。这位边防战士身穿灰色军大衣，佩着绿色领章。脚穿厚实的毡靴。大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宽大、领高的羊皮外套。头戴着又厚又暖的呢子盔形帽。羊皮外套很长，能盖住脚跟，即使遇上暴风雪。脚也是热乎乎的。他肩上背着步枪，在他的防区内，他沿着边境线上的小道走去，同时还津津有味地抽着他自己卷的香烟，长过脚面的羊皮外套不停地刮着地上的雪。这个防区的地带是开阔的平原，所以每隔一公里设一个岗哨，他们互相之间用肉眼都可以看见。在波兰方面，是每隔两公里设一个岗哨。
在波兰一边的边境小路上，朝我方红军战士的方向走过来一个波兰哨兵。他穿一双粗糙的棉靴，一身灰绿色军服，外面套着一件黑色、双排扣军大衣，钮扣闪闪发亮。头戴方形四角帽。帽子上嵌着一只白鹰，肩章上也有鹰，领章上也有鹰。这么多鹰也不能给士兵带来些许温暖。
严冬寒气彻骨。他不停地搓他冻得麻木的耳朵，他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的脚后跟磕另一只脚的脚后跟。他的两只手都冻僵了，因为手套太薄不保暖。波兰哨兵一分钟都不能停，因为他一旦停下来，他的全身马上就会冻僵，所以他需要不停地活动，甚至有时还需要小跑，波兰哨兵在自己国境线上巡逻时，往往形成与红军战士并排前行。
在边境线上，两国的哨兵是不允许交谈的。但是在这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一公里以外才能看到哨兵，谁能知道，这两个哨兵是一句话没说各走各的路呢，还是他们已打破了国际惯例。
波兰哨兵正想吸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营房里了。这时微风好像有意和他作对，偏偏把苏维埃一方香烟诱人的香气吹进了他的鼻孔。波兰哨兵不再搓他麻木的耳朵了，他回头看了看后边，该不会有班长或中尉带领骑兵巡逻排突然从土岗子后边冒出来，巡视边境线和检查岗哨吧。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太阳把雪照得晃人眼睛，天空中连一片雪花都没有。
“同志，给我一根火柴，”波兰人最先打破了神圣的惯例。他把上着刺刀的法国造步枪背到肩上，用冻得麻木的手非常吃力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香烟。
红军士兵听到了波兰哨兵的要求，但是边防值勤条例规定，我方值勤哨兵决不允许和境外任何人搭话，再加上他也没有听清楚波兰人的话。他继续延着国境线往前走，他脚上暖和而柔软的毡靴重重地踏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布尔什维克同志，我要抽烟，扔给我一盒火柴。”这一次波兰人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看了看这个波兰哨兵，看得出，寒气已经侵入他的骨头，他冻得够呛。虽然他是给资产阶级当兵，可是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天气这么寒冷，只给他穿一件薄大衣，就赶他出来放哨，他冻得像兔子，需要不停地跳。如果能抽上一口烟，尚能缓解一下冻僵的身体。红军战士无所顾忌地给他扔过去一盒火柴。波兰士兵立刻接住火柴，一连划了几根，终于把烟点着了。他用同样的办法，把火柴扔回给红军战士，这回红军战士不顾边境规定，说道：
“这盒火柴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但是边境那边的波兰士兵说道：
“谢谢你的好意，这火柴我不能要，如果我留下这盒火柴，我必然要蹲两年监狱。”
红军战士看了一下火柴盒，盒上印着一架飞机。在应该是螺旋桨的地方，却印了一个紧握的拳头，拳头上印着“最后通牒”四个字。
“是的，他说得对，这个火柴盒上的画意味着什么，他心里明白。”
波兰哨兵和红军战士并排继续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确，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一个人会感到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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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匹马有节奏地一路小跑着，马鞍均匀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其中一匹是黑色公马，它鼻孔周围的毛上挂了一层冰霜，它呼出的白色哈气在空中飘浮。营长骑的那匹马是一匹花斑母马，它迈着矫健的步子，不时地弯下它的细脖子，使劲拽缰绳，它这是逗主人玩儿呢。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军大衣，扎着武装带，他们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不过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弗里洛夫是一名边防军人。这绵延七十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着一个营的兵力，他是这个营的营长。他的同伴是来自别列兹多夫的客人——民兵大队的政委保尔。
下了一夜的雪。地上的雪又松又软，既看不见动物的蹄印，也看不见人的脚印。他们二人走出林间小道，策马快跑起来。侧面四十步开外的地方又有两根界桩。
“吁……”
加弗里洛夫拉紧了缰绳。保尔掉转马头，他想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加弗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观察雪地上一连串奇怪的“脚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雪地上滚动过。一只小动物曾从这里走过，它很狡猾，它故意把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兜了几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圈子，把自己的脚印弄得乱七八糟，很难弄清它是从哪个方向跑来的。但是营长观注的不是野兽的足迹。离野兽足迹两步之远的地方，发现了另一种足迹，这些足迹已经盖上了一层雪。很明显，有人从这里走过，此人直接走到林子里去了，从他留下的脚印看得出，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驱马前进，循着此人的足迹来到警戒路上。离波兰边境十步远的地方，此人的脚印看得很清楚。
“夜里有人越过国境线，”营长喃喃自语地说道，“三排的警惕性太低了，竟然没有发现，早晨的报告里对此事只字未提，真不像话！”加弗里洛夫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呼出的热气凝结在胡子上，使他的胡子呈现出银白色，闪闪发亮，给他的形象增添了威严感。
有两个哨兵朝营长和保尔走过来。其中一个个子矮小，皮肤发黑，他枪上的刺刀的刀刃儿在阳光照射下闪着寒光，另一个则人高马大，穿一件黄色羊皮皮袄。花斑马感到主人用腿夹了它一下，他就跑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来到朝他们走过来的哨兵面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武装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你好啊！你们这个地段有什么情况吗？”营长把手伸给战士（他几乎用不着弯腰，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战士赶紧把手套摘下来，和营长握手。营长向两个岗哨问了好。
波兰哨兵从远处观察着这个情况。两个红军军官（起码是少校级别的）居然向普通哨兵问好，他们简直就是亲密的朋友。刹那间，波兰哨兵想象中也把手伸给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这怎么可能呢，想到这里，他无意中向周围看了看。
“营长同志，我刚刚接班，”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些脚印你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有看见。”
“夜里从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
“是苏罗坚科值班，营长同志。”
“好，千万要提高警惕！”
临离开时，营长又严肃地告诫哨兵说：
“不要和对方的哨兵并排走，少和他们接触。”
当两匹马奔跑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之间的大路上时，营长对保尔说：
“在边境线上，时刻都要警惕，稍有疏忽，就要吃苦头。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睡大觉。白天有人偷越边境是不容易的，可是到了夜里，我们就需要竖起耳朵。保尔同志，边境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我说了，你就知道了。在我的防区内，有四个村子都是跨界的，这就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每逢结婚大礼或是重大节日，村子里的亲戚们都要越界交往，都要越界聚会，你就是派上再多的哨兵，也难以管理。再说了，村子和村子之间只相隔二十步，有的村子之间有小河相隔，但这种小河连母鸡都能淌着水走过去。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就免不了了。当然也只是一些小的**活动。比如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的四十度茅香露酒，这样的**小小不言。可是大的**活动也有，有人为此投入大批资金。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所有的跨界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并不是为了本国的贫苦农民。”
