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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周了，这个用战壕和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小镇的人们在枪声和炮声的守护下醒来了又睡着了。只有到了夜深时，小镇才能趋于平静。但是偶尔也能听到密集的枪声，它打破这夜的沉静，这是双方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天刚亮，车站的炮台上，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大炮张开它的黑嘴，不断地咚咚咚吐出一个个吓人的、凶恶的炮弹。炮手们把新的炮弹喂进炮膛里，然后把导火线一拉，大地便震颤起来。炮弹打着唿哨猛烈地飞到离小镇三俄里红军占领的村庄上空落下来，轰隆一声，把大块大块的泥土翻起来，抛向空中。
红军的大炮安装在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修道院座落在村子的一个高地上。
炮兵连政委扎莫斯京同志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他头枕着炮筒睡了一觉。他把腰间别着沉重手枪的皮带往紧里系了系，仔细听着炮弹飞行的方向，等着它的爆炸。
院子里的战士们听到他响亮的声音：
“同志们，今天我们都没睡够，明天扑上，现在大家都起来吧！”
战士们都睡在炮身旁边。他们像政委一样，都立刻起来了。只有西多尔丘克还没有睡醒，磨磨蹭蹭不想起来。
“你们这些人真不像话，天还没亮，你们就乱嚷嚷，真可恶！”
扎莫斯京笑着说道：
“西多尔丘克，你是不是认为大家觉悟太低，竟然没有顾及到你还想睡一会儿。”
西多尔丘克终于起来了，不过嘴里还嘟嘟囔囔的，表现出很大的不满。
过了几分钟，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轰隆隆地响了，炸弹落到镇上爆炸了。彼得留拉的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坐在糖厂高高的烟囱上铺着的木板上。
他们踏着烟囱的铁梯子爬上去。
整个镇子尽收眼底。他们从这里指挥着大炮的射击。他们能清楚地看到围攻镇子的红军的行动。用蔡司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部队调动的情况。一列装甲火车沿着铁路线朝波多尔斯克车站缓慢地驶来，火车始终保持着炮火射击。紧跟在列车后面的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发动了多次进攻，企图拿下小镇，但是**构筑了坚固的防御设施，他们躲进战壕里固守。从战壕里射出猛烈的炮火。到处是枪声，子弹从不同的方向疯狂地射来。当进攻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仿佛狂风暴雨，在咆哮，在怒吼。密集的子弹朝红军射来，红军支持不住了，向后撤走，留在战场上许多战死者的遗体。
今天，红军加强了对小镇的打击和进攻。隆隆的枪声炮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从糖厂烟囱的上面看得很清楚，红军战士的身子紧贴着地面，战胜种种障碍，所向披靡地向前推进。他们差不多已经占领了车站。谢乔夫师团把其现有的后备队全部调集到前线，投入战斗，但是也无法添充上车站被撕开的缺口。抱着决一死战的红军已经冲进车站周围的各条街道。经过短时间的猛烈的攻击，彼得留拉谢乔夫师第三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放弃了他们的最后阵地，即近郊的几个花园和果园，狼狈不堪地逃回到镇里去了。红军战士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不惜和敌人拼刺刀，消灭了敌人的各处哨所和警卫兵，占据了各条街巷。
谢廖沙和他的家人以及邻居都躲在地窖里。可是谢廖沙特别想从地窖里走出去，现在谁也阻拦不住他，母亲也反对他离开地窖，但是他仍然从阴暗的地窖中走出来。一辆装甲车从他们家的住房旁边轰轰隆隆驶过去，它一面前进，一面向四周射击。彼得留拉的部队跟在装甲车后面惊慌失措地溃逃。一个敌兵跑进谢廖沙家的院子里，他慌慌张张地迅速丢下子弹带、钢盔和步枪，逃进菜园子里了。谢廖沙决定到大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逃兵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道跑。装甲车掩护他们撤退。通往镇里的公路上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突然出现在大道上。他趴在地上，朝公路的方向射击。跟着他过来的又有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弯着腰，一边前进一边射击。谢廖沙发现红军战士中有一个中国人，他脸晒得很黑，眼睛发红，穿一件衬衣，腰间系着子弹带，手中握着手榴弹，他不知掩护自己，超前冲过去。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跑在最前头，他手中端着机枪，飞也似地冲到前面去了。这是首先冲进镇子的红军战士。谢廖沙非常兴奋，他跑到公路上，放开嗓门儿，使出全力，大声喊道：
“同志们，万岁！”
由于情况突然，中国人差点儿把他撞倒，他本来想向谢廖沙扑上去，但是他发现这位年轻人是如此激动，如此兴奋，他放弃了他的意图。
