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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的音乐厅入口处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戴夹鼻眼镜，胳膊上戴着红色袖章，上印着“警备队长”四个大字。
“这里是乌克兰代表大会的会场吗？丽达问他道。”
高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
“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高个子用身子挡住半个入口，他看了看丽达，然后说道：
“你有代表证吗？只有持代表证的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印有图案的证件。高个子看证件上印着：“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警备队长的官腔和官架子立刻消失了，态度马上变得有礼貌了，也和气了。
“请进，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走过几排座位，看见一个空位子，就坐下了。显然，代表大会快开完了。丽达仔细听着主席的讲话。她觉得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钟头。我们再把参加过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核对一遍。”
念名单的人叫阿基姆，丽达认识他，他念得很快。
被念到名字的每个人就把手里拿着的红色或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仔细听着他念到的每个名字。
“潘克拉托夫”这个名字她熟悉。
丽达看了一眼举起来的手，但却看不清潘克拉托夫的面孔，因为他的面孔被一排排无数的面孔挡住了。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后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伊万”。丽达看见了伊万，他坐的离丽达不远，半个身子朝着丽达，这是伊万，不错，千真万确是伊万，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他了。
阿基姆继续往下念名单，当念到一个人的名字时，丽达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的出现太突然了:
“保尔。”
离她较远的地方，一只手举起来又放下去。丽达觉得多么奇怪，她特别想看一看这位和她死去的朋友同名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刚才举起手的那个地方，但是所有的面孔都差不多。丽达站起来，沿着靠墙的通道朝前排走去。阿基姆已经宣读完名单了。大家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高声说话的声音，年轻人说笑的声音，大厅里简直一片吵杂声。阿基姆竭力让大家安静一下，然后大声说道：
“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钟！……”
人流都涌向出口，把出口挤得水泄不通。
丽达知道，在这么多的人群中要想找到那个和保尔同名的人是很难的。她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盯住阿基姆，通过他找要找的人就容易些。她尽量往阿基姆跟前靠，这时大批代表都走得差不多了。
丽达这时听到身后有人说：
“喂，保尔，老朋友，我们走吧！”
接着她就听到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
“好吧，我们走吧！”
丽达迅速转过身来，只见一个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的年轻人站在面前，他穿一件套头的褐绿色便服，腰间系着高加索式的窄皮带，下面穿一条紧腿裤。
丽达睁大眼睛看着他，当他亲切地抱住她，并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丽达”，这时她才明白过来，这个年轻人就是保尔。
“你还活着？”
大家看到他都这么说，她不知道关于他死了的消息是误传。音乐厅里的人们都走了，从打开的窗子传进来特维尔大街上的吵杂声，特维尔大街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干道。时钟清楚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们二人觉得，他们见面也只有几分钟的功夫，时钟告诉他们，该去大剧院了。当他们沿着宽阔的台阶往大门口走的时候，丽达再一次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保尔现在高过她半个头了，他还和过去一样，只是变得更加英武、更加稳重了。
“瞧我这人，还没有问你呢，现在你在哪儿工作？”
“我担任**州委书记，如果按照杜巴瓦的说法，我已经当上了‘机关老爷’了”保尔笑着说道。
“你见过他吗？”
“见过，这次见面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他们来到大街上，大街上车来车往，人声吵杂。在到剧院的路上，他们二人没有说话，都想着一个心事。剧院周围人山人海，其中有好打架闹事的，有蛮横不讲理的，也有据理不让步的。他们都想冲进剧院，可是由于是红军战士把守着大门，他们进不去，祈求也没用，卫兵只让代表进去。代表们很得意地拿出证件，一个个从警卫身边走过。
围在剧院周围的都是一些**员。他们虽然没有拿到列席正，但是他们千方百计想进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的机灵的**员挤到代表中间，手里拿着一片红纸，晃来晃去，冒充列席证，有时往往能混到门口。值班的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把特邀嘉宾和代表亲自领进剧场，这些持假证者都被拒之门外，其他因无证没有进去的人就特别高兴。