保尔饶有兴趣地听营长给他介绍情况。他觉得，边境生活很像无休止的侦察工作。
“加弗里洛夫同志，请你告诉我，边界上常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仅限于**？”
营长皱着眉头回答说：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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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兹多夫是个偏僻的小镇。过去是犹太人居住区。这里居住着二三百户人家。这里的房屋没有一个合理的布局，东一栋，西一栋，简直就是杂乱无章。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其中有二十来家商铺。广场上卫生条件很差，脏不堪言，到处是马粪。农民的住房都散落在小镇周围。从犹太人居住区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座老犹太教堂。这幢破旧的建筑物散发着一种晦气。确实，每逢礼拜六，还有人到教堂来做祈祷，但比起过去来，毕竟冷清多了。教主的生活已经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么富有了。显然，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也波及到这个偏僻的小镇，青年人对教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尊敬了。确实，这里的老年人仍然墨守着教规，没有吃禁食的肉，可是孩子们不顾亵渎神灵，已经嚼上猪肉香肠了。真是糟糕透顶，想起来还叫人恶心。有一次，教主鲍鲁赫看见一只猪在粪堆上用嘴拱来拱去找吃的，教主一气之下，踹了猪一脚。还有让教主不太满意的就是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多**党员，他们简直闹翻了天，每天都会制造许多不痛快。昨天，教主在神父庄园的大门上看见挂了一块新的牌子：
乌克兰**主义青年团
别列兹多夫区委会
这块牌子意味着以后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教主边走边想自己的心事，当他来到教堂门口，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利西岑同志和区委会代理书记保尔同志将在会上作报告。大会后将有九年级学生演奏的音乐会。
教主发疯似地把布告从门上揭下来。
“他们真的开始行动了。”
教堂两边是神父庄院里的一座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房间里空空荡荡，散发着一股霉味儿，一点人气都没有。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在这幢房子里住过。他们也像这幢房子一样，也衰老了，连一点人味儿也没有了，他们早已相互厌烦了。当新的主人住进这所房子后，这所房子马上就有了生机。过去只有当重大的节日主人才接待客人的大厅，现在却经常人来人往，大厅又重新有了人气。神父的房子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会办公室。进正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它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区委会。保尔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办公，因为他担任了刚成立的**区委的书记，此外，他还担任着普及军事教育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从在安娜家举行的那次友谊晚会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不久前的事。保尔把一大摞公文推到一边儿，身体靠住椅背，陷入沉思中。
屋子里非常安静，夜已很深，党委会的其他同志都走了，区委书记特洛菲莫夫不久前也走了，现在屋子里就剩下保尔一个人了。窗玻璃上糊了一层奇里古怪的冰花图案。桌子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火炉烧得暖烘烘的。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八月，机车修理厂的团组织派他带领一批青年，乘坐维修专列，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去。他带领一百五十名青年，到了很多车站，他们的任务是医治好各车站中战争留下的创伤，修好被烧毁、被**的车厢。他们的这个任务一直持续到深秋季节。他们修车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这里曾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到处满目疮痍。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修好了石砌水塔和修补好用炸药炸毁的水箱。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的技术，但是他用扳手拧紧了数千个锈蚀的螺丝母。
晚秋时节，维修专列回到了机车修理厂。各车间欢迎这一百五十位能工巧匠归队。
现在在安娜住的地方又能经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消失了，又能经常听到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机油的弟兄们又能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早些年的斗争故事。他讲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俄罗斯**企图推翻沙皇**的故事。他讲拉辛和布加乔夫造反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安娜住处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突然宣布他要戒除从小养成的吸烟的不良习惯。他当着大伙儿的面发誓说：
“我以后永远不再吸烟了！”
大家觉得他下这决心太突然。有人挑起争论说，习惯永远支配着人，抽烟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附和此人的说法。保尔没有参与争论。但是塔莉亚特别想知道他的看法，非让他发表意见不可。于是保尔说道：
“我的看法是人支配着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着人，否则我还谈什么我要戒烟呢！”
待在角落里的茨维塔耶夫大声说道：
“保尔说的比唱的好听，他一贯喜欢唱高调。如果把他的高调丢到一边，我们看会是什么情况？他抽烟吗？抽！他知道抽烟有害吗？知道！那就戒掉吧，可是戒不掉。他不久在小组会上还说，他要培养文明行为呢！”茨维塔耶夫说到这里，变换了一下语气，用讥讽的口吻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知道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但是骂起人来还相当粗野。说教容易，要成为圣徒，却难上加难哪！”
在座的人都没说话，大家觉得茨维塔耶夫的话太尖刻了。保尔没有马上回应茨维塔耶夫的话。他慢慢地从嘴角拿掉烟卷儿，把它捻搓成碎末，然后低声说道：
“我不在抽烟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茨维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还算人吗！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这个可耻的行为，但是就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现在很少骂人了。骂人很容易脱口而出，和抽烟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保证把这两种恶习都同时改掉，但是我也要把骂人的恶习彻底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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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来临前，沿着河水放下来的木排堵塞在河里，秋天泛滥的河水把木排都冲散了，许多木材沿着河水冲到下游去了。索洛缅卡马上组织队伍抢回这些木材。