“彼得留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中国人气喘吁吁地冲着谢廖沙大声问道。
但是谢廖沙没有答他的话，而是立刻跑回院子里，拿上**丢下的子弹带和步枪，追赶红军的队伍去了。当红军拿下了西南车站后，才发现了谢廖沙。他们截获了几辆运送军火的列车，把押送军火的敌人通通赶进了树林，然后停下来，准备休整一下，整编一下队伍。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沙跟前，好奇地问道：
“同志，你从哪儿来？”
“我是本地人，来自小镇，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红军战士都朝谢廖沙围过来。
“我认识他，”中国人笑着说道，“‘同志们，万岁’的口号就是他喊的，他是我们自己人，他年轻，他是好人。”他拍着谢廖沙的肩膀，赞扬他说。
谢廖沙从内心感到高兴。红军马上就把他当作自己人，接纳了他。他和红军战士一起，参加了夺取车站的战斗。
小镇有了生机。受尽磨难的百姓都从地窖里爬出来，跑到大门口看开进镇里的红军。谢廖沙的母亲和瓦莉亚在红军的队伍里发现了谢廖沙，发现他和红军战士走在一起。他虽然没有戴军帽，但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步枪。
母亲见儿子当了兵，很是惊讶和困惑。
她的儿子要去打仗了，这怎么行呢！她一想到他背着步枪从全镇子的父老乡亲面前走过，会造成什么影响！她想到这个情况，就忍不住大声喊道：
“谢廖沙，回家去，马上！看来我非得教训你一顿不可，你这兔崽子！你想打仗，回家也能打！”她紧追了儿子几步，想把儿子拉回家。
谢廖沙是她的儿子，过去她曾不止一次地耳提面命过他，可现在情况有变，儿子用严厉的目光看了母亲一眼，又是羞又是气，红着脸断然回绝说：
“你嚷嚷什么，我绝不会离开红军队伍。”他没有停步，继续从她身边走过。
母亲简直气坏了。
“你就这样跟你的母亲说话！那好吧，今后你就别想登这个家门。”
“我不回来了！”谢廖沙头也没回，一直朝前走了。
母亲惘然若失地依旧站在路边。一队队脸晒得黝黑、满身尘土的红军战士从她身边走过。
“妈妈，别伤心，我们要选你的儿子当政委呢！”听见有人开玩笑说，队伍里立刻暴发出一片笑声，这时从连队前面传来整齐、雄壮的歌声：
我们在斗争中变得无比坚强，
我们步伐一致，我们的队伍在战斗中成长，
我们用自己的血肉身躯，
开辟着我们所向往的自由天堂。
接着，整个队伍都唱起了这支歌，在这齐唱的歌声中，也听到了谢廖沙响亮的声音。现在谢廖沙有了一个新的家，他就是这个新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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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上挂着一个白色的硬纸板，上面写着“**委员会”五个大字。
旁边还贴着一张充满热情的宣传画。画上画的是一个红军战士用手指直指看画人的胸脯，画下面的文字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里，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把这张宣传画贴到镇子的各处。**委员会立刻发布了第一个告舍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这个镇子。
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恢复。我们号召居民保持镇静。那些丧尽天良的屠杀犹太人的匪徒已经被我们打退，但是为了不使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大家都来参加红军吧！你们要全力支持劳动**的政权。镇子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政权属于**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 多林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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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辛斯基的庄园里出现了许多新人。他们出来进去互相之间都称“同志”，正是为争得这个称呼，昨天的人们为之付出生命，而今天“同志”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称呼。“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字眼！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和休息。
这个木匠出身的**者正在为建立**政权而忙活着。
在别墅的一个小房间的门上挂着一个纸板，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在这里工作的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是一个立场坚定、遇事镇静的人。师政治部委任她和多林尼克在这里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各个机构。
