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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疗养院的旁边就是中央医疗中心的大花园。疗养的人从海滨回来，到自己的住地，总要经过这个花园。在石头砌成的高墙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休息。来这里的人很少。保尔从这里可以观赏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每逢晚上，在这里可以安安静静地欣赏音乐，因为这里远离人声吵杂的疗养区。
今天，保尔来到这里。他洗了海水浴，又晒了太阳，然后躺在可摇动的躺椅上打盹，心里非常惬意。厚实蓬松的毛巾和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叛乱》都放在旁边的躺椅上。他来到疗养院的头几天，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还经常头疼。教授们研究了他这种罕见而复杂的疾病。他们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多次检查，他们不停的敲呀，听呀，都使保尔厌倦了，弄得他非常疲劳。疗养院有个护理医师，她的名字很怪，叫耶路撒冷奇克，是一个人们都喜欢的**党员。她每次费很大周折才能找到自己护理的病人，并说服他跟她一道去看医生。
“说实在的，这一套治疗措施把我搞得很累，”保尔说，“我一天总有五次回答医生们同样的问题。比如‘你的祖母得过**吗？’又比如‘你的曾祖父得过风湿病吗？’真见鬼，他得过什么病，我怎么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后来，医生们都妄图说服我，让我承认我得过**，或是得过比**更严重的其它赖病，这些个医生真不像话，我真想敲打他们的秃脑瓜儿。让我安安静静地休息休息好不好！如果他们这样研究下去，再过上一个半月，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疯子。”
耶路撒冷奇克没有理睬他说的这些话，只是跟他开开玩笑，转移他的注意力。没有过几分钟，她挽住他的胳膊，一路上说说笑笑，带他去看外科医生。
今天没有预约检查，离吃午饭还有一个钟头。保尔正在闭目养神，迷迷糊糊中听见有脚步声。保尔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他想：“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主动走开了。”可是和他的想法相反，摇椅咯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下了。淡淡的香水味儿说明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女士。他睁开眼，立刻映在他眼帘的是一条耀眼的白色衣裙和两条晒黑的腿以及穿着羊皮软皮鞋的两只脚。接着看到的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和一排雪白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对不起，我打扰您了吧？”
保尔没吭声，其实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实际上是希望这个女士赶紧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拿起《叛变》，随便翻了几页。
“是我的书。”
二人又都沉默了一会儿。
“同志，您告诉我，您是来自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吗？”
保尔有点不耐烦了，他心想：“从哪儿冒出这么个人？这还能疗养吗！她可能还要问，你得的什么病。真烦人，走吧。”他没有好气地回答说：
“不是。”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这时后面有一位女士问道（她的声音很响亮）：
“朵拉，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此时的保尔已经站起来了。
一位身穿疗养院浴衣的女士坐到摇椅的边上，只见她体态丰满，皮肤已经晒黑，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她瞅了一眼保尔，问道：
“同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在哈尔科夫工作吗？”
“是的，在哈尔科夫。”
保尔决定不跟这个女士多谈。
“您做什么工作？”
“处理垃圾的。”两位女士哈哈大笑起来 ，保尔不由得心里一咯噔。
“同志，你这种态度可是有失礼貌。”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是哈尔科夫市党委会**，她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相识时的这段有意思的经历。
**********
有一次，保尔听完午饭后的音乐会，来到“泰**”疗养院的花园里。恰好遇上伊万。
说起来也有意思，促使他们遇到一起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的演出。
当一名肥胖的女歌手手舞足蹈地唱完了《激情之夜，陶醉之夜》这首歌以后，一对男女走上舞台。男的穿一件耀眼的胸衣，扎着领带，头上戴一顶红色高筒帽，下身几乎**，只在大腿上装饰了许多铜环，整个形体像个野人。女的长得还算顺眼，身上披了数块布料。这一对男女在舞台上跳起了孤步舞，他们迈着小步，并向两边摇摆着。动作有些不雅。可是他们的表演得到在场的几个阔佬的赞赏，阔佬们为他们的表演大声喝彩。然后，女的把身子贴到男的身上，并做出许多不堪入目的动作。保尔身后一个大胖子呼哧呼哧地发出喘息声。保尔本来想转身走开，就在这时，在紧靠舞台的最前排，有个人站起来，大声喝斥道：
“跳这种淫荡的舞，真令人作呕，快滚下台去！”
保尔认出来此人是伊万。
弹钢琴的人停止了弹奏，拉小提琴的人停止了拉奏，舞台上那一对男女也停止了摇摆。那几个阔佬却对喝斥的人发出嘘声：
“你们也太不开窍了，这么好的舞蹈你们为什么不让跳！”
“整个欧洲都在跳这种舞！”
“真可恶！”
但是伊万的喝斥马上得到在场众多观众的呼应，那两个男女从舞台上消失了，好像一阵飓风把他们刮跑了，歌舞班也撤走了。
保尔来到前排，找到伊万。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伊万在党的区委员会担任宣传部部长。
“你知道吗，我已经结婚了，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女儿或是一个儿子。”伊万说道。
“哎呀，太好了，你的妻子是谁？”保尔惊异地问道。
伊万从衣服侧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你认得她吗？”