剧场显得小了，想进去的人很多，可是连他们的二十分之一都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劲才挤到剧场门口。代表们都陆续来了，有坐电车来的，有坐公交车来的，剧院门口特别拥挤。那些红军战士也都是**员，靠他们维持秩序也是很困难的，他们都被挤到墙根儿，动弹不得。大门口不断有人喊道：
“挤呀，弟兄们，往进挤呀！”
“把恰普林、萨沙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
“挤呀，弟兄们，我们能挤进去！”
“让我们进去吧！”
有一个胸前佩戴着青年**国际徽章、行动十分灵活的小伙子，跟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绕开了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很快就消失在代表的洪流中了。
保尔和丽达来到正厅，丽达指着后排的座位说：
“我们就坐这儿吧！”
他们坐到一个角落里。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丽达说道，“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中断了我们的学习，为什么中断了我们的友谊？”
从他们一见面，保尔就预料到丽达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在犹豫，一直在想怎么对答。他们的目光相遇到一起，保尔明白，她是知道原由的。
“我想你是明知故问，丽达，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为了这事，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保尔一生中犯了大大小小许多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你提到的这件事。”
丽达笑了。
“你的这个开场白倒不错，但我需要的是开场白后面的答案。”
保尔低声说道：
“这可不仅仅是我的错，是《牛虻》的错，是牛虻的**浪漫主义的错，这本书描写了勇敢的、意志坚定的**者，他们无所畏惧，无限忠于**事业，这种**者的形象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希望成为这样的**者。我用牛虻的方式对待我对你的感情，现在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想起来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这么说来，你要重新评价《牛虻》了？”
“不会，丽达，基本上不会，我只是不同意用吃苦的办法考验自己意志的这种悲剧形式。牛虻的基本思想我还是赞成的，我赞成他勇往直前的精神，我赞成他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赞成他能忍受痛苦的耐性，而且不把这种痛苦告诉所有的人。我崇拜这个**者的形象，因为他把个人的事看得很小，把民众的事看得很大。”
“保尔，现在你只剩下遗憾了，因为这些话在三年前该说的时候没有说，现在才说。”丽达一边笑着说，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丽达，你是不是因为我一直是你的同志，而没有成为比同志更亲近的人而感到遗憾呢？”
“不，保尔，你过去完全能成为我的比同志更亲近的人。”
“我们的关系现在还能修复吗？”
“已经晚了，牛虻同志。”丽达笑着说道，她心想，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她解释说：
“我已经有一个女儿，她父亲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三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么说吧，我已经是三位一体，不可分了。”
她的手触摸了一下保尔的手，这一举动是对保尔的一种关心，但她马上就明白了，她所表示的关心没有用。是的，这三年来，他不仅是身体长结实了。她知道，他现在很痛苦，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但是他没有装模作样，他说实话道：
“总之，我得到的比我刚才失去的要多得多。”
保尔和丽达站起身来，需要坐得离舞台近一些，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就坐的那边走过去。乐队开始奏乐了。舞台的正中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的“未来属于我们”这六个大字闪着金光。大厅里，包厢里，楼座上，都坐满了人，约有数千人。这数千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台马力无比强大、能量永不衰退的发电机，这里集中了伟大工人阶级中青年的精英。数千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火红的横幅上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未来属于我们”。人流继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丝绒帷幔就要徐徐拉开，这时的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隆重地宣布：
“全俄**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么突出地、这么深刻地感觉到**的伟大和**的力量，**带给他的骄傲和喜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他做为一名战士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是生活引导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隆重的大会上。
