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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电车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的坡路，加大马力，轰轰隆隆吃力地从坡下攀爬上来，停在剧院的门口，从车上下来一群年轻人，潘克拉托夫催促大家道：
“同志们，快走，我们已经迟到了。”
已经到了剧院门口了，奥库涅夫才追上来。
“你还记得吗，潘克拉托夫，三年前我们也是这样风风火火的到这里。那时候，杜巴瓦带着一伙工人反对派回归到我们的队伍中。那次的晚会开得很好。今天我们又要和杜巴瓦争斗一番了。”
他们向入口处的检察人员出示了证件，进入大厅，这时潘克拉托夫才答话说：
“是的，还是在这个地方，杜巴瓦还会老调重弹。”
这时会场内有人向他发出嘘声，让他们安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了个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一名妇女正在台上讲话。
“正好赶上，坐下吧，听听你妻子会说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旁边的奥库涅夫，悄声说道。
“……确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进行辩论，参加辩论会的青年同志通过辩论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我们高兴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组织中的托洛茨基的信徒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没有理由埋怨说，我们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充分阐述他们的观点。事实正相反，他们利用我们给他们的活动自由，干了许多**党的纪律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缕头发垂到脸上，影响她讲话，她把头猛地向后一甩，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在这个大会上听到了来自各区的很多同志都说到托洛茨基分子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就在这个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各区都有意发给他们入场证，想在这个市党代会上再一次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观点通通摆出来，那可就不怪我们了。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受到的批判使他们得到教训，他们现在很难在这个讲台上再重复他们昨天已经说过的话。”
池座的右角，突然有人毫不客气地打断塔利亚的话，说：
“我们还有话要说。”
塔莉亚转过身来。
“杜巴瓦，你想说什么，请上来说吧，我们听着。”她建议道。
杜巴瓦很生气地看着塔利亚，嘴都气歪了。
“只要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他大声说道，此时，他想起了昨天在自己的区里遭到的沉重打击。区里的人都了解他。
大厅里不断听到不满和抱怨之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了，说道：
“怎么，你们还想再一次颠覆党吗？”
杜巴瓦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他连头也不敢回，只是狠命地咬着嘴唇，低着头。
塔莉亚继续说道：
“杜巴瓦做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就是**党的纪律的典型代表。杜巴瓦是我们的一位老同志，他长期做**的工作，很多人都了解他，尤其是军工厂的工人更了解他。杜巴瓦是哈尔科夫**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但我们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礼拜了。学校的功课正忙的时候，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市内几乎所有的区他们都去过并都发表了演讲。是的，最近几天，什科连科已开始觉醒了。是谁派他们来这儿的？除了他们之外，我们这里还有许多来自不同组织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现在他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给党内斗争煽风点火。党组织知道他们的行踪吗？当然不知道。大会期待着托洛茨基分子们能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
塔莉亚想促进他们走自觉承认错误的道路，她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还记得吧，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厅里，杜巴瓦带着他以前的工人反对派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你们还记得他说过的话吗，他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在我们手中倒下。’可是还不到三年，杜巴瓦已经丢弃党的旗帜了。是的，我宣布，杜巴瓦已经丢弃党的旗帜了。他刚才说：‘我们还有话要说’这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还会走得更远。”
后排有人说：
“让屠弗塔说一说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有人激昂地说：
“开什么玩笑，这是很严肃的事！”
“让他们回答，他们会不会停止**的活动？”
“让他们交待，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会场上激昂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主席不停地摇铃，让大家冷静。
会场上一片喧闹声，塔利亚的话根本听不清，不过没多久，狂风暴雨很快过去了。塔利亚的话又能听清楚了：