刚刚过了一天，就有许多工作人员开始坐在桌旁工作了。打字机不停地响，粮食委员会也成立了。粮食委员特日茨基是一个好动、性急的同志。他原来在糖厂工作，当技师的助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做为一个波兰人，以他的坚忍性开始粉碎了糖厂管理当局中的贵族上层，这个上层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
在全厂的大会上，特日茨基怒气冲冲地用拳头击打着讲台，用波兰语发表了战斗性极强的富有刚性的演说。
“旧势力已经被我们消灭，他们想要再回来，那是白日做梦，”他说道，“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给波托茨基当牛做马一辈子。我们给他们建造了宫殿，为此，那些伯爵老爷们恩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饿死，就是累死。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骑在我们脖子上作威作福多少年了？波托茨基长期以来奴役了大批俄罗斯人，奴役了大批乌克兰人，这是事实，难道我们波兰工人当中受到他奴役的人还少吗？伯爵的走狗在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对付全体波兰工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各个民族的工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请你们相信，至于那些贵族地主们，我们不会轻饶他们。”他说到这里，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形，然后再次敲击着讲台，“是谁挑拨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谁在民族之间制造流血事件？国王和贵族从几个世纪以前就挑唆波兰工人去冒犯土耳其人，经常发生一个民族进攻和打败另一个民族的事。有多少人无谓的送了命。这种不幸的事件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件发生，所有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这些个坏蛋、恶棍的末日已经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使资产阶级心惊胆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都是兄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路，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党。
波兰也要建立共和国，不过建立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由波托茨基插手的共和国。波托茨基的势力我们一定要连根拔除。我们将是苏维埃波兰的主人。你们当中谁人不晓得勃罗尼克？他被任命为我们厂的革委会委员。‘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别听信毒蛇的鬼话，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工人都能彼此信任，我们就能把全世界各族**都团结起来！”
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是从特日茨基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喷发出来的。
当他走下讲台时，青年同志都为他的演讲喝彩。年岁大的人却不敢表态，谁能预料明天会怎么样，说不定明天布尔什维克就会退走。那时候就要为自己说过的每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把你推上绞刑架，也要把你从工厂中赶走。
教育委员由身材瘦削的教师切尔诺佩斯基担任。在很多教师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教师。在革委会的对面，安排了一个特务连，连里的战士轮流在革委会值勤。每到晚上，花园里和大门口都架上机枪，并装上子弹，机枪两边站着拿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正要到革委会来。她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就问他道：
“同志，你多大岁数了？”
“已经十七了。”
这个战士笑着说道：
“是的，我是前天在一次战斗中加入红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仔细端详着他。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火车司机的助手。”
这时多林尼克和一个军人从栅栏门走进来。伊格纳季耶娃转身对他说道：
“我给**委物色了一位当领导的合适人选，他是当地人。”
多林尼克扫了一眼谢廖沙。
“你爸爸是谁？”
“我爸爸叫勃鲁扎克。”
“你原来是勃鲁扎克的儿子！怎么样，马上就干起来，把那些小伙子们都组织起来。”
谢廖沙吃惊地看了看多林尼克。
“连队的工作怎么办？”
多林尼克已经跑上台阶，又转回头来说：
“这事我们会安排的。”