**********
大会从早晨一直开到深夜，代表们没有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上才看见丽达，他正在一群乌克兰代表中间。
“明天大会闭幕后，我马上就要走了，”她说道，“我不知道我们分手前还能不能有时间谈一谈。所以我今天为你准备好我的两本日记本和一封短信，日记本上记得都是过去的事。你看完后，把它们寄还给我。我和你交谈时没有谈的那些事，都写在日记本里。”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两只眼睛注视着她，似乎想把她的面庞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中央大厅门口见面了，丽达交给保尔一个纸包和一份信。因为周围人来人往，所以他们告别时，双方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只是看见丽达的眼眶里**泪水，看出她的脸上表现出温情和几分忧伤。
过了一天，他们坐上火车各自回各自的地方去了。
乌克兰的代表占了几节车厢，保尔在基辅的代表组。天黑了，大家都躺下睡了，奥库涅夫睡在旁边的铺上，他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保尔往灯光前凑了凑，拆开信。
保尔，亲爱的！
这些话我可以亲自对你说，不过通过信说更好些，我只希望一点，会议开始前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在你的生活中不要留下伤痕。我知道，你是一个坚强的人，所以我相信你说过的话。我看待生活一点也不**。在私人关系方面是可以有例外的，只要这种关系是由强烈的、深沉的情感所引发的，不过这种例外确实不多见。你应该得到这个例外，我也曾经想补偿我们青春时的遗憾，但我放弃了这个愿望。我觉得这么做不会给我们带来欢乐。保尔，你不应该对自己要求太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光有斗争，也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
关于你的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关于你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我一点也不担心。
丽达
保尔考虑了一下，就把信撕成碎片，然后把手伸到窗外，他感到风把他手中的碎片都吹走了。
到了早晨，两本日记他也都看完了。他把日记本包好，用麻绳捆上，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下了车，其中有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还有保尔。奥库涅夫要接上住在安娜家的塔莉亚，然后到基辅去。潘克拉托夫已经当选乌克兰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保尔决定和他们一起到基辅去，顺便去看看伊万和安娜。他先到车站邮局，把丽达的日记本寄走。在邮局耽搁了一些时间，当他从邮局出来，朋友们都走了。
**********
他乘电车来到安娜和杜巴瓦的家里。保尔沿着楼梯上到二层，敲了敲左边的门，这是安娜房间的门。但是房间里无人应声。天刚亮，安娜不可能这么早就去上班。“她可能还没睡醒呢，”他心里想。这时旁边的门开了一半，睡眼惺忪的杜巴瓦从房门走出来，他的面孔呈土灰色，眼圈发黑，身上散发着一种刺鼻的洋葱味儿，保尔马上就闻到他一身的酒气。透过半开半掩的门，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女人的一只裸露的大腿和裸露的肩膀。
杜巴瓦发现保尔往屋里看，就往后伸腿，把半扇门一脚蹬上了。
“你是来找安娜同志的吗？”他声音沙哑地问道，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难道你不知道？”
保尔紧皱眉头注视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他问道。
杜巴瓦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她搬到哪，我不感兴趣，”他打了个饱嗝儿，忿忿不平地说道：“你是来给她解忧的吧？好啊，正是时候。现在正好空下了位子，赶紧采取行动吧。她是不会拒绝的。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她喜欢你，或是正像娘儿们说的……抓住机会，阴阳就合一了。”
保尔感到脸发烧，他忍住心中的怒火，心平气和地说道：
“杜巴瓦，瞧你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我真没有料到，你会变成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你也曾经是个不错的青年，为什么你要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到墙上，显然他是因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感觉冷了，身子有点瑟缩。他身后突然有人把房门推开了，从门里伸出来一个女人的睡眼惺忪的胖脸。
“我的小猫咪，快进来吧，你干吗老在门外站着？……”
杜巴瓦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嘭地一声把门关上，并用身子把门顶住。
“你可真行啊……”保尔说道，“你把什么下三烂的女人都弄到你屋里，这还得了？”
看来，杜巴瓦已经厌烦这样的谈话了，他大声嚷嚷道：
“我应该跟谁睡觉，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不想再修行拜佛了。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你可以逢人便说，我杜巴瓦又酗酒，又嫖娼。”
保尔走到他跟前，心急如焚地对他说：