保尔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虽然他已身患重感冒，但他向同志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过了一个礼拜，当岸边的木材已经堆积成山时，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湿气?透了保尔的骨骼，他开始发起了高烧，保尔得的是急性风湿病，他在医院躺了两个礼拜，出院回到工厂后，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领班看他工作时的困难情况，直摇头。过了几天，公平委员会认定，保尔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保尔拿到一张辞退通知和享受养老金待遇的通知。保尔非常生气，他拒绝领取养老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忍着疼痛，缓慢地向前走着。母亲不止一次写信，让他回去看她，现在他想起了**亲每次分别时说过的话：“只有你们生病了或是受伤了，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他到省委会办了相关手续，拿到了**的证件和党的证件，为了避免引起难过，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回家看母亲了。差不多有半个月，母亲用蒸汽熏和用手按摩他肿胀的腿，过了一个月，他不用拐杖就能走路了，他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黄昏已经消散，黎明再次降临。他乘火车来到省城。三天后，他从组织部拿到了委任状，他被分配到省军事委员会做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礼拜，他来到冰天雪地的小镇别列兹多夫，担任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地方委员会还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分散在新区各部门的**员召集到一起，成立一个新区的团支部。保尔的生活又变得有声有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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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特别炎热。樱桃树的枝杈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口伸过来。在办公室的对面，隔着马路，有一座**教教堂，阳光把教堂哥特式钟楼尖顶上的十字架照得金光闪闪。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小鹅在东跑西蹿地觅食，它们的毛色像绿草，它们披着一身柔软的茸毛，非常可爱。这群小鹅是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行委员会主席刚刚接到紧急情报。他的脸马上阴沉下来，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伸进浓密、蓬松的头发中，滞留了很长时间。
别列兹多夫执行委员会主席利西岑才二十四岁，但是他的同事和党内同志都不了解他的真实年龄，他这人身材魁梧、健壮，平常老是绷着脸，不苟言笑，大家都以为他有三十五岁了。他身体结实，脖子粗，脑袋大，目光敏锐而冷峻。下巴的线条分明，包**一种力量。他穿一条蓝色马裤，穿一件四个贴兜的灰色军服，在左胸兜上面挂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器制造厂当车工，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都是从童年时起，就在这个工厂干活儿，就和铁打上了交道。
可是这个过去只是一个制造武器的工人，从那个秋夜他第一次亲手拿起武器起，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浪潮中了。他在**和党的激励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斗争烈火的锻炼，这个图拉兵器厂的普通工人，经历了光荣的道路，从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红军的团长和政委。
战斗的烈火已经不再燃烧，浑身裹着钢铁的大炮已经不再吼叫。现在利西岑被调到边境地区工作，过着和平的生活。他常常看农业收成的报告，看到很晚，可是突然一封急电摆在他面前，急电的电文如下：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在边境线上，发现有大批波兰匪徒，越界进行搔扰，可能采用恐怖手段，威胁到边境地区的安宁，必须采取防卫措施。财政部门的资金和贵重物品必须转移到其它地区。切勿滞留税款。
利西岑从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去执行委员会的人，保尔站在门廊上，过了一分钟，门敲响了。
“坐吧！我们谈一谈。”利西岑握住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个钟头，执委会主席利西岑没有接见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晌午了。妞拉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向叫她安纽特卡。她性格腼腆，待人总是一本正经的，简直和她的年龄不相符。平时她看到保尔，总是亲切地笑笑。这回，她像小孩一样不好意思地问了一声保尔好，把掉在前额上的一缕卷发甩向脑后。
“哥哥那儿还有客人吗？我嫂子早就等上他吃午饭了，”妞拉说道。
“妞拉，你去吧，现在就你哥哥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由健壮的马拉着，来到执委会大门口。随车来的人都放低声音说话。几只密封、盖有印章的袋子从财政部抬出来，装到大车上。过了几分钟，大路上就响起了隆隆的车轮声。由保尔率领的护卫队，紧跟着大车，保护着大车上的袋子。他们走了四十公里的路程，安全到达了区中心，其中二十公里是从大森林中穿过的。他们把这些袋子存放到区财政处的保险柜里。
过了几天，一个骑马的人从边境方向朝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喜欢看热闹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个骑马的人和累得浑身冒汗的马。
马驰到执委会门口，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下马来，手扶着挎刀，他那沉重的靴子踏在阶梯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利西岑邹着眉头，从来人手中接过一封公函，拆开信封，取出信函，然后在信封上签上姓名。这位边防军人不给马喘息的机会，立刻跳上马鞍，沿着原路返回去了。
执委会主席很快读完了信函，当时除了主席，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信函的内容。可是小镇上老百姓嗅觉灵敏得很，当地三个小商贩中就有两个是靠**维持生意的，所以预测危险什么时候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他们干**这一行长期养成的一种本能。
有两个人沿着人行道朝警卫大队队部急匆匆走去。其中一人是保尔。。老百姓都认识他，因为他身上老带着枪。可是现在连**特罗菲莫夫也佩上武装带，挎上手枪，这充分说明有紧急情况。
过了几分钟，从大队部跑出来十五个人，他们手里都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位于十字路口的磨坊跑去。党委会里的其他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羊皮帽，腰挎毛瑟枪，骑马跑过去了。显然是有情况发生，广场上，小巷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转眼间，小商铺的门都上了锁，窗户上的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那些不知害怕的母鸡和热得气喘吁吁的猪仍在垃圾堆上搜寻吃的东西。
在林园的围墙上设了岗哨，围墙外就是农田，可以看到远处笔直的马路。
利西岑接到的报告简短明了：
昨天夜里，一伙匪徒大约一百来人，骑着马，携带轻机枪両挺，在波杜勃齐地区，经过战斗，匪徒冲破边境防线，进入苏维埃的领土，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匪徒进入斯拉武塔森林后，不见了踪影。我预先通知你们，白天，将有一百名红军哥萨克骑兵通过别列兹多夫，去追击匪徒。别产生误会。
——边防独立营营长加弗里洛夫
一个小时以后，发现一名骑兵沿着大路向小镇驶来，在他后面，有一公里远的地方，跟着一个骑兵队。保尔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情况。那个骑兵十分小心地往前走着，他没有注意到设在花园里的岗哨。他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年轻战士，他做侦察工作是个新手，缺少锻炼，当他突然被花园里跳出来的卫兵包围起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制服上都别着青年**国际的徽章，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简短的交谈，他掉转马头，朝着正在行进中的大队人马驶去。卫兵们把红色哥萨克放过去以后，继续埋伏在花园里。
又过了几天紧张的日子。利西岑接到报告说，匪徒妄图搞**活动，但是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匪徒被迫迅速退到边境线那边去了。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十九人，党的组织不大，现在要在全区加紧开展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刚刚组建起来的区，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因为这个区靠近边境，必须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对苏维埃进行改造；和匪徒做斗争；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和**作斗争；在军队中开展党的工作和**的工作——这么多工作，这么多任务，都摆在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面前，以致他们经常是从天一亮一直忙活到深夜。
从马上跳下来，立刻就坐到办公桌旁边办公；离开办公桌，马上又来到训练新兵的操场；接着又赶到俱乐部和学校，参加那里召开的两个或三个会议。天黑了，再次骑上马，腰里别上毛瑟枪，发现情况，马上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并随时倾听着**货物的马车奔跑的声音。这就是警卫第二大队队长日日夜夜要干的工作。