“我们收到各地的组织中我们的同志写来的信，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让我给大家读一下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这封信是奥莉嘉写来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认识她。她现在是**州委组织部部长。”
塔莉亚从一包来信中抽出奥莉嘉的信，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就开始念起来：
“把日常工作暂时搁置到一边，**们都下到各区去了，这已经是第四天了，托洛茨基分子发动了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事使整个组织都非常恼火，反对派在市区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获得多数的支持，于是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在州军委会支部里开展斗争，这个支部还包括州计划局和工人教育处的**党员。这个支部有四十二人，但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凑集到这个支部，我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像在这次会上听到的这么多反党言论。军委会的一个人公然说：‘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消灭它。’反对派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句话。此时，保尔站到讲台上，说：‘你们怎么能给一个**主义者鼓掌呢？你们还是不是**党员？’反对派不让保尔往下说了，他们又是摔椅子，又是喊嗓子。支部的几个党员对于反对派的这种流氓行为非常生气，他们要求保尔继续往下说，保尔刚要开口，反对派又起哄，保尔大声对他们吼叫道：‘这就是你们标榜的民主！反正你们封不住我的嘴！’这时，有几个人抓住保尔的胳膊，使劲往台下拽。这些家伙太野蛮了，保尔一方面抵抗他们的拉、拽，一方面还想准备继续说，可是他还是被拽下讲台。他们打开剧院的侧门，把保尔推到楼梯口去了。有一个坏蛋还把保尔的脸打出了血。几乎整个支部的人都退出了会场。这件事情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
塔莉亚读完信，就走下讲台。
**********
谢加尔担任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已经两个月了。现在他正和托卡列夫一起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注意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上台发言的主要还是在**内任职的青年党员。
“这几年，他们都变得成熟了。”谢加尔心里这样想。
“反对派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他对托卡列夫说，“我们还没有把重炮推出来投入战斗，青年人就把托洛茨基分子们打翻在地，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屠弗塔走上讲台。他的出现引起会场上一片喧闹声和哄笑声。屠弗塔扭头看着主席团，他本想对大家这么不礼貌的迎接他表示抗议，可是大厅里马上静下来了。
“这里有人把我叫做气象学专家。多数派同志，你们竟然如此嘲笑和挖苦我的政治观点！”屠弗塔不加思索地说道。
他的话淹没在一片友好的笑声中。屠弗塔生气地让主席团看一看会场上的人们是什么态度。
“不管你们怎么笑，我还是要说，青年就如同晴雨表。这话列宁说过好几次。”
会场上，大家立刻安静下来了。
“这话是列宁说的？”有人问道。
屠弗塔兴奋起来了。
“准备十月起义时，列宁下令，把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在一起，把他们武装起来，并和水兵一起，派到重要地段。如果你们愿意听，我把这段原文读给你们。我有全部引文，都抄录在卡片上。”屠弗塔说着，马上伸手到皮包里取。
“列宁的这段话我们知道。”
“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说的？”
“关于党内的纪律问题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说过，要青年人和老布尔什维克对抗？”
这个问题屠弗塔回答不上来，他换了一个题目：
“刚才塔莉亚读了奥莉嘉的信，我们不能为辩论中某些不正常现象负责。”
坐在什科连科旁边的茨维塔耶夫听了屠弗塔的话，非常生气，他低声对什科连科说：
“这种人，愚蠢透顶，你让他给上帝磕一个头，他能磕一百个头，而且一定会磕得头破血流。”
什科连科也低声回答说：
“你说得对，是这么回事，这个笨蛋早晚会把我们拖进死胡同。”
屠弗塔又细又尖的声音继续刺激着人们的耳朵。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我们就有权力组织少数派。”
大厅里一片哗然。
屠弗塔的话被愤怒的叫喊声盖住了。
“什么企图，难道又要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俄共（布）可不是议会！”
“那些议员们是为孟什维克出力的。”
屠弗塔突然激动起来，他挥了一下手，急忙说道：
“派别需要有自由，否则我们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少数派怎么能斗得过多数派，多数派是靠纪律团结在一起的？”
会场上有人喊哪、叫哪，气氛更为紧张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大声说道：
“让他把话说完，我们听听他都说些什么，这对我们大有好处。屠弗塔把另外一些人想说但没有说的话，都说了。”
大家安静下来了。屠弗塔明白，他的话说得过了头。现在还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用下边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让我们闭上嘴。你们正在这么做。我已经被排挤出团省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谁对谁错，很快就会看清楚。”他从讲台上下来，回到他的座位上。
杜巴瓦收到茨维塔耶夫写给它的一个便条：
“杜巴瓦，你马上到台上去发言，当然，这已经与事无补，我们在这里已经败下阵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你必须纠正屠弗塔说过的话。这个蠢货，竟乱说一气。”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允许。