原来是他和安娜的合影。
“杜巴瓦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异了，因而问道。
“杜巴瓦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党籍以后，就离开了党校，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据传闻，又恢复了他的党籍，不过也是白搭。他这人中毒太深……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是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知道得不多了。大家互不通音讯，我们都分散在各地工作，如果大家能聚到一起，叙叙旧，那也是让人开心的事。”伊万说道。
朵拉和她的几个同志走进保尔的房间，一个高个子把门关上。朵拉看了一眼伊万胸脯上的勋章，就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她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把伊万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请他留下来吧。这些同志都是刚从莫斯科来 。他们将把最近党内的情况传达给我们。我们决定在你这里举行一个内部会议。”朵拉解释说。
这里除了保尔和伊万，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党的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绍夫把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各种活动告诉了大家。最后，巴尔塔绍夫说：
“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我们需要坚守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里的这个会议开完三天以后，疗养院就空无一人了，在这里疗养的人都提前走了。保尔和大家一样，也提前走了。
他在**中央没等候太久，就被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团的州委书记，一周以后，团组织的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的第一次讲话了。
深秋季节，保尔和两个工作人员乘坐州党委会的汽车外出，当汽车行驶到离城较远的地区时，汽车翻到路边的沟里了。
三人都受了伤。保尔右腿的膝盖受到挤压。几天之后，保尔被转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医学院。医生们对他肿胀的膝盖进行了检查，又看了爱克斯光片，最后会诊的结果是：立刻做手术。
保尔同意做手术。
领导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说：“那就明天早晨做。”然后站起来，走出去了，其他大夫也跟着走出去了。
这是一间单人病房，光线充足，干净整洁，散发着一种医院特有的味道，保尔好久没有闻这种味道了。他往周围看了看，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和一个白色小方凳，病房里就这些。
一个护士送来了晚饭。
保尔说他不想吃东西，没有味口。他半躺半坐在床上，正在写信。他的腿疼的厉害，都影响他思考问题了。
当他写完第四封信时，病房的门缓慢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大褂儿、头戴小白帽的女士站在他的床边。
时近黄昏，他隐隐约约看见她那纤细的眉毛和一双黑晶晶的大眼睛。他一只手拿着病历夹，另一只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主治大夫，”她说道，“今天我值班。我要向你提很多问题，希望你能配合，如实回答。”
她和蔼地笑了笑，这一笑不要紧，大大地缓和了他们之间的不愉快气氛。保尔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也讲述了曾祖母的情况，他讲了整整一个钟头。
**********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口罩的人。
出现在保尔眼前的是：闪闪发亮的外科手术工具，狭窄的手术台，手术台下面的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时，教授已经洗完了手。手术的准备工作在教授身后紧张进行着。保尔往周围看了看。护士把手术刀和小镊子都摆放好。他的责任医生巴扎诺娃把保尔腿上的绷带解下来，然后低声对保尔说：
“保尔同志，别往那边看，否则神经会受刺激。”
“大夫，谁的神经会受刺激？”保尔开玩笑说。
过了几分钟，护士用面罩把他的脸蒙上，教授对他说：
“别紧张，现在我们给你用麻药，你用鼻孔深呼吸，嘴里要不停地数数……”
就听见保尔微弱的声音：
“好的，如果我说了什么难听的粗话，那时胡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教授忍不住笑了。
令人窒息的、难闻的第一滴**水滴下去。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他努力想把数目字念得清楚些。从此，拉开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乔姆还没有拆开保尔的信，心已经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很快拆开信，一口气把信读完。
阿尔乔姆，我们很少通信。
有时候一年写上一两封信。其实信不在于写得多还是少。你来信说，你们全家已经从舍佩托夫卡搬到工厂住了，为的是放弃那几亩地。我明白，这几亩地就是掉队的根源，就是斯捷莎和她的亲人那种小私有观念的反映。要想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的思想是很困难的，我担心你不一定能做到。你说现在年纪大了，学习起来感到很困难。其实你的学习还是很有成效的。你不肯离开生产岗位而去担任镇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你不要太固执。你曾经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战斗过，你现在就应该掌管这个政权。明天你就去担任镇苏维埃主席的工作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况有点不太好，我现在常常是在医院里度过我的时光。我已经动了两次手术，流了很多血，消耗了很多精力，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我这样治疗下去，什么时候见效。