别列兹多夫**区委会由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拉兹瓦利欣组成。莉达出生在沃尔加河流域，眼睛不大，是妇女部主任。拉兹瓦利欣身材高大，相貌还算顺眼，不久前还是个中学生，他读了许多英法的侦探和冒险小说，所以对冒险岛行动特刚兴趣。拉兹瓦利欣做过区党委会的事务性工作，四个月前才加入**，但是他在**员中摆老资格。因为没有人派到别列兹多夫来，区委员会经过长时间地考虑，才决定派拉兹瓦利欣到这里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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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暑热之气已经波及到各个角落，所有的生物都躲藏到阴凉处，甚至狗都躲到谷仓下，困乏无力地躺在地上，想要昏昏欲睡的样子。看来所有的生物都离开了村庄，寻找凉快的地方去了，只有一头猪还在井边的泥塘里，心满意足地哼哼叽叽地叫着。
保尔解开拴马的缰绳，使劲咬着嘴唇，忍着膝上的疼痛，骑到马背上。女教师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住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安分地用蹄子刨了一下地，把脖子弯下去，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金娜同志！就这样定了，明天您上第一课。”
马觉得拉紧的缰绳松开了，立刻就奔跑起来。此时，保尔突然听见一声惨叫，只有村子里发生了火灾，才会听到妇女们这样的叫声。保尔用力拉了一下笼头，使马转过身来，他看见一位年轻的农妇从村子那边气喘吁吁地跑来。拉基金娜立刻冲到马路中间，拦住农妇。各家的门口，都有人出来，可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下地去了。
“哎呀，好心的人们哪，那边出事了，真可怕，乍办呢！”当保尔驱马来到她们跟前时，人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围住农妇，有人还揪着她的衣袖，问了她许多可怕的问题，但农妇的答话断断续续，往往前言不搭后语，人们听不明白她的话，只听见她老是嚷嚷道：“他们都拼上命了，把人往死里打！”一位胡子拉楂的老汉一只手拽着粗布裤子，莫名其妙地跑过来，逼问农妇道：
“大喊大叫什么，简直像个疯子！什么地方有人打架？他们为什么事打架？不要唧唧渣渣的乱叫，有失体统！”
“我们村子的人和波杜勃齐村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农田的划界问题！波杜勃齐村的人正在打我们的人，会打死人的！”
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女人们在大街上哭号，老人们发出怒吼的声音。“波杜勃齐村的人为了农田化界正在用镰刀砍我们的人！”这个消息好像有人敲警钟报了警，很快传遍全村，传到各家各户，因此每个只要两腿还能走动的人，立刻冲出家门，他们手里拿着叉子、斧子，或者是从篱笆上拆下来的棍子，朝着进行**的地方跑去，两个村子为了争夺农田，每年都会发生械斗。
保尔抽了马两鞭子，他的马立刻飞奔起来。马听见主人不停的催促它，所以越跑越快，都追过了本来跑在前面的人，保尔胯下的这匹战马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驰，他的两只耳朵紧紧地贴在头上，四只蹄子像翅膀，把身子带到半空，它不断加快前进的速度。土岗上的风车向两边伸开双翼，像要挡住它的路。从风车往右拐，驰下坡地，是河边的一片草地。往左，一眼望过去，是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它分布在时高时低的丘陵地上。微风掠过已成熟的麦子，好像有人用手在抚摸它们。路边火红的**花开得正旺。这里很安静，就是炎热难耐。从远处，从坡下，从河流那边（河流好像一条银蛇，在阳光下取暖。）传来人们的喊叫声。
马好像发疯似地直冲着草地飞驰而下。“如果有什么东西把马绊倒，我和它就完了。”保尔的思想中闪过这个念头。但是现在要想勒住马，已经是不可能了，保尔只能弯下身子，贴在马的脖子上，听着风在耳畔发出的呼啸声。
狂躁的马飞奔到草地。人们在这里撕打，他们像一群野兽，失去了理智，任着性子乱咬乱抓。已经有好几个人浑身是血，倒在地上。
保尔的马，用胸脯把一个大胡子撞倒在地，大胡子手里拿着镰刀（镰刀的把儿剩下半截了）正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青年。另一个脸庞黝黑、体格健壮的汉子把一个人打倒在地，还不放手，还用靴子使劲踹他，好像不踹死他，决不罢休。
保尔驱马冲进正在撕打的人群，把他们冲得四散逃开，当这些打架的人群尚未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时，保尔再次掉转马头，再次冲进粗野的人群，他知道，只有用这种野蛮的令人畏惧的办法，才能驱散这伙舍命之徒。保尔大声吼叫道：
“快散开，畜生！我要开枪了！把你们都打死！你们这些强盗！”
保尔从枪套里拔出毛瑟枪，冲着一个满脸杀气的恶人挥动了一下，然后策马向前，放了一枪，有人吓得撂下镰刀，扭头就跑。保尔骑着马不停地在这块草地上奔跑，并不停地放空枪，他的目的达到了，人们都四散逃走了。第一，他们是为了逃避责任，怕事后受到法律的追究；第二，他们被骑马人手中的那个“玩艺儿”吓懵了，那个“玩艺儿”真神奇，可以不停地响。
不久以后，区的法官们到波杜勃齐村来处理此事件。**法官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审问了证人，但仍然没有抓出带头闹事的人。在这次**中没有人死亡，受伤的人也都康复了。**法官以极大的耐心告诉站在他们面前的农民，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法官同志，全是农田划界不公惹旳祸，我们的地界很混乱，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每年都要干一仗。”
还是有人被问责。
过了一个礼拜，土地划界委员会察看了草场，在有争议的地方，钉上木桩，划定了归属。一位负责丈量土地的老者由于天气炎热，还由于爬山涉水走了很多路，所以他浑身是汗水。他一边卷软尺，一边对保尔说：
“丈量土地的工作**了已经三十年了，都是因为地界划分不清而产生了纠纷。你就看看那条划分草场的界线，真是不可思议，就是醉汉走出的路线也比它直。至于农田的划分呢！就可想而知了！一块地只有三步宽，一块地和另一块地交叉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得清楚，真能把你逼出**。再说了，这些地块儿一年比一年小。儿子要和老子分家，一块地分成两个半拉。你信不信，再过上二十年，农田就全变成了地界，哪里还有种田的地方！要知道，现在有百分之十的农田已经变成了地界了。”
保尔笑了笑。
“测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我们就不需要地界了。”
老人和颜悦色地看了看保尔。
“您说的是**主义社会吧？可是您知道，那还遥远得很呢！”
“你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原来您说的是它！”
“是的！”
“我去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但这毕竟是例外，保尔同志。”
土地划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继续丈量和划界，两个青年负责钉木桩。草地的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密切注视着，看木桩是不是钉在原来的地界上。原来的地界留下来的只是突露在草地上的几根半朽的木棍。
**********
爱说话的车夫照瘦弱的辕马抽了一鞭子，然后转过身来对乘车的客人们说：
“谁晓得，我们这里突然冒出来个**主义青年团。以前可没有这个组织。据说，都是一个叫拉基金娜的女教师搞起来的，你们知道吗，她还很年轻，她可是个害群之马。她把村子里的婆娘们都挑动起来，集中起来，让他们闹事，弄得大家一刻都不得安宁。比如打老婆，老婆不打是不行的，你一不高兴，给老婆一个耳光，要是过去，她只好忍气吞声，可现在世道变了，你要敢碰她一下，她决对是又喊又叫，不依不饶。她还会到**法庭去告你，而更为年轻一点的还会提出离婚，还会用法律的条文教训你。我老婆甘卡一向是个安分守己的娘们儿，可现在非要去当什么代表。她好像当上了什么主任，娘们儿都归他管，有事都找她。起初，我真想用绳子抽她，后来我不管了，随她去吧！不过我老婆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操持家务是能手。”
车夫敞着怀，挠了挠长满汗毛的胸脯，照抽了马肚皮一鞭子。车上坐着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在波杜勃齐村各有各的事要办。莉达准备召开代表会议，拉兹瓦利欣去安排支部的工作。
“难道您不喜欢**员？”莉达用玩笑的口气问车夫。车夫摸了摸胡子，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怎么能不喜欢呢，喜欢！趁着年轻，唱唱歌，跳跳舞，演演戏，是可以的。我就喜欢看喜剧，如果演得好的话。一开始我们总是认为孩子们任性、淘气，尽干出格儿的事，他们很难管住自己，可实际上，正相反。别人告诉我说，对于酗酒、不务正业，耍无赖等不良行为，**管得是很严的。他们把心思更多地都用在学习上了。不过他们疏远上帝，把教堂变成了俱乐部。这就不应该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老人们对**员很不满，对他们持怀疑态度。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做的怎么样，也有问题，因为在解决问题时，无章可循，很多事情都处在混乱状态。如：你们只接纳穷人、雇农，有钱人家的子弟，你们一个也不接纳。”
马车从山岗上下来，朝学校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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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人给来客安排好休息的地方，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刚刚开完会回来，会开得很长，所以回来已很晚，房子里很暗。莉达迅速脱掉靴子，爬上床，立刻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在她床边，不停地对她动手动脚，去摸她，去推她，终于把她弄醒了，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他的无礼举动引起她的厌恶：