“杜巴瓦，你让这个女人马上走，我想再跟你谈一谈，也是最后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然后转身进屋去了。
“唉，真是个败类！”保尔嘴里嘟囔着，慢慢地走下楼梯。
**********
两年过去了，公平的时间不偏不倚地分给每一天，分给每一个月，而丰富多彩的、不停地向着未来飞跑的生活，又把这每一天，每一个月，填充的满满的，使这些看来是单调的日子，每天都有新的，不同于昨天的事物产生。一亿六千万人组成一个伟大的名族，他们在世界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广袤土地的主人，成为它丰富的自然财富的主人，遭到战争**的国民经济通过**英勇的和紧张的劳动，已逐步恢复。国家巩固了，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不久前还是死气沉沉的被遗弃的工厂，现在也都焕发出生机，烟囱也都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的时光过得飞快，他都没有注意，它们就过去了。他不能悠闲、懒散地过日子，他不能打着哈欠迎接早晨，他不能准时十点钟就倒到枕头上睡大觉。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工作和学习，他也敦促别人要抓紧时间工作和学习。
把时间用来睡了觉太可惜。深夜里，不止一次透过窗户看到他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房间里有不少人围坐在桌旁。他们正在学习。保尔用两年的时间学习了《资本论》的第三卷，他开始懂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隐蔽结构。
省委把拉兹瓦利欣调到保尔工作的这个州，建议让他担任**区团委书记。拉兹瓦利欣到来的时候，正好保尔在外地，所以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州团委就把拉兹瓦利欣分配到一个区里工作，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个月，保尔突然来到拉兹瓦利欣工作的区。他在这里发现了拉兹瓦利欣的许多劣迹，如：经常酗酒，拉帮结派，排挤好同志。保尔把拉兹瓦利欣的问题提到州委会上。委员们一致同意，给拉兹瓦利欣以严厉的批评。保尔却出乎大家意料提出：
“给以开除团籍处分，不需重新入团。”
大家都认为，这个处分太重，但保尔又说：
“这个坏蛋应该开除，我们已经给过这个中学生重新做人的机会，他是混入团内的坏分子，”保尔谈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情况。
“我坚决反对保尔对我的指责。这纯属公报私仇，谁都可以说我的坏话，让保尔拿出证据来。我也可以捏造事实，说他从事**活动，难道也把他开除不成？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声嚷道。
“你等着，我们会拿出证据的，”保尔回答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一下，过了半小时，州委会做出决议：
“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的团籍。”
**********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着一个都去休假，那些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的同志要去海边疗养。一到夏天，大家都想着休假，保尔总是尽量帮助他们，设法给他们弄到疗养证，让他们都能成行。他们走时，一个个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惫的样子，但他们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他们留下的工作都堆给保尔，保尔也就像一匹拉着车上坡的驯服的马，把他们的工作都应承下来了。当他们从疗养地回来，个个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皮肤也都晒黑了。第二批去疗养的人又该走了。整个夏天，虽然人手不够，但工作一天也没有停下来过，保尔没有一天不在办公室里工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最怕过秋天和冬天。一到秋天和冬天，他就浑身筋骨疼痛。今年夏天，有时疼得实在难以忍受，他感觉他身上的力气日益衰减，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可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使他无比痛苦。现在他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承认自己已无力承担繁重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废人；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工作，直到不能工作为止。他决定采取第二种选择。
有一次在州委员会党委会上，老医生巴尔捷利克（从前的地下党员）坐在保尔的身旁，老医生说：
“你的气色很不好，保尔，你去过医务委员会吗？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没有去吧？我不记得了，朋友，应该给你好好地检查一下，礼拜四下午来吧。”
保尔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他很忙，但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他，他把保尔叫来，医生经过认真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作为**理学家，亲自参加了这个检查）写出了检查结果的报告：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必须立即休息。到克里米亚进行持续性治疗，要做重大治疗，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