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职业，就是“泡病号”。我经受了极大的疼痛，换来的却是右腿膝关节僵化，身上有多处缝合的刀口，最后，经过最近一次治疗，医生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柱曾受过硬器的击打，现在他们告诉我，这次击打留下的后遗症相当严重。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迎接一切凶险的后果，但只要能让我归队。
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比掉队更使我惧怕的事了。关于这件事，我想都不敢想。关于我的疾病的治疗，我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是到现在，不但没有什么好转，反而日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已经能走路了，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可是没有多久，我又不得不住进医院，现在我得到一张入住疗养院的证（是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明天我就动身。阿尔乔姆，别为我难过，我不会轻易倒下。我的生命力极强，我不会向死神低头。前面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呢！哥哥，你要保重身体，不要超负荷干活儿，一旦出了问题，给党添乱。时光使我们积累了经验，学习使我们增长了知识，但是这些经验和知识并不是让我们到医院做客的。紧握你的手。
保尔
当阿尔乔姆紧锁眉头看弟弟的信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医生告别呢，她和保尔握手时，问道：
“您是明天去克里米亚吗？今天你准备在哪儿过？”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将在她家度过，明天一大早她送我上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朵拉经常来找保尔。
“保尔同志，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你说在你走以前要跟我父亲见一面，我已经把你的健康情况跟我父亲说了。我希望我父亲给你**健康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做。”
保尔马上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就带着保尔走进她父亲宽敞的诊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对保尔的身体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还从医院取来艾克斯光片和病情分析报告。保尔不能不注意到，当巴扎诺娃的父亲用拉丁语把检查结果详细对女儿说了一遍，巴扎诺娃的脸突然变得刷白。保尔长时间看着教授的面部表情，希望能从教授锐利的目光中，揣摸到教授对检查结果的评价，但教授的目光深奥莫测。
当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很有礼貌地和保尔握手告了别，因为他需要赶着参加一个会，他托付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这里是巴扎诺娃的房间，布置得精致、优雅。保尔躺在这个房间的沙发上，等着巴扎诺娃把检查结果告诉他。但是她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和说什么，她非常为难。父亲告诉她说，现在保尔的全身肌体正处在一种发炎的过程中，这种病是致命的，现代医学暂时还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发炎的过程。父亲反对再给他做外科手术。父亲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全身瘫痪，这是很不幸的。面对这样的疾病，我们无能为力。”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不能把实情全告诉保尔，只是极其慎重地说了实情中的一小部分。
“保尔同志，我相信‘泥浴疗法’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转机，到了秋天，你就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了。”
她说这番话时，竟然忘记了，保尔那两只敏锐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呢。
“根据你说的话，更准确地说，根据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我的病情相当严重。你还记得吧，我要求你对我要永远说真话。任何情况都没有必要对我隐瞒，因为第一，我不会因此而晕倒，第二，我不会自杀。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我的病情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保尔说道。
巴扎诺娃开了个玩笑，把他们谈的话题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并没有了解到他的病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当他们分手时，巴扎诺娃平心静气地对保尔说：
“保尔同志，不要忘记我们的友谊。你的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或是需要征求我的意见，竟管给我写信，我会全力帮助你。”
她透过窗口，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高个儿男子拄着拐杖，从大门口吃力地朝一辆出租马车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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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要忍受南方的炎热，又要听头戴绣花小圆帽、脸晒得黝黑的人们的吵闹。汽车只需十分钟就把旅客送到“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灰色石砌二层楼）。
值班医生把来的人分配到各个房间。