当他走上讲台时，会场鸦雀无声。讲话前，人们保持安静，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可是杜巴瓦却觉得，这是大家疏远他，冷淡他。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过去在各支部讲话时的那种激情。激情的火焰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熄灭了。他现在就像用水浇灭的篝火，就剩下冒刺鼻的黑烟了。他滋生了一种病态的自尊心，由于无法掩饰的失败，由于老朋友们严厉的反击，他的这种病态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他就更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他决定走自己的路，绝不回头，虽然他知道，这样一来，他离大多数同志就更远了。他发言的声音不够响亮，但很清楚：
“我要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更不要用反驳打搅我。我想充分阐明我们的立场，虽然我知道这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们是多数。”
他的话讲完后，会场上简直就像炸了窝。喊叫声、批驳声，此起彼伏，一骨脑儿向杜巴瓦袭来，它们就如同鞭子，抽在杜巴瓦的身上。
“可耻！”
“打倒分裂主义者！”
“够了，别往我头上扣帽子了。”
当他从讲台上走下来时，大家哄堂大笑，他的精神完全被这笑声击垮了，大家嘲笑他，就像嘲笑一个唱歌经常走调的歌手。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拒绝发言。”
坐在后排的潘克拉托夫粗声粗气地说：
“我要求发言！”
杜巴瓦根据潘克拉托夫说话的声音，就判断出他现在的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当他受到别人严重侮辱时，他才用这样的声调说话。杜巴瓦愁眉不展地目送着迅速走上讲台的高大而有点驼背的潘克拉托夫，内心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知道潘克拉托夫会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同志们和朋友们的会面，年青人通过友好的交谈，妄图劝她同反对派决裂。同他一起到场的还有茨维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家都集中在托卡列夫处。在座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林采夫、泽列诺夫、斯塔罗维洛夫、阿尔丘欣。当大家谈到，希望能恢复团结的话题时，杜巴瓦不吭声，装没听见。大家正谈得热火朝天，他却和茨维塔耶夫站起来，走开了，以此表示他不愿意承认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什科连科没有走，但他现在拒绝发表意见。“这个懦弱的知识分子，他一定是被他们说服了，被他们拉过去了，”杜巴瓦恶意地这样想。在这种激烈的论战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主义大学，他和伊万多年的友谊破裂了，因为伊万在**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当分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他和伊万不说话了。他在自己的住宅里多次看到伊万，原来伊万是来找安娜的。安娜是杜巴瓦的妻子，他们结婚一年了。他和安娜分房住。杜巴瓦认为，安娜所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他和安娜的关系所以日益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伊万经常来她家，伊万是安娜的常客。安娜和伊万的交往使杜巴瓦非常恼火，这倒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已经不跟伊万说话了，可伊万还是安娜的座上客。关于这个问题，他和安娜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之后，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他到这里来，并没有告诉安娜。
潘克拉托夫的讲话打断了杜巴瓦闪电般的思绪。他开始说道：
“同志们！”当潘克拉托夫说这个词时，特别加重了语气，他没有登上讲台，而是站到讲台的前沿。“同志们！我们一直在听反对派的发言，已经是第九天了。恕我直言，他们不是我们的战友，他们不是**者，他们更不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我们和他们是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他们恶意攻击我们和诽谤我们。他们污蔑我们多数派在党内实行专制统治，污蔑我们背叛了本阶级的利益和**利益。他们攻击我们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党的队伍，他们攻击我们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可正是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战士锻炼了和培育了俄国**党，正是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的监狱里受尽折磨，正是他们在列宁领导下同世界孟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有人妄图把他们说成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除了敌人，谁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党和其机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吗？你们分析一下，这像什么话？当我们的队伍四面受敌人包围时，这些人却鼓动年轻的红军战士反对他们的指挥官和政委以及司令部。这些人，我怎么说他们好呢？比如我今天是钳工，在托洛茨基看来，我还算个‘正派人’，如果我明天当上了**，我就变成‘官僚’了！？同志们，说来也奇怪，那些一向标榜自己反对官僚主义、拥护民主的反对派们却和官僚主义有染，比如屠弗塔，不久前他因为犯官僚主义错误被解除了职务；又比如茨维塔耶夫，他因鼓吹民主，索洛缅卡的人都知道他；还有阿法纳西耶夫，他因在波多尔区采用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曾三次被省委解除了他的工作。一个不争的事实，凡是受过党的批评和处分的人现在都纠结在一起**。