在这个报告前有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疾病的名称。保尔从这个疾病名称中只能了解到，他的主要病根不在两条腿上，而是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害。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诊断书交给州党委会，大家一致同意，保尔必须立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但是保尔建议，等**州委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他在离开工作，他担心如果他马上离开工作，这中间的一段时间会无人管事。大家都同意保尔的意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
离保尔一生中第一次休假还有三个礼拜。在他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一张到耶夫帕托里亚疗养的疗养证。
保尔这些天来，倍加努力工作，他召开了州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放心地去疗养，他把计划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在走以前完成。
他就要去疗养了，他就要和大海亲密接触了，他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是，就在他走的前一天，他却遇到一件极其恶劣的事，这是他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保尔下班后来到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坐在书柜后面的窗上，等着宣传部开会。窗子是打开的，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很快来了几个人，保尔在书柜后面，看不见他们，不过从一个人的声音听出来，说话的人是法伊洛。他是州财经处长，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有点军人的风度。保尔不止一次地听人说，他这人嗜酒如命，看到长得平头正脸的姑娘就紧追不舍。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有适当的机会，他就大言不惭地说，一天之内，他就砍掉了马赫诺匪徒的十个脑袋。保尔特别厌恶他。有一次一个女**员来找保尔，他对保尔哭着说，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但是和她同居了一个礼拜后，就把她抛弃了。这件事提到监察委员会，但因女孩提不出证据，让法伊洛逃脱了处罚。但是保尔相信，女孩说的是事实。那些走进办公室的人不知道保尔就坐在书柜后面。
“喂，法伊洛，你的追逐有成果吗？你又有新欢了吧？”
问他这话的人是格里鲍夫，此人是法伊洛的铁哥儿们，和他是一路货。令人不解的是，格里鲍夫竟被认为是一名出色的宣传员，虽然他头脑简单，思想迟钝。可是一遇到不管适合还是不适合的场合，他总要摆出一个宣传员的架子，牛皮轰轰的。
“你应该祝贺我，昨天科罗塔耶娃已经掉入我的圈套，可是你说我谁也弄不到手。不，老弟，你要相信，我只要看中一个美妞，我就一定会……”
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感觉到，他的神经极度紧张，精神都快崩溃了。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她同保尔同时被调到这里工作。他们是同事，同时也成了好朋友。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热心肠的妇**部。他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关心妇女们的困难和疾苦，无论谁求助于她，她都能鼎力相助，他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有瞎说吧？你说的情况不像是她……”
“我瞎说！？你也太小瞧人了！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姑娘也不难弄到手，只要有手段。对不同的女人，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有的女人，你不用吹灰之力，只需要一天，就能上手，应该说，这样的女人是**。有的女人你需要追上一个月，主要的是你需要懂得女人的心理。人和人不同，你的态度也必须不同，老弟，这可是一门学问，我掌握了这门学问，我就是这门学问的教授。哈！哈！哈！”
法伊洛感到无比的满足。几个听的人挑唆他继续往下说，他们急切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来，紧握拳头，他的心加快了跳动的速度。
“要想轻而易举就能把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弄到手，你想都别想。可是我不想放弃她，更何况我已同格里鲍夫堵了一箱葡萄酒。我开始对她发动了攻势。我一次两次去找她，她都不正眼看我。我想，关于我的一些流言也许传到她的耳朵里。看来，采取从两翼包围的战术，不成功。于是我就采取迂回战术。你瞧着吧！我对她说，我如何参加了战斗，为百姓我砍倒了多少坏蛋，后来我浪迹天涯，吃了多少苦头，想找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陪伴终身，可至今还没有找到，现在落得孤苦伶仃，生活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怜……就这样，你就装出一副可怜相，博得她的同情和怜悯。总之要抓住她的弱点，打动他。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心思。一个时期，我也想放弃，结束了这场闹剧算了。可是事已至此，就应该一不做二不休。终于把她弄到手了。追逐女人急不得，要有耐心。她还是个黄花姑娘呢，哈哈，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继续大言不惭地说着他的丑恶行径。