“同志，你拿的是什么证件？”他带着保尔来到十一号房间的对面停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我就安排你和埃勃涅住在一起吧。他是一个德国人，他要求安排一个俄国人和他同住。”医生说着敲了敲门。
房间里有人应声了，就听见这人用很不标准的俄语说：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放下行李箱，转过身来，只见一个男士躺在床上，他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德国人对他微微一笑，这就意味着欢迎他住进来。
“同志，您好！”德国人用俄语说道，同时把他那苍白的、长指头的手伸给保尔。
过了不到几分钟，保尔已经坐到德国人的床上了，他们二人连猜带比划，谈得很投缘，有时面部的一个表情也能帮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个意思。保尔已经知道了，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他参加过一九二三年的汉堡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腿被枪弹打中，现在是旧伤复发，他只好住院治疗。虽然伤口发作起来疼痛难忍，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乐观的情绪。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立刻就赢得保尔的尊敬。
保尔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有住在一个屋里的这么好的伙伴。他从来不对旁人谈自己的病痛，他也从不气馁。和他相处，会把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也都忘记了。
“只可惜我不懂德语。”保尔心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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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有几把摇椅，一张藤条桌，两把轮椅。有五个病人每天治疗后就在这里消磨掉一天的时间，其他病人都管他们叫“**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半躺半坐在轮椅上，保尔坐在另一把轮椅上。因为大夫不让他下地走。其他三个人：一个是身材高大而且笨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克里米亚地区苏联内外贸易**委员部的一名干部；另一个是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她有一对深棕色眼睛，长得很年轻，虽然已是中年妇人，但看起来像十八岁的大姑娘；还有一个叫列杰尼奥夫，是西伯利亚人，他身材高大，两鬓已斑白。确实这里是一个多民族的集体，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会说德语，埃勃涅请他们二人做翻译。保尔和埃勃涅因为住一个房间，所以成了朋友。玛尔塔和瓦伊曼因为懂德语，所以成了埃勃涅的朋友。列杰尼奥夫和保尔成了朋友是象棋牵的线。
列杰尼奥夫住进疗养院以前，保尔是疗养院的象棋冠军。他经过顽强的战斗，把瓦伊曼的冠军头衔夺了过来。瓦伊曼战败以后，在思想上很不平衡，他很长时间缓不过情绪来，他不服气战胜自己的保尔。不久，疗养院住进来一位老者，他个子很高，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外表，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提出要和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这个对手很难对付，保尔开局先采取弃子求势的办法，以退为进，争取一个优势局面。列杰尼奥夫先向前推进中卒来应对对方的开局。
保尔做为象棋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旗手杀一盘。每一局都有很多人观看。保尔走到第九步才发现，列杰尼奥夫向前推进的小卒已经形成包围的态势。保尔这才明白，他的这位对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对开局布阵太疏忽大意了。
经过三个钟头的对决，尽管保尔竭尽了全力，结果他还是不得不败下阵来。他比周围旁观的人更早就看出了，自己失败的大局已定。列杰尼奥夫看了看对方，并温情地笑了笑。显然他也看出来了，保尔的这盘棋是输定了。在一旁看棋的瓦伊曼是多么希望保尔输掉这盘棋。但是他却没有看出这盘棋必输的苗头。
“我下棋总要把卒子保留到最后，”保尔说道。列杰尼奥夫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因为只有他懂得保尔的这句话。
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杰尼奥夫共下了十盘棋，输了七盘，赢了两盘，一盘下成和棋。
“列杰尼奥夫同志，谢谢你了，你算是把保尔制服了，他也太不像话，他赢了我们所有的人，可是他遇到你，就败下阵来，嗨，真开心！”
“输了棋，心里好受吗？”他故意问这位被打败的冠军。
保尔虽然丢了冠军的头衔，他却结交了列杰尼奥夫这样的朋友，日后列杰尼奥夫成了保尔最亲密、最敬重的朋友。保尔输棋并非偶然，下象棋和打仗一样，也讲战略和战术问题。但保尔对这个问题知道的不多，所以和精通棋艺的人对弈，必然要输。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年份 ，列杰尼奥夫入党的那一年，正好保尔出生。在年龄上，他们二人是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代表，一个代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一个代表年轻一代布尔什维克。这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他们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牢，然后又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这年轻一代布尔什维克具有火一般**激情，他们只具有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他们却唤起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和他们一起战斗。他们二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都保持着一颗充满激情的心，但健康状况都不太好。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就成了俱乐部。一切政治新闻都出自这个房间。每逢晚上，这十一号房间异常热闹。平常，瓦伊曼总是喜欢将一些低俗的、黄色的笑话取悦于大家，因为他对色情的东西有极大兴趣，可是往往马上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严厉批评。玛尔塔用最辛辣的话挖苦他，讥讽他。保尔也从旁责备他。