关于托洛茨基提出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个问题让老布尔什维克评论吧。现在必须让青年们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了解托洛茨基经常从一个阵营跳到另一个阵营的立场摇摆性。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了，青年们通过这一斗争在思想上得到锻炼。布尔什维克党和**在同小资产阶级**做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反对派当中有那么一些悲观论者，他们预言，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必然走向崩溃。我们的明天将会证明，他们的预言是不正确的。他们要求把这些老同志（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还是派去开车床吧，让杜巴瓦去顶替他们的位子。杜巴瓦这样的人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比较敏感，在同党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同志们，我们不能这么做。老年人的班需要有人接，但决不能让那些一遇到困难就疯狂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接班。我们伟大党的团结决不允许**。老战士和年轻战士永远不会分裂。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同小资产阶级做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他的讲话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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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屠弗塔的住处，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
“今天，我和什科连科马上去哈尔科夫。我们在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你们千万不要散伙。我们只能等待局势有转折。很明显，全俄代表大会将会清算我们的错误，但是说要惩罚我们，我认为为时尚早。多数派已经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再考验我们一次。现在，特别是代表大会以后，还继续进行公开斗争，那就会被党开除，这不是我们的行动计划。以后会怎样，现在很难预料。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杜巴瓦站起来，打算走。
斯塔罗维洛夫（此人很瘦，长着两片薄嘴唇）也站起来了，并结结巴巴地说道：“杜巴瓦，我不懂你的意思。大会的决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服从。”
茨维塔耶夫打断他的话，说：
“表面上我还是要服从的，否则就会把你的党证收回。我们看风向行事吧。现在我们散了吧。”
屠弗塔在椅子上坐着，表现出不安的样子。什科连科显得心情沉重，脸色苍白，由于缺觉，所以眼圈发青，他坐在窗口咬指甲。当茨维塔耶夫的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停止了他的那种自我折磨的动作，转过身来，生气地、粗声粗气地说道：
“我反对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意见和观点，但是大会一旦做出决议，我们就应该服从。”
斯塔罗维洛夫看了看他，表示赞同他的立场，于是小声说道：
“我也是这个立场！”
杜巴瓦两眼盯着什科连科，故意用讥讽的口气含糊不清地说道：
“没有人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代表大会上去‘悔过’。”
什科连科一下子跳起来了。
“杜巴瓦，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坦率的说吧，你的话只能让我离开你，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冲他摆了一下手说：
“你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去悔过吧，还为时不晚。”
杜巴瓦跟屠弗塔以及其他人握手告辞了。
什科连科和斯塔罗维洛夫很快也跟着离去了。
**********
一九二四年，这一年是历史上最冷的一年。一月份，一开始是大雪纷飞，全国一片银白，下半个月，狂风怒号，暴雪席卷了大地。
西南铁路线完全被雪埋住了。人们同这恶劣的天气展开斗争。
除雪车的螺旋桨钻进厚厚的雪层中，为火车清理路轨。严寒把电报线都冻裂了，十二条线路中只有三条线路完好，一条是印欧语电报线，两条是直通电报线。
在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电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在达达达不停地工作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达达声所表示的语言。
两个报务员都很年轻，她们从开始做报务工作到现在，收到的电报纸带不超过四万米，可是她们的同事（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收到的电报纸带已有二十万米。她们收报时总是眉头紧皱，神经特别紧张，唯恐漏掉一个符号，而老同事收报时，就直接把符号译成文字，写到电报纸上。这次，他根据声音收到的电报是：“发给各站！发给各站！”
报务员一边收报，一边心里想：“可能是一个清除积雪的通知。”窗外风在怒号，雪片在飞舞，有时挺大的雪团打在玻璃窗上，报务员觉得，好像有人在敲击窗户，他扭过头去，无意中欣赏到窗玻璃上美丽的冰花儿。任何一个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这么精致的版画，都雕刻不出这些奇妙的细枝薄叶。
他完全浸沉在这些非人工的奇妙的作品中，竟然忘记监听电报机上达达的声音了。等他回到电报机旁，拿起电报纸带，想看一看漏过去的符号，电报机却发来了电文：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五十分……”
报务员迅速记下这个时间，然后放下纸带，用手托住头，开始听电报机上发来的电文：
“……昨天在高尔克逝世……”
报务员慢慢地记下来，他一生中听到过许多喜报和讣告，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悲痛和欢乐。。他早就不考虑发来的电报中那些断断续续的文字是什么意思了，他只是机械地把这些文字记下来，根本不考虑它们表达的内容。