保尔不太记得，他是怎么突然出现在法伊洛面前的。
“你这畜牲！”保尔大声喝斥道。
“是我是畜牲，还是你是畜牲，你为什么偷听别人说话？”
看来保尔还说了什么，因为法伊洛抓住保尔的领口。
“你为什么侮辱我？！”
他打了保尔一拳头，原来他喝过酒，带着几分醉意。
保尔抓起凳子，朝法伊洛砸过去，把他打倒在地。保尔身上没有带着手枪，否则法伊洛的小命儿就没有了。
但是毫无道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保尔派往克里米亚准备走的那天，他站在党的法庭上。
所有党的组织都在市属剧院集中。宣传部门发生的事却惊动了所有部门的人，本来是一件打人的事却发展成对生活问题的激烈辩论。有关生活问题，有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党的道德准则问题，成了大家辩论的焦点。党的法庭要审理的案子被挤到一边儿了，不过它是导火线。法伊洛在法庭上的表现富有挑衅性，他还厚颜无耻地带着笑脸，他说，他的案子要由**法庭审理，保尔因为打破了他的头，必须罚他“强迫劳动”。大家提了很多问题，他都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打算利用我的话做文章吗？对不起，你们可以强加给我罪名，随你们的便！那些妇女告我的状，是因为我没有关注她们。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也值得立案！这事情要是搁在一九一八年，我绝对饶不了这个疯狗保尔。这里是法庭，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你们也可以判决。”他说完就离开了。
当主席建议保尔把他们之间的冲突陈述一遍时，保尔虽然心平气和地把冲突的过程说了一遍，但他实际上费了很大劲才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这里说的情况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用拳头代替思想进行斗争，这样的时候早已过去。这是一个意外事件，当我用凳子砸在法伊洛的头上时，我才明白过来，我的行动太鲁莽。近几年来，我的这种游击作风还是第一次暴露，我痛责我自己不该伸手打人，虽然这个法伊洛也欠揍，没有想到在我们**党内部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我不明白，一个**党员怎么同时又是一个流氓和恶棍，我永远不能和这样的人妥协。这次事件使我们对生活问题重视起来，这恐怕是唯一正面的收获。”
决大多数党员都同意把法伊洛清除出党，格里鲍夫因作伪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讲述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当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处分时，遭到大家的反对，检察员撤回自己的建议，保尔被认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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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保尔乘火车来到哈尔科夫。州党委会同意保尔的坚决要求，派他到乌克兰**中央，听候分配。他拿到对他的评语不错的鉴定书之后，才动身。阿基姆是**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去找阿基姆，把情况对他说了一遍。
阿基姆看了对保尔的鉴定书，鉴定书上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之后，接着写道：“具有党性修养，只是在个别场合情绪失控，易暴躁，这与他神精系统受到过损伤有关。”
“保尔，这个鉴定书写得很好，不过还是把动手打人的事写进了鉴定书，你不必难过，这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免不了有这样的问题。你先到南方去，到那里养精蓄锐，把身体搞好。回来后，我们再谈你到哪儿工作的问题。”
阿基姆紧紧地握住保尔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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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长满玫瑰花的花坛，有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喷泉，有挂满葡萄的葡萄架。在这里疗养的人们，有的穿着白色的衣服，有的穿着浴衣。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他的姓名。保尔住的房间在楼房的拐弯处，房间宽大、敞亮，收拾得干净整洁，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环境特别安静，没有任何声音打扰。保尔洗了个澡，感到一身轻松，然后换上衣服，迅速到海边去了。
大海啊，碧蓝的大海，你是那么壮美，那么宁静，你像大理石一样光滑，还闪着亮光。大海啊，在遥远的雾霭中，你和天际相连，太阳从你的怀抱中慢慢升起，它像一个火球在海平面上燃烧。远处的群山时隐时现在晨雾中，微微的海风送来清新的空气，给人们带来勃勃生机，给人们带来精神焕发。大海啊，你是人们的最爱，你是人们的挚友，人们是多么想融进你那伟大的胸怀。
舒缓的海浪悄悄地爬上岸，冲刷着脚下金色的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