“瓦伊曼，你也不预先问一问我们，你对那些‘黄段子’感兴趣，我们可不感兴趣……”
保尔接着说道：
“我真的不明白，你这人并不错，怎么就掉进了黄泥坑里。”此时保尔的心情很不平静。
瓦伊曼撅起他那肥厚的嘴唇，他的一对小眼睛射出嘲笑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掠过，他大言不惭地说：
“应当在中央教育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监察机构，建议保尔担任这个机构的主任。至于玛尔塔，我理解她，因为她是女性，她反对是在情理之中，可是保尔却故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似乎什么都不懂的幼稚的毛头小子……总之，我不喜欢鸡蛋教训母鸡。”
大家就**主义道德标准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之后，大家又对黄色笑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妥协。玛尔塔把大家的发言都翻译成德语，便于埃勃涅了解大家发言的内容。
埃勃涅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讲黄色笑话，有伤风化，太糟糕，我赞同保尔的意见。”
瓦伊曼只好退却，他不好意思直说自己错了，就用一句玩笑话搪塞过去了，不过他以后再也没有说过黄色笑话。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员，在他看来，玛尔塔也就十**岁。可是有一次他和玛尔塔交谈时，他才了解到，她从一九一七年起就是党员，现在已经三十一岁，而且一直是拉脱维亚**党内一名积极分子。当保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的惊讶很难用言语表达。一九一八年，白匪军判了她死刑，随后，苏联政府用白匪军的俘虏把她和另外几个同志换了回来。她现在在《真理报》社工作，同时在大学不脱产学习。保尔和她什么时候开始熟悉起来，保尔记不起来了，但是这个矮个子拉脱维亚女**党员常常来找埃勃涅。她已经是“五人小组”中一个固定的成员。
一直从事秘密工作的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他时常开玛尔塔的玩笑，打趣地对她说：
“玛尔塔，奥左尔一个人待在莫斯科，多可怜呢！你就不心疼！”
每天早晨起床鈴快响的时候，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打鸣儿，埃勃涅学公鸡打鸣儿学得还真像。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想把这只跑到疗养院来的公鸡找出来，可是他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到，白忙活了一阵，这使学公鸡叫的埃勃涅非常开心。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未见好转。医生们仍然不许他下地走动，这使埃勃涅很难过。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浑身充满活力，遇到困难从不灰心、泄气，他有坚强的毅力，遗憾的是他这么年轻就患上重病。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生们都认为，保尔的疾病未来一定会危及生命，埃勃涅听了非常焦虑，心情特别沉重。
保尔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不让他下地走路。
保尔从来不向外人抱怨自己的病，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保尔的病有多么严重。只有玛尔塔看见保尔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就猜到保尔病的不轻。就在保尔准备离开养老院的那个礼拜，他收到乌克兰党中央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把他的假期延长了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诊断，就目前的健康状况，他还不能恢复工作，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受到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他向朱赫来学习拳击时，朱赫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可是他马上就站起来了。
他突然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过去的一个好朋友阿莉比娜现在住在离耶卡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母亲有十五年没有见过阿莉比娜了，他要求保尔到她那里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个礼拜后，全疗养院的人都到码头欢送保尔，埃勃涅热烈地拥抱了和亲吻了保尔，他们真像是亲兄弟。玛尔塔没有来送行，保尔没有机会和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保尔乘坐马车离开码头，来到一座小小的房舍跟前（房舍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园），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一下，丘查姆一家是不是住这儿。
丘查姆一家有五口人，阿莉比娜是母亲，她是一个体态肥胖上了年纪的妇人，长着一对黑眼睛，从她的目光中透出她的心情十分压抑。衰老的面孔上还留有年轻时美丽的痕迹。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廖莉亚，小女儿叫达雅。大女儿身边有男孩。老头子丘查姆是个惹人讨厌的人，他身体肥胖，笨得像头猪。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打工，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曾经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和丈夫离了婚，丈夫是个流氓，又是个酒鬼。廖莉亚现在没有工作，在家赋闲，除了照看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帮助母亲做点家务。