又有人死了，有人正在通过电报把这个消息通知出去。报务员竟然忘记了这篇电文的标题是“通知各站！……”电报机继续达达地响，老报务员把符号翻译出来是：“弗……拉……基……米……尔……依……里……奇……”他有点累了，安静地坐着。他想，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死了，他今天又记下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又要通知出去，接到通知的人，一定会嚎啕大哭。这个消息和他没关系，他只是个旁观者。他把电报机中打出的符号接着往下翻译，根据符号译出的第一个字是“列”，第二个字是“宁”，他把前后电文串在一起：
“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昨天在高尔克逝世……”
报务员在电讯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三十二年，他第一次不相信他亲耳所听、亲手所抄的电文。他反复核对了三次，三次的电文都是：“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昨天在高尔克逝世。”他立刻震惊地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拿着螺旋状电报带，两公尺长的纸带证实了他不愿相信的事实，此时，他脸色变得刷白，他转身朝那两位同事声嘶力竭地喊道：
“列宁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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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惊天动地的不幸消息立刻冲出电报机房的大门，它像狂风，像暴雪，迅速刮向车站，刮向机车修理厂。
机车修理厂里，一辆火车头停在第一道修理地坑上面，修理队正在对它进行小修。有把年纪的波利托夫斯基亲自下到车头下面的地坑里，把损坏的地方指给钳工们。勃鲁扎克和阿尔乔姆正忙着把弯了的炉条锤直。勃鲁扎克把炉条放在铁砧上，阿尔乔姆用锤子砸。
勃鲁扎克最近几年很显老，他的经历在他的额头上留下深深的皱纹，两鬓已经斑白，背也驼了，眼窝深陷，两眼无神。
一个人从工厂半开半掩的门进来，由于天快黑了，看不清他的面孔。他一进门就大声喊叫，由于铁锤打在铁条上的声音太大，把他的喊声盖住了，后来他来到车头旁边的人群当中，阿尔乔姆的铁锤刚举起来，还没有砸下去，就听见此人大声喊道：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铁锤从阿尔乔姆的肩上慢慢滑下来，阿尔乔姆顺势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乔姆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带来可怕消息的人的皮外套。
此人身上落满了雪，喘着粗气，心情沮丧地重复说：
“是啊，同志，列宁去世了……”
由于这次这人通报这个消息时，没有吼叫，所以阿尔乔姆听得真切，他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他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人的脸，原来他是党组书记。
人们从修机车的地坑里爬上来，大家都沉默不语，全世界都知道列宁，现在他离开我们走了。大门那边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呜咽起来，使大家打了个寒战。接着第二辆、第三辆车头都拉响了汽笛……发电站的汽笛也拉响了，它也加入这高亢的、充满焦虑的吼叫声中，它的声音就像榴弹飞翔时发出的唿哨声。一辆即将开往基辅的豪华列车它的车，头上装的是铜鈴，当铜鈴拉响，它那纯净的声音压过了所有的声音。从舍佩托夫卡直达波兰华沙的列车，它的司机了解到，其它列车为什么同时鸣汽笛，于是他也拉响了汽笛，他的这一举动使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保安吓了一跳。这名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因为这以后他就别想在这趟列车上继续干了。但是他仍然攥着链绳不撒手，结果坐在软坐上的波兰信使和波兰外交官员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
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入机车修理厂，这么大的修理厂，人挤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沉默不语，都浸沉在极度的悲痛中。这时，舍佩托夫卡州**，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开始说话了。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去世了。党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他通过和敌人不调和的斗争缔造和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和阶级的领袖去世了，他的去世召唤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们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哀乐响起，数百人都脱下帽子，连十五年来从未流过眼泪的阿尔乔姆也感到喉咙哽咽，双肩不停地抖动。
铁路工人俱乐部里挤满了人，户外是天寒地冻，北风怒号，门口的两棵云杉蒙了一层厚厚的雪，结了冰住，但大厅里却有点闷热，因为大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再加上六百名参加党所召开的追悼大会的人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
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有人也只是低语几句，从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无限的伤痛和忧虑，就像这里聚集着一群茫然若失的船员，他们有经验的领航员被狂风卷入了大海。
主席团的成员默默地走上主席台，在桌旁就坐。身材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铜鈴，轻轻一摇就放下了。这已经够了，会场逐步安静下来。
**********
报告结束后，**西罗坚科立刻站起来。他说的事情通常在追悼会上是不说的，可是他现在说了，大家也不觉得奇怪，他说道：