“你要干什么？”
“你小声点，莉达，你嚷什么？你知道，我一个人躺着怪闷的，难道你就想不出比睡觉更有意思的事情？”
“不许你碰我，马上从我的床上下去，快滚！”莉达推了他一把。她过去一看到他那副猥琐的面孔，就心生厌恶之感。现在莉达真想羞辱他和嘲笑他，但是她太睏了，立刻又闭上了眼睛。
“别装正经！别摆你那知识分子的架子！顺便问一句，你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出来的吧！你以为我真的就相信你了？别装糊涂。如果你是明白人，那你就首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你再睡觉，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他认为话说多了也是多余，于是他再一次坐到莉达的床铺上，把一只手硬是放到莉达的肩膀上。
“滚开！”莉达一下子醒了，她说道：“明天我一定告诉保尔。”
拉兹瓦利欣恼羞成怒，他抓住莉达的胳膊，压低声音说道：
“你的保尔算老几，你不要太固执，反正我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他们两人动手打起来了，在本来寂静的屋子里，听见响亮的扇耳光的声音，一记耳光，两记耳光……拉兹瓦利欣躲到一边去了。莉达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摸了半天，才摸到门，他撞开门，跑到院子里。她站着，沐浴着月光，心中的怒火难以遏制。
“喂，进屋去吧。你呀，什么都不懂！”拉兹瓦利欣心中憋着气说道。
他拿出自己的被褥，在院中的遮阳棚下面睡了一宿。莉达关上房门，上好门闩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蜷曲着身子，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在回家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和老车夫并排坐着，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他这人小性子，很可能把昨天夜里的事告诉保尔。她太幼稚，也太迟钝！真是徒有漂亮的外表，她执意不肯，看来我应该在她面前服软，否则要把昨夜之事抖搂出来，可不得了，保尔本来就看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换了个位子，他坐到莉达旁边。他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样子，并且老是愁眉苦脸的。他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表白，并后悔自己的可耻行径，并表示道歉。
他的自我辩解的目的达到了，当他们快回到小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的事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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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境的乡村里，**的支部一个接着一个成立了。**区委会的委员们对这个**主义运动萌芽的产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保尔和莉达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整天奔走在各乡。
拉兹瓦利欣不喜欢到农村去。他不喜欢和农村青年接近，不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因此得不到农村青年的信任，结果受损害的是**的工作。保尔和莉达则不然，他们做农村青年的工作得心应手，水到渠成。莉达把农村的女孩子都团结到自己周围，和她们成了好朋友，和她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吸引她们对**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警卫队第二大队吸收了一千六百名快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参加了军事训练。在这里，无论是在农村的晚会上，还是在大街上，都能听到手风琴的声音，手风琴在宣传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超出人们的想象。保尔的手风琴使保尔成了青年们的知心人。保尔那优美的、令人神往的琴声引导农村无数青年走上**指引的道路。当保尔演奏雄壮的进行曲时节奏明快、激越，动人心魄，当保尔演奏乌克兰的民歌时，声音抑扬婉转，撩人心醉。保尔曾经是铁路工厂的工人，现在是政委兼**书记，青年们听他拉出的琴声和他的讲话，这琴声和这讲话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交织在一起，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农村里的人开始唱新歌了，农家除了有圣经和圆梦的书，也有别的书了。
**者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他们不仅需要应对边防哨兵的检查，还要应对那些帮助苏联政府缉私的年轻助手们。边境地区的团支部有时候急于想抓住**犯，往往行动上就会过火，保尔往往不得不去把他们救出来。有一次，波杜勃齐村**支部书记格里沙（一个蓝眼睛、急性子、喜欢抬杠、反对**的青年）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得到一条消息：夜里将有一批**物品运过边境，交给村里的磨坊主。于是他动员支部的全体团员，让他们拿了一杆教练枪、两把刺刀，然后跟随他趁着夜色，悄然无声地把磨坊包围起来，等着猎物。同时，国家政治保安局边防总队也得到了这个**的消息，也派出了边防小分队。夜里，两个缉私队产生了误会，双方冲突起来，幸亏边防战士们沉着、镇静，并没有朝**员们开枪，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它们送到四公里以外的一个相邻的村子里关起来。
此时，保尔正在营长加弗里洛夫那里。早晨，营长告诉他说，他刚刚收到一个报告，保尔立刻跳上马，去拯救自己的团员。
保安机关的负责人把夜间发生的事给他说了一遍。
“保尔同志我们这么办吧，这些年轻人都是好同志，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为了今后他们不再干预我们的工作，你吓唬吓唬他们就行了。”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年轻人从地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地站着。
保安局负责人摊开双手痛心地说道：
“你看看他们，他们竟然干出这种事，我只好把他们送到州里去。”
格里沙一听到这话就急了，他说道：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做什么坏事了？我们一心一意要尽力帮助苏维埃政府。我们早就注意上那个富农分子了，而你们倒好，把我们当匪徒关起来了。”他心里憋着气，抱怨地说道。
保尔和萨哈罗夫进行了郑重其事的谈话，有意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到此，“吓唬”的任务已经完成。
“如果你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到边境地区来，而他们还能在其它方面帮助我们，我立刻就像送客人一样，把他们送走。”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可以担保，我希望他们今后不要给我制造麻烦。”保尔说道。
团员们唱着歌，回到波杜勃齐村。这件事没有对外声张。磨坊主不久就被逮捕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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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庄子叫麦丹，它周围被树林包围。德国侈民在这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里有许多富农的庄园，它们彼此相隔半公里，房舍建得特别牢固，每处房舍旁边都建有一座像要塞一样的附属建筑物。安托匪帮的余孽就隐藏在这个庄子里。这个沙**队的上士把他家的亲族拼凑成一个七个人的匪帮，他们靠在附近大路上拦路抢劫为生。这伙强盗残忍成性，他们既不放过**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妞克的行动十分迅急。今天刚刚抢劫了农村合作社的两个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开外的地方，解除了一名邮递员的武装，把他身上的钱抢得一个戈比都不剩。安托纽克和他的同行戈尔季展开了竞争。这两个家伙一个比一个坏。洲里的民警和保安局为抓捕这两个匪首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这一带蹿扰。对于到城里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很难把些匪徒抓住，当他们觉得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逃到境外去了，当他们避过了风头，就又卷土重来。利西岑每逢听到这个难以抓获的野兽又在进行血腥的抢劫时，就急得团团转。
“这些毒蛇还要祸害我们到什么时候？一群畜生，你们等着，我一定要抓住你们。”利西岑咬牙切齿地说道。利西岑曾两次探听到了匪徒活动的线索，他带着保尔和三名**党员，但还是让安托纽克逃脱了。