阿莉比娜除了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的家人都很热情欢迎保尔来访。只有老头子向客人投来戒备的目光。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情况对阿莉比娜详详细细叙说了一遍，同时也了解了阿莉比娜家的生活情况。
廖莉亚已经二十二岁，他长着一副大脸盘，留着一头栗色短发，她人很单纯、憨厚，很快就和保尔成了朋友，甚至愿意把自家里的秘密全都告诉保尔。保尔从她口中了解到，老头子家长制作风严重，他独断专行，全家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家人没有一点自**，也没有表诉自己意愿的的权力。他思想偏执，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家人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结果是子女们增狠他，妻子厌恶他。妻子和他的专横跋扈斗争了二十五年，女儿们永远是站在母亲一边。这种无休止的家庭争吵使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快活。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充满大大小小的委屈和怨恨中度过的。
这个家里第二个无德行的人就是他们的儿子乔治。用廖莉亚的话说，乔治是典型的**。他目中无人，他喜欢自吹自擂，他喜欢吃好的，穿好的，他还是个酒鬼。乔治是母亲的宠儿。他中学毕业后，跟母亲要钱说要去京都。
“我要去上大学，让廖莉亚把戒指卖了，你把你的那些细软也都卖了。我需要钱，至于你们从哪儿弄到钱，不管我的事！”
乔治知道母亲溺爱他，目前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他也看不起两个姐姐，他认为两个姐姐比他低一等。现在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弄来的钱和达雅出外打工赚来的钱都悉数给儿子寄去。他在考场上什么都不会，算是丢尽了人，然后住在舅舅家过着舒适的生活，还不断地给母亲发电报，威逼母亲给他寄钱。
保尔直到晚上很晚了，才见到小妹达雅。母亲在屋子的过道里就告诉达雅，客人已经到了 。她向客人打招呼说：“你好！”然后不好意思地把手伸给客人，他面对这位陌生的年青人，脸一下红了，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马上放开她那只有劲的、满是趼子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岁。她虽然不很漂亮，但她的那一对浅褐色大眼睛，纤细的眉毛，端正的鼻子，执拗的嘴唇，使她的形象十分动人。带条纹的工作服紧紧地裹着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姐妹俩分别住在两个小房间里。达雅的房间里摆着一张狭窄的铁床，一个五屉柜，柜上放着小摆件，小饰物等。柜上还镶着一面镜子。墙上挂着二三十张照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是鲜红的大竺葵，另一盆是翠菊。窗子上的薄纱窗帘用蓝条带系着。
廖莉亚开玩笑说：
“达雅不喜欢男人进她的房间里来，不过你例外。”
第二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两位老人的房间里喝茶，不过达雅仍然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从这里听大家说话。丘查姆用勺子聚精会神地搅和茶杯里的糖，同时瞪着眼睛从眼镜片的上方恶意地盯着他面前的客人。
“现在的婚姻也太自由了，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这种风气要不得。”老头子说道。
老头子的话说了半截，不知什么呛着了，咳嗽了几声，喘过气来，他指着廖莉亚说道：
“就说她吧，不问问别人的意见，就和那个流氓结了婚，还是不问问别人的意见，就和那个流氓离了婚。现在高兴了吧，我还得养着他和这个不知是谁的孩子，真是不成体统！”
廖莉亚内心极度痛苦，他的脸憋得通红，眼里**泪水，为了怕保尔看见,就把头扭过去了。
“怎么着，照你的意思，她应该和那个寄生虫继续生活下去？”保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头子，他心中的愤怒透过目光，往外释放。
“应该看看，你嫁的是什么人！”
此时，阿莉比娜说话了，她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断断续续地说道：
“老头子，你听我说，为什么你要在外人面前提这件事？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而不说这个。”
老头子猛地朝阿莉比娜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你们总是挑我的眼儿！”
夜里，保尔很长时间都在考虑丘查姆一家的事。他是偶然有个机会到了这里，结果倒无意中参加了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斗。他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帮助母亲和两个女儿摆脱老头子的奴役和控制。可是他个人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他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果断行动。
办法只有一个，把这个家庭一分为二，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老头子。但这事不那么简单。他没有可能参与整个家庭的**，因为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很可能他也不会再和这些人遇到一起了 。难道就让一切都顺其自然，而不要来一次大扫除，把这个又窄又小的屋子里的垃圾和尘土都清除掉？老头子那副令人厌恶的嘴脸使他不能平静。保尔制定了好几个方案，但都难以实行。
第二天是礼拜天，保尔从市区回来的时候，家里就达雅一个人。其他人都去串亲戚了。保尔走进达雅的房间，他太累了，就坐到椅子上。
“你为什么哪儿也没去？可以到外边随便走走，散散心！”他问达雅。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说。
他想起昨天夜里他制定的那些方案，他决定把它们检验一下。