“有一批工人要求大会审查一下他们的**，申情书上有三十七人签名。”他接着把申请书读了一遍。
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召唤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们要求在这次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审查，然后接纳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下面是两行签名。
西罗坚科开始宣读这些名字，每念过一个名字，就停顿几秒钟，为的是让大家能记住所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与会者异口同声说“赞成。”
“阿尔乔姆——钳工，工龄十七年。”
“勃鲁扎克——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开始听到人们放低声音的议论。西罗坚科还在继续宣读名单。大家听出来了，这些申请入党的人都是各单位在生产第一线的骨干。
当在申请入党书上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时，全场完全静下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在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能说什么呢？在旧社会，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到了老年，仍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坦率的说吧，当**到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老了，又挑着家庭的重担，就没有考虑过入党这条路。虽然在斗争中我从没有帮助过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我们的战斗。一九〇五年，我在华沙的一家工厂做工，我参加了罢工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那时，我还年轻，干事投入热情。唉，这些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列宁的逝世使我万分悲痛，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朋友，永远失去了这个为**操劳一生的人。我再不能倚老卖老了！……让会讲话的人讲吧，我不善于讲话，不过，我要强调一点，我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永不变心。”
这位火车司机虽然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虽然头发眉毛都已花白，但是他的一个点头，一个眼神，都说明他对党的坚定信念，他期待着大家的决定，期待着党的决定。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个矮壮的、头发已花白的老火车司机，当党委要求党外人士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仍然无一人提出异议。
波利托夫斯基走下台时，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
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这里正在做着一件不寻常的事。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现在阿尔乔姆站上去了。这位钳工简直不知道他的两只手该往哪儿放，他只好把帽子拿在手中不停地**。他穿一件羊皮短外套，敞着怀，凡是边边棱棱的地方，毛都磨掉了，里面穿一件士兵服，领子上的两个通纽扣都扣着，这使他的外表看起来，穿戴得很齐整，就像过节一样。阿尔乔姆把脸转过去，朝着大家，他突然看到一个他所熟悉的面孔，她就是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坐在缝纫厂的女士们中间。她冲他笑笑，意思是对他过去的选择表示理解，在她的笑里还包**赞成，还包**想说又不便说的情谊。
“阿尔乔姆，说说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说道。
阿尔乔姆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他不习惯在这样的大厅广众之中说话。只有在现在，他才感觉到，他不可能把自己生活的积累全部讲给大家听。再加上他此时的心情过于激动，这也影响他把想说的话有条理地说出来。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考验。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即将发生转折，他现在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将赋予他新的激情，使他摆脱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生活，这一步将使以后的日子过得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孩子。”阿尔乔姆开始说道。
坐着六百人的大厅一下子静下来。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这个高个子工人讲述他的个人经历（他那两只有神的眼睛深藏在浓眉下面的眼窝中）。
“母亲在有钱人家当厨工。我不大记得父亲。他和母亲合不来，他喜欢喝酒，经常喝醉。我们兄弟姐妹们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实在养活不了我们，每个月，东家只支付给母亲四个卢布的工钱，就为了这四个卢布母亲从早忙到晚，背都累弯了。幸运的是我获得机会到初小学了两个冬天，我学会了读书写字。当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我送到一家五金装配厂当学徒，在这里干活儿不给钱，只管饭。**了三年……老板是个德国人，他叫费斯特。他本来不想要我，嫌我年纪小，但是我长得健壮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我在德国人这里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学会，只让我伺候他的生活和给他买酒。他喝起酒来不要命……他一会儿让我给火添煤，一会儿让我拿铁铲来……老板娘把我当奴仆使唤，让我给她倒尿盆，让我给她削土豆。