为了同匪祸做斗争，州里往别列兹多夫派来了一个小分队，指挥小分队的人叫菲拉托夫。此人很讲究穿戴，他像一只刚成年的公鸡，桀傲不逊，他认为没有必要向执行委员会主席报道，他认为边防军守则，他可以不遵守。他把自己的小分队带到附近的谢马基村。他们夜里到了村子，就驻扎在村子边上的一所房子里。这群武装人员的行动如此诡秘，引起邻居的一名**员的注意，他跑去报告了村苏维埃主席。主席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分队，他把小分队当成了匪徒，他让这个**员赶紧骑马到区里报告。菲拉托夫带领队伍太随心所欲了，太任着性子了，他的这种作风差点儿断送了很多人的性命。利西岑了解到匪徒夜里的行踪，马上集合民警和十多个工作人员，骑马来到谢马基村。他们来到院子附近，跳下马，穿过篱笆墙，朝住房冲过去，坐在门坎儿上的哨兵，脑袋上重重地挨了一枪托，他像一个口袋似的，咕咚倒在地上。利西岑用肩膀猛地一撞，把门撞开了，屋子里还点着一盏灯，但灯光十分暗谈，大家冲进屋子。利西岑一只手拿着手榴弹，把胳膊扬到身后，做出投掷的姿势，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毛瑟枪，然后大吼一声，把玻璃都震响了：
“快投降，不投降，就把你们炸成碎片！”
不能再迟疑了，如果再迟疑，冲进屋子里的人就会朝刚从睡梦中醒过来的人打上几梭子子弹。那个手拿手榴弹的人，样子真吓人，有十几个人赶紧举起了双手。过了一分钟，当这个小分队的人穿着内衣被驱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看见利西岑四个兜的军服上佩戴着勋章，才敢和利西岑搭话。利西岑愤愤地啐了一口，用极其蔑视的口吻骂道：
“简直是一群窝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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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生**的消息已经传到区里，似乎能听到汉堡巷战的枪声。边境上也不安宁了。大家都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从西方吹来十月的风暴。**员们要求自愿参加红军的申请书像雪片似的递到团区委会来。保尔用很多时间说服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告诉他们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苏联完全没有打算要和邻国打仗。但是这种说服的效果甚微。每逢礼拜天，各支部的**员们就都集中到神父的大花园中召开区委全体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勃齐的**支部的团员排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会的大院子。保尔透过窗户看到他们，就来到门廊上。。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青年穿着长统靴，背着大挎包，走到区委会门口，站住了。
“格里沙，这是怎么回事？”保尔吃惊地问道。
但是格里沙对保尔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咱们进到屋里再说。保尔和格里沙进到屋里，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其他两个**员都围过来，格里沙把门关上，邹着眉头严肃地说道：
“同志们，我在**战斗考验。我今天对我们的团员们说：区里发来一封绝密电报，宣布我国和资产阶级的德国就要开战，不久和波兰也要开战。莫斯科已经发出动员令，全体**员必须上前线，怕上前线的，可以写一个申请，就可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不许对任何人提到战争的事。每人带上一个大面包和一块黄油，如果没有黄油，带上蒜或洋葱也行。一个钟头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先到区里，再到州里，在洲里领武器。这次战斗考验对团员们产生了正面影响。他们向我提了不少问题，我说，不必多言，行动吧！谁要不想去，就写个申请，我们的行动完全是自愿的。团员都解散回家了。我的心里却没有底，万一没有一个人来，怎么办？要真是那样，我就把支部解散了，再到别的地方重整旗鼓。我坐在村外，眼巴巴地等着，我终于等到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都来了。看得出，有的人的脸上还留有泪痕，他们尽量掩饰，但也没有掩饰住。他们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愿意当逃兵，你们看，我们波杜勃齐的支部怎么样！格里沙喜形于色地结束了自己的话，神气十足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当莉达很生气地指责他的这种做法欠妥时，他还有点不理解莉达的批评。
“你别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爱听，我认为我用的这种考验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这样就可以真正了解每个人。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一切行动都是实际需要的，而不是虚拟的，我还打算把他们带到州里去，后来因为小伙子们太疲倦了，我就让他们回家了。不过，保尔同志，你一定要给他们讲一讲话，不然，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讲话，不合适……你就说，动员令撤消了，在这次行动中，大家表现得很勇敢，这是你们的光荣。”
**********
保尔很少到州里去。去一次就要花上好几天，但是区里有很多日常工作需要及时处理拉兹瓦利欣只要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次进城，他都要从头到脚把自己武装一番。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美国探险小说家库柏小说中的冒险英雄。他非常喜欢探险旅行，他到了树林里，就向乌鸦和机灵的松鼠开枪，他拦住过路的单身行人，冒充侦察员，盘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快要到城里了，他把步枪埋在草堆里，把手枪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当他走进区委会时，完全是平常的样子，身上既没有背着长枪，也没有挎着短枪。
“喂，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
区委书记费多托夫的房间里总是聚了很多人。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必须同时能听四个人说话，手里还能写着什么，还能回答第五个人提出的问题。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他一九一九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十五岁的青年也能入党。
拉兹瓦利欣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费多托夫的问题：
“新闻是说不完的。一天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所有的漏洞都需要堵。在那种白手起家的地方，一切都需从头做起。我又创建了两个支部。把我叫来有什么事吗？”他说着拿捏出一种架子，坐到圈手椅上。
经济部主任克雷姆斯基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看了看周围。
“我们是叫保尔来，并没有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从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烟雾，然后说：
“保尔不喜欢到这儿来。这种吃苦受累的事我不做，谁愿意做……有些书记过惯了舒服的日子，他们什么也不干。像我这样的笨驴子，才会让人骑着到处跑。保尔一旦去了边境，就是两三个礼拜不回来，我只好把全部工作承担下来。”
拉兹瓦利欣有意给大家制造一种印象，即只有他才是区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我可不喜欢这个滑头鬼，”当拉兹瓦利欣一走出房间，费多托夫马上坦率地对区委会的委员们说。
拉兹瓦利欣的诡计无意中暴露出来了。
有一次，利西岑到费多托夫处取信。每一个从区里来的人回去时，都要把大家的信带回去。费多托夫同利西岑作了一次长谈，他们认清了拉兹瓦利欣的面目。
“你让保尔到这里来一下，我同他几乎还不认识。”费多托夫同利西岑分别时，说道。
“好吧！只是有个条件，别想着把他从我们这里要走。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
这一年，边境上掀起一个庆祝十月**节的空前的高潮。保尔当选为边境各村十月**节庆祝委员会主席。在波杜勃齐举行了群众**以后，三个邻村的五千男女农民群众排成半公里长的队伍，打着红旗，由警卫队和乐队在队伍前引领，浩浩荡荡向边界进发。队伍组织严明，秩序井然，开始在苏维埃的土地上行进，沿着界桩，朝着被界桩分割成两半的村庄进发。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种阵势。营长加弗里洛夫和保尔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后面是铜号吹响的声音，是红旗飘动的声音，是此起彼伏的歌声。农村的男女青年都穿着节日的服装。这支队伍就像一条大河，从远处（从人眼所能看到的远处）奔腾而来，它的河岸就是国境线，没有一只脚踏出国境线，没有一只脚踏到别国的土地上。保尔让人的洪流从身边涌过，《**之歌》在队伍的上空飞扬：
从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
到不列颠的大海之滨，
最强大的力量是红军
紧接着是女声合唱：
在那起伏连绵的丘陵地上
妇女们收割正忙。