为了避免别人干扰他们的谈话，他抓紧时间，直截了当说道：
“达雅，以后我们之间不要称呼‘您’了，就直呼‘你’吧！我们之间用不着客气 。我很快就要走了。不巧的是，我到你们家来，正是我陷入困境的时候，否则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是一年前，我们就可以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像你和廖莉亚，都有一双劳动的手，你们找工作不难。你们应该跟老头子断绝关系，对这种人采取规劝的办法没有用。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我现在连我自己的前景如何，我都难以预料，我现在是束手无策。那现在怎么办呢？我首先争取回到工作岗位上。天晓得医生在诊断书上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都劝我继续无限期治疗下去。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把这情况扭转过来 ……我会给我母亲写信，我们会商量一下，看这种棘手的情况怎么解决。我不会丢下你们的事不管。达雅，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你有这个力量吗？你有这个愿望吗？”
达雅抬起头，低声回答说：
“愿望我有，至于力量有没有，不知道。”
达雅回答得不坚决，保尔完全理解。
“达雅，没关系，只要有愿望，力量就会有！你告诉我，你眷恋你的家庭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因为这问题提得很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
“我很可怜我的母亲，父亲欺负了他一辈子，乔治又老缠着她要钱。我觉得母亲太苦了……虽然她对我没有对乔治那么好。”达雅说道。
这一天，他们二人说了很多话，在外出的家人快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说：
“奇怪的是你父亲没有急着把你嫁出去！”
达雅惊讶地摆了一下手。
“我才不嫁人呢，看一看廖莉亚吧，她的不幸遭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所以我决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这就是说，你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不过要是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喜欢你，追求你，那你怎么办？”
“很简单，我不理睬。他们追求你的时候，总是用甜言蜜语哄你，一结了婚，就露出狰狞面目。”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表示理解她的决定。
“好吧，不结婚，过单身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对追求你的小伙子未免太残酷了，信亏你还没有怀疑我在追求你，否则，我还真下不来台。”他说着用冰凉的手抚摸着姑**胳膊，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她低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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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保尔乘火车去了哈尔科夫。到车站送行的有达雅、廖莉亚、阿莉比娜以及她的妹妹萝扎。分别的时候，阿莉比娜要求保尔一定不要忘记她的两个女儿，一定要帮助她们跳出樊笼。他们送别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亲人，达雅眼里**泪水，保尔很久了还能看见车窗外廖莉亚手中摇动的白手帕和达雅身上那件条纹衬衫。
保尔到了哈尔科夫，立刻住到了朋友彼佳家，他没有去打扰朵拉。他稍稍休息后，就去了中央委员会。他在那里等着阿基姆，当屋子里就留下他们二人时，保尔要求立刻分配他工作，可是阿基姆摇摇头表示不可能。
“保尔，不行！医疗委员会和党中央有一个决议，决议中说：‘由于病情依然严重，送**理学院继续治疗，暂时不考虑恢复其工作。’”
“那个诊断书就由他们随便写呢，他们写上什么就是什么！阿基姆，我恳求你，让我工作吧！老让我住院，一点用也没有。”
阿基姆仍然不同意恢复他的工作，他说：
“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保尔，你应该理解，这是为你好！”
但是保尔仍然坚持自己的要求，阿基姆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同意给保尔安排工作。
第二天，保尔被安排在中央**机要科工作。保尔认为，只要努力工作，他已经丧失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发现，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在办公室连续坐了八个小时，也没动窝儿，也没去吃饭，因为要吃饭，就必须从三楼下到一楼，然后到隔壁食堂去吃饭，可是他动弹不了，不是手麻，就是脚麻。有时全身发僵，动弹不得，而且还伴随着发高烧。有一次，到了上班的时间，他突然没有力气从床上坐起来。当他的病发作完后，他一看钟，去上班已经晚了一个钟头。他终于因迟到受到批评，他这才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离开了**工作。
阿基姆又两次帮助他。给他调换了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又发生了，上班后的第二个月，他又病倒在床上了。这时他想起巴扎诺娃送别时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于是他马上给巴扎诺娃写了一封信。巴扎诺娃当天就来看他了。他从巴扎诺娃口中了解到，他这种病不一定非躺在医院里治。
“是不是我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不一定住院治疗了，”这是他说的一句玩笑话，但是玩笑归玩笑，它不符合实际。
保尔刚觉得身上有点力气，就又去找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态度坚决，他果断地建议保尔一定要回医院治疗，但是保尔闷声闷气地说道：