她动不动就用脚踹我，常常是无缘无故，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对我稍有不满，就劈头盖脸打我，她男人经常喝得醉醺醺，她就拿我出气，打我耳光是家常便饭。有时为了逃避挨揍，我就跑到大街上去，可是到哪儿去呢？找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里以外，到她那里也没有我安生的地方……后来到了工厂，这里也好不了多少。工头是老板的弟弟，这个家伙坏透了，经常拿我开心。“去，”他说，“把垫圈给我拿来！”他指着放熔铁炉的地方。我到了那里，用手把垫圈拿起来，原来垫圈刚煅成，我一拿，把我的手指头烫掉了一层皮，我疼得直叫喊，而他却发出一阵狂笑。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我跑去找母亲，母亲也没办法安置我，她**眼泪又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我在德国人手里干了三年，到了第三个年头，他们才教我点技术，但是德国人还继续打我嘴巴子，我又逃走了，来到旧康斯坦丁诺夫。在这个城市，我受雇于一家腊肠作坊，我的工作就是整天洗肠子，在这儿干了两年。后来我们老板赌钱把作坊输掉了，欠了我们四个月的工钱，就偷偷溜了。我总算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坐上火车，到了日梅林卡，准备在这里找工作。我要感谢一位铁路工厂的工人，他特别同情我的处境，当他知道我也懂点钳工活儿时，他就向厂方为我说情，他说我是他的侄子，求厂房把我留下。从我的个头儿看，我足有十七岁，厂房就分配我给钳工打下手。我在这个厂一干就是九年。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经历，至于我在这里的情况，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干头上的汗水，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现在他应该谈谈他最重要的一段生活经历，不能等到大家问了，再谈，但是这一段经历最难谈，他把两道浓眉紧紧地皱起来，继续说道：
“每个人都会问我，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让我怎么说呢，年龄大不是理由，再说我当时也不大。可是，到现在了，我才找到自己应该走的路。我有什么可掩饰的？那会儿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条路是我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路。说实在的，一九一八年，也就是从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起，就应该走这条路。有一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不止一次地交谈过。到了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枪。战乱结束了，我们把白匪也赶进黑海了，我们都返回了家乡。然后就是成家，生孩子，结果完全陷入了家务中。可是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我才明白我的生活中缺少什么。仅仅**自己的权利是不够的，大家应该团结起来，继承列宁的遗志，保卫苏维埃政权，让它成为牢不可摧的坚固堡垒。我们应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为这个党是我们自己的党。”
阿尔乔姆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他的话虽然简单，可他话中表现出的一片诚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发完言以后，好像从肩上卸下千斤重担，他挺直身子，等待着大家的提问。
“也许有人有问题，那就提吧！”西罗坚科打破沉默说道。
会场上有人互相耳语，但还是没有人马上站起来发言。一个满身煤灰的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直接来到会场上。他毫不疑虑地说道：
“有什么可问的，难道我们还不了解他吗？应当发给他党证，这是正理。”
身材矮壮的煅工基利亚卡要发言了，他的脸通红，是因为热的，再加上心情紧张和有点感冒，他齉声齉气地说道：
“他这样的人不会走斜道，他一定是一个坚强的**党员，西罗坚科，现在表决吧！”
会场后排的昏暗处坐着一伙**员，其中一个站起来问道：
“让阿尔乔姆说说，他为什么落户农家，他当了农民，会不会丢弃了无产阶级思想。”
听得出，大厅里很多人不赞成这么提问题，有人说：
“说简单些，别没话找话！”
但是阿尔乔姆却说：
“没关系，同志们，这位年轻人说得对，我是种地了，但是我并没有丢弃工人的良心。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种地了。我们全家准备搬到工厂附近住，搬到这里就不会有问题了，就因为这块地，弄得我坐卧不安。”
当阿尔乔姆看见会场上那么多人都举起手来，他的心咯噔一下，但他并不紧张。他挺直身子，朝自己的座位走去，就听见身后西罗坚科的声音：
“全体通过！”
勃鲁扎克是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人。他不爱说话，原是波利托夫斯基的老助手，现在成了一名火车司机。他三言两语把他过去的劳动生活说了一遍，当他谈到近来的情况时，他放低了声音，不过大家还能听得见，他说：
“我的两个孩子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他们牺牲了，我不能老是坐在我家后门的台阶上发呆，掉泪。我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现在我们的领袖去世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们不要让我再谈过去的事，我们真正的生活就要重新开始了。”
勃鲁扎克一想起往事，心情就很沉重，但是在这个会上，没有人触及他的伤痛之处，当几百只手同时举起，同意接受他入党时，他的眼睛闪出亮光，他的头也高高地昂起。
对厂里这一批申请入党的同志的审查一直持续到深夜，只有那些群众了解，经过生活考验的优秀同志才被吸收入党。
列宁的逝世唤醒了人们的觉悟，有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逝世并没有使党的队伍陷于混乱，这就好比一颗参天大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中，如果它的树冠折断了，它也不会枯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