苏联的哨兵用微笑迎接游行队伍，波兰士兵却表现得慌张不知所措。虽然把这次沿着边境线的游行预先通知了波兰指挥部，但是波兰方面仍然感到不安。他们增加了宪兵巡逻范围和巡逻次数；他们把哨兵的人数增加了四倍；他们还组织了后备队，让其隐藏在山谷，以应对突**况。但是游行的队伍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队伍中充满欢笑，从队伍中飘荡出美妙的歌声，它响彻云霄。
一个土岗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队伍迈着匀整的步伐前进，当队伍行进的声音传进这位波兰哨兵的耳朵时，波兰哨兵摘下肩上的步枪，冲着队伍，做了一个举枪礼。保尔清晰地听到：
“公社万岁！”
波兰哨兵的眼神说明，这口号是他喊出来的。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哨兵。
“他是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军大衣下面跳动着一颗和我们队伍相呼应的心，”保尔心里默默地用波兰话回答他说：
“向你表示敬意，同志！”
我们的队伍已经行进到前面了，我们的整个队伍从这位哨兵面前经过时，这位哨兵一直保持着举枪敬礼的姿势。保尔多次回头看那个变得越来越小的身影。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兰哨兵，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头戴遮阳帽，帽箍是镀了镍的，亮闪闪的，帽檐下面露出他那一对呆滞的、黯然失色的眼睛。保尔仍然收第一个波兰哨兵的影响，用波兰语低声说道：
“你好，同志！”
没有得到回应。
加弗里洛夫笑了，他好像都听见了。
“你抱的希望太多了，”他对保尔说道，“他们在这边境线上，除了步兵，还有宪兵。你没看见吗，他的胳膊上还带着袖章？带袖章的就是宪兵。”
队伍前面领头的已经走下丘陵，走进被边境线分割成两半的村庄。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这一半已经准备热烈迎接客人。苏维埃村子的所有人都聚集在界桥旁边的小河的岸上。青年男女沿着马路一边排队。在属于波兰的那一半村子里，在房顶上，在板棚上，堆满了人。他们注视着河对岸发生的事。有许多农民站在大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人廊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有年轻人，也有白发老人，在临时搭建的演讲台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保尔也用它的母语——乌克兰语发表了讲话。边境那边的人也听到了他的讲话。但是波兰当局害怕这个讲话会影响他们的人，宪兵开始在村子里巡逻。他们用马鞭把老百姓驱赶回屋子，还朝着房顶放了几枪。
街巷里空无一人，年轻人也从房顶上被赶下来了，苏维埃河岸上的人们看到这些景况，一个个眉头紧锁。一位牧羊的老人被一伙青年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情绪十分冲动，他义愤塡膺地说：
“孩子们，你们瞧见了吧！从前他们就是这样抽打我们的，而现在呢，农村里，已经看不到当局用鞭子抽打农民的事。我们铲除了地主，从而也就废除了抽打我们的鞭子。孩子们，要牢牢地掌握住这个政权。我老了，不会说话。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要沙皇统治下，我们一辈子当牛做马，过着悲惨的生活，可是现在看到那边的人仍然受欺压，真是痛心！啊……”
他用干瘦的手朝河对岸摆了一下，就呜呜地哭起来，像个孩子。
接着格里沙走上讲台，加弗里洛夫听到他愤怒的讲话，就掉转马头，看对岸有没有人把格里沙的讲话记录下来，但对岸已经空无一人，甚至桥旁边的哨兵也撤走了。
“看来，这次不至于向外交**委员部提抗议了吧！”他开玩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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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匪首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党羽的行踪终于被发现了。这伙豺狼到麦丹参加一个外来富翁的婚礼。赫罗林的**员们参与了捕获和消灭他们的行动。
妇人们扯闲天时无意中说出这伙客人参加富翁婚礼的消息，支部的全体团员，共十二名，立刻拿上武器，集合起来。他们坐了一辆大车，直朝麦丹庄园驶去。另外又派了一个通讯员，前往别列兹多夫通报消息。通讯员在谢马基村遇上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支队伍循着匪徒的踪迹猛扑过来。这时候，赫罗林的**员们已经包围了安托纽克匪徒，并和匪徒交上了火。安托纽克及其同伙盘踞在一个小小的侧室里。不管谁，只要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开枪打谁。他们想从房间里拼着命突围出来，但是**员们又把他们赶回到房间里。其中有一个匪徒中弹倒下。安托纽克曾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绝境中，但每次他都逃脱了，每次都是手榴弹和夜色帮了他的忙。难道这一次他还能逃脱吗，在互射中**员已经牺牲了二人，就在这时，菲拉托夫的队伍赶到了。安托纽克明白，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这次是跑不了了。他们利用房间的每个窗户向包围他们的人射击，直到天亮，这个恶贯满盈的安托纽克才被活捉。七个匪徒中，没有一个投降。为了消灭这伙匪帮，我们牺牲了四个同志。其中三个同志是赫罗林支部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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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领导的大队被调去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大队在一天之内，冒着滂沱大雨，行军四十公里，来到地方师的营地。他们从早晨开始行军，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到达目的地。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保尔在行军中都骑着马。八百名应征入伍的新战士一走到营房，就都躺倒睡了。明天早晨就要开始演习了，地方师指挥部通知大队来演习通知晚了。新到的大队必须接受检阅。他们在操场上整好队伍。很快从师指挥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新兵大队已经穿上新军装，背上新步枪，这个大队的面貌焕燃一新。古谢夫和保尔为这个新兵大队的建设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这支队伍是他们放心的队伍，也是他们信得过的队伍。当正式检阅结束以后，新兵大队还表演了队形转换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一个外表英武、脸部虚胖的指挥官，用严厉的口气问保尔：
“你为什么骑着马？我们警卫大队的队长和政委是不能骑马的。我命令您把马送到马棚去。步行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如果他不骑马，他就不可能参加演习，因为他的两条腿根本走不了路，连一公里的路也走不了。可是他怎么向这个全副武装、盛气凌人的人解释呢？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不能步行参加演习，保尔低声回答说：
“我的两条腿都肿着，要是一个礼拜又是走又是跑，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一次命令你从马上下来，如果你是残废，我可没有让您到军队来服役，这事和我无关。”
保尔觉得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他猛然一拽缰绳，但是古谢夫伸出有力的手，把他拦住了。在这短暂的几分钟内，保尔面临着两种选择，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容忍。保尔已经不是当年的普通一兵，那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一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可现在他是新兵大队的政委，这个大队就站在他的身后，他的行动将会给全队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他训练自己的队伍，也不是为了这个盛气凌人的人。他把脚从马镫中抽出，下了马，忍住关节的剧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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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是少有的好天气。演习已经接近尾声。到了第五天，演习在舍佩托夫卡周围展开。这里是演习的最后一个点。别列兹多夫大队的任务就是从克里缅托维奇村出发，去夺取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把所有的通道都告诉了古谢夫。大队被分成两部分，经过迂回战术，避开“敌人”的侦察，潜入“敌人的后方，喊着“冲啊！”的口号冲入车站。根据仲裁人的裁决，这次演习被认为是成功的。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的大队占领，而守卫车站的大队损失了百分之五十的兵力（假定），只好退到树林里去。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大队。他正和第三连队的队长和政委站在马路中央布薯兵力，一位红军战士突然跑来，报告说：
“政委同志，大队长问你，机枪是否布署在交岔路口，检查组马上就到。”