“我哪儿也不去，无论去哪儿都没有用，我已经从可靠的文献中了解到这一点。现在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休和领抚恤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剥夺我继续工作的权力。我才二十四岁，我不可能拿着残废证等着死亡来临；我也不可能拿着残废证到各家医院浪费医院的资源，因为明知我的病是无法治好的。你们给我安排一个符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把工作拿到家里做，我也可以住在机关里做。只是不要让**那种只管登记文件号码的工作。不要给我安排那种不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保尔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激动。
阿基姆完全理解，不久前还是一个激情满怀、浑身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现在表现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阿基姆完全理解保尔内心的悲痛。他知道，保尔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完全奉献给了党，现在却要离开斗争的前线，退到后方，这对他是多么可怕，所以阿基姆下决心要尽力帮助保尔。
“保尔，那好，你别心急。明天**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保证，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认为，生活会把我驱赶到一个角落，把我压成一张薄饼？我的心只要还在跳动，”他用力把阿基姆的手拉过来，捂到自己的胸脯上，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保尔迅速跳动的心，“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我都不会离开党，我都不会离开战斗的队伍，除非我死去。老兄，你可要记住我的这句誓言。”
阿基姆没吭声。他知道，保尔不是说漂亮话，这是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从心底发出的呼号。他理解，向保尔这样的人，只能说这样的话，只能表达这样的情感。
过了两天，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编辑部有一项重要工作需要人，但必须考查一下应凭者是否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是否能完成任务。编委会的同仁非常热情欢迎保尔的到来。副总编是个老地下党员，是乌共中央监委会主席团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是什么学历？”
“小学三年级。”
“在党校学习过吗？”
“没有。”
“没有在党校学习过的人，也能培养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关于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都对我们说了。我们交给您的工作，不必要在办公室做，可以在家里做。总之，我们一定给您创造适合您的工作条件，不过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在文学方面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次的录用考核，看来保尔不合格。经过半个钟头的交谈，暴露出保尔的知识面过窄。在他当场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编用红笔划出三十多处修饰错误，还有不少错别字。
“保尔同志，您很有才能。经过刻苦学习，您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的写作水平还不符合要求。从您的文章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毫不奇怪，因为您没有时间学习。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很有才能，如果把您的文章修改一下，用不着改变内容，它将是一篇好文章。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的右眉在**，他说：
“没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怎么能是文学工作者呢？我原来是个出色的烧锅炉的工人，后来是个不错的电工。我还善于骑马，我还善于做**员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而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还是个不合格的小兵。”
保尔和编委们一一告了别，就走出来了。
他走到走廊的拐弯处，差点儿摔倒，幸亏有个拿公文包的女士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了？您的脸色很难看！”
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保尔清醒过来了，他慢慢地摆脱那位女士的搀扶，就拄上拐杖往前走了。
从这天开始，保尔的身体每况愈下。关于工作的事，想都不用想了，他几乎整天都躺在床上。中央说服他辞去了工作，并让**会保险**发给他抚恤金。他收到抚恤金的同时还收到残废证。中央还给了他一笔钱，并发给他一个证件，他拿上这个证件可以出行到他想到的任何地方。他收到玛尔塔的一封信。她让保尔到她家做客，在她家休息一段时间。即使没有玛尔塔的邀请，他也打算去一趟莫斯科，到苏共中央碰一碰运气，说不定能在苏共中央找到适合他干的工作，但是到了莫斯科，苏共中央方面仍然建议他住院治疗，并答应给他联系一家好医院。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娜佳（玛尔塔的女友）的住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在家，玛尔塔和娜佳每天一大早就走了，晚上才回来。保尔在这里读了很多书，因为玛尔塔的藏书很多。每逢晚上，有很多朋友来玛尔塔家聚会，大部分是女友，也有个别男友。
保尔收到从港口城市寄来的好几封信。丘查姆一家邀请他去。他们的生活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等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玛尔塔和娜佳的平静的住所，他所乘坐的火车直向南方，向海边飞驰而去，火车载着他离开潮湿、多雨的北方，驶向南方克里米亚温暖的岸边。他注视着从窗口迅速闪过的电线杆，他的眉头紧皱，在他那双黑眼珠里隠藏着执着和顽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