保尔和队长们来到交叉路口。
团队的指挥者们都在这里。他们都祝贺古谢夫演习成功，演习中失败一方的代表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也不打算辩解。
“这不是我的功劳，保尔是当地人，他给了我们很多指点。”
团的参谋长走到保尔跟前，用嘲笑的口吻说道：
“同志，原来你走起路来也是很麻利的吗！看来，你骑马是为了摆架子耍威风吧！”他还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发现保尔的眼神不对劲，于是他把想说的话赶紧咽回去了。
当这位参谋长走了以后，保尔低声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叫什么？”
“算了吧，犯不上和这种**猾之人过招，他叫丘扎宁，好像以前是个准尉。”
保尔这一天好几次拼命想，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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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习结束了。大队获得好评后，返回到别列兹多夫，保尔因为太累了，所以回家在母亲身边待了两天。他把马交给阿尔乔姆，由阿尔乔姆照料。他在家整整睡了两天，每天至少睡了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修理厂找到阿尔乔姆。在这里，在这煤烟熏黑的厂房里，他好像置身在家里，这里的一切他感到都那么亲切。他贪婪地呼**这煤烟的气味。他就是闻着这个气味长大的，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气味。闻不到这个气味，就好像失去了心爱的宝贝。他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机车的尖叫声。就好像海员离开大海，蓝色的大海随时都在召唤他一样，他这个锅炉工和电工待惯的环境随时也在召唤他。他久久都抑制不住这种感觉。他和哥哥很少交谈。他发现阿尔乔姆的额头上增添了皱纹。阿尔乔姆在一台移动熔铁炉旁干活儿。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看得出，他的生活担子很重。阿尔乔姆从不谈他的生活境况，但他的困难是明摆着的。
他们一块儿干了一两个钟头的活儿，保尔就告辞了。保尔的马跑到路口，保尔勒住马，久久的望着车站，然后照马抽了一鞭子，马沿着林间大路飞奔而去。
现在，穿过树林的大路已经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匪徒通通肃清了，把他们的巢穴也都一把火烧了，这个地区各村的老百姓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已经是中午时分，保尔来到别列兹多夫。莉达在区委会的门廊上看见他回来了，很是高兴。
“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的这个阶段，我们烦闷死了。”莉达的手搭在保尔的肩膀上，和保尔一起走进屋子。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道。
莉达好像不大情愿地搭话说道：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对了，想起来了，早晨他说，他要到学校去代你上社会学。他说，这是他职务范围内的事，和保尔无关。”
保尔听到这个信息很不愉快，也很惊讶。他对拉兹瓦利欣这个人始终没有好感。“这种人到学校去又要搞什么名堂？”保尔想到这里，很不高兴。
“得了，随他便吧。你说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吗？那里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莉达把情况都做了介绍。保尔坐在沙发上，揉一揉自己疲惫不堪的腿，得以休息一下。
“前天，拉基金娜已经被批准为候补党员。这一定会大大加强我们波杜勃齐的支部。拉基金娜是个好同志，我很喜欢她。现在情况已很明朗，教师队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些教师已经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
每逢晚上，常常有三个人围坐在利西岑房间里的大桌子旁，聊到深夜，这三个人是：利西岑、保尔和区党委新任书记雷奇科夫。
卧房的门是关着的，安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入睡。围坐在桌旁的三个人专心致志地在研读波克罗夫斯基（苏联历史学家，1868－1932年）的《俄国史》。利西岑只有在夜里才能抽点时间学习。保尔从乡下回来的日子里，他总是到利西岑家来度过晚上的时间，当他知道，利西岑和雷奇科夫的学习已经赶到他前面时，他心急如焚。
从波杜勃齐传来噩耗，格里沙被人暗杀了。保尔听到这个噩耗不顾腿疼，仅几分钟的功夫，他就跑到执委会的马棚。他发疯似地跳上马背，用鞭子猛抽马肚子，他向国境线飞奔而去。
在村苏维埃一个宽大的房间里，格里沙静静地躺在一张桌子上，桌上铺着绿叶，遗体上覆盖着红旗。在相关负责人到来之前，任何人不准进入这个房间，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员把守。保尔走进房间，来到桌子跟前，揭开红旗。
格里沙脸色蜡黄，两眼圆睁，眼睛中仍然流露出临死前的痛苦。他躺在桌上，头歪向一边，枕在枞树绿叶上，后脑勺被锐器击碎。
是谁杀害了格里沙？他是独生子，母亲已经孀居，父亲原来给磨坊主打工，后来是村贫农委员会委员，在**斗争中牺牲。
年迈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晕厥过去，长时间没有苏醒过来，邻居们看护着她。儿子默默地躺着，他没有来得及揭穿杀害他的凶手，就气绝身亡。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格里沙作为**年轻的**，作为雇农的保护者，他的朋友远比敌人多。
拉基金娜由于格里沙的死，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她躲在屋子里恸哭不止，当保尔进屋找她时，她甚至没有抬一下头。
“拉基金娜，你认为是谁杀害了格里沙？”保尔心情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并低声问道。
“除了磨坊的那帮恶魔，还能是谁呢！因为格里沙掐住了这帮**犯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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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村子的村民为格里沙举行了葬礼。保尔带着他的大队来了，全体**员都来了，他们和自己的同志做最后的告别。加弗里洛夫率领二百五十名边防军，列队在村苏维埃的广场上。在哀乐声中，大家把覆盖着红旗的红色棺木抬到广场上，广场上已经为安葬格里沙挖好了墓穴。墓穴就挖在国内战争时期牺牲的布尔什维克和游击队员的墓塚旁边。
格里沙的血没有白流，他让那些他生前全力**的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贫雇农青年保证，今后要全力支持团支部。在葬礼上发言的人都义愤填膺，都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把凶手押到这里来，押到广场上来，押到格里沙墓塚前面，进行公开审判，让每个人都认清敌人的面目。
在葬礼上鸣枪三响，在新挖的墓穴中铺上长青树枝。当天晚上，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她就是拉基金娜。另外，保尔已经从国家政治保安局边防哨所得到情报，那里已经侦察到凶手的足迹。
一个礼拜以后，在市剧院举行了第二届苏维埃区代表大会。利西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同志们！我荣幸地向大会作报告，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巩固了区苏维埃政权，从根本上肃清了土匪，斩断了**的魔爪。农村里，贫农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组织像雨后春笋，迅速增长，党的组织得到扩大。最近，富农分子杀害了我们的同志格里沙，此案已经告破，凶手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落网，近日将由省巡回法庭判罪。各村的全体代表向大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提案，他们要求大会做出决议，将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处以极刑……”
全场的代表欢呼道：
“赞成！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必须判处他们死刑！”
这呼喊的声音震动了整个大厅。
莉达出现在会议厅侧门的门口，她向保尔招手，叫保尔出去一下。
他们来到走廊上，莉达交给保尔一封邮件，上面盖着“急件”二字。保尔拆开邮件。
别列兹多夫**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决定从区里调回保尔同志，任命他担任重要的**工作。
保尔在这个区工作了一年，现在他就要离开这个区了。在区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讨论了保尔的转正问题，通过保尔由后补党员转正为正式党员；第二个问题，讨论了保尔在担任**区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对他的工作做出正面评价。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了保尔的手，并亲切地和他拥抱，当他的马走出院门，走上大路时，十支步枪齐发射，向他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