第二天晚上，乌克兰**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成立了。
新的生活开始了，它开始得如此之快，如此出人意料。谢廖沙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了，从此他就倘佯在新生活的旋涡中。
谢廖沙把家完全忘记了，虽然家离他是如此之近。
他，谢廖沙，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多次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白色的公文用纸，上面盖着乌克兰**党（布）委员会的印章，写着：谢廖沙，**员，团委书记。如果有人怀疑的话，那么在他束腰制服的外面，在腰间的皮带上，别着一把手枪，手枪装在手工缝制的帆布枪套里，这是挚友保尔的珍贵礼物，这把手枪就是对他身份的有力证明。遗憾的是，不知保尔现在在何处。
谢廖沙整天为完成革委会交办的任务忙碌着。现在，伊格纳季耶娃有事正等着他呢。他们要一块儿乘车到车站的师政治部，哪里有书籍和报纸发给革委会。他赶紧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已经预备好汽车，在革委会门口等着他们。车站还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总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车站上一列火车的车厢里。伊格纳季耶娃利用路上的时间同谢廖沙谈了很多工作方面的问题。
“你在你的哪个部门都做了些什么工作？是不是已经建立了组织？你应该在你的朋友中间，在工人的子弟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近期内，需要建立一个**主义青年小组。明天我们就编印一个**的号召书。然后我们把青年召集到剧院，在那里举行一个群众**。总之，我要把师政治部的丽达介绍给你认识。她好像正在你的那些伙伴中间做工作。
丽达十八岁，长着一头剪短的黑发，穿一件崭新的浅绿色上衣，腰间系一条窄腰带。谢廖沙从她那里了解到很多新情况，她还答应帮助他工作。他们分手时，她给了他一包书籍，另外还特别给了他一本小册子，里面印有**的纲领和章程。
谢廖沙回到革委会已经很晚了。瓦莉亚在花园里等着他，她责备谢廖沙说：
“你这人真不知羞耻！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你想同家庭脱离关系不成？母亲为了你整天哭泣。父亲也气得不行。你呀，也太不像话了。
“瓦莉亚，没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吧！我确实没时间回家。我说的是真话。今天我还是回不去。我现在有事需要跟你谈谈。我们到我办公的地方去。
瓦莉亚已经认不出弟弟了，因为他的变化太大了，仿佛有人给他充了电。谢廖沙让姐姐坐到椅子上，马上开门见山地说：
“我要和你说的事是，你加入**吧。不明白吗？就是**主义青年团。我是这个组织的书记，你不信吗？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了谢廖沙的证件后，不好意思地看看弟弟。
“我加入**能做什么呢？
谢廖沙把手一摊表示不能理解。
“什么？你以为没事可干吗？我的好姐姐！我忙上来整宿不能睡觉。必须扩大宣传工作。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需要召集大家到剧院开个会，告诉大家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他让我在会上也要发言。我想不行，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说不好，就会当场出丑。不说这个吧！还是说说加入**的事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加入？”
“我不知道，到时候，母亲会更加生气的。”
“瓦莉亚，你先不要考虑母亲，这方面的事情她不懂，她只知道她的孩子都守在她身边就好。他不仅不反对苏维埃政权，相反，她还同情苏维埃政权呢。但是她只让别人家的孩子到前线去打仗，却不让自己的孩子到前线去打仗。难道这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是怎么对我们说的？你看保尔，他就不管母亲同意不同意，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我们现在也和保尔一样，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怎么样，好姐姐，难道你还要拒绝吗？你在女孩子中间做工作，我在男孩子中间做工作，这多好啊！今天，我就把红头发小子克利姆卡吸收到**里来，他不想入，我也得让他入。怎么样，瓦莉亚，你是加入还是不加入？我有一本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小册子，你拿去看看。”
他从口袋里掏出这本小册子给了她。瓦莉亚两眼看着弟弟，低声问道：
“如果彼得留拉又卷土回来，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当然，我和大家一块儿走。但是你怎么办？到那时，母亲一定很为难。”他好半天没说话。
“你把我登记上吧，只是不要让妈妈知道，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知我知。我一定尽力帮你工作，恐怕这是最好的办法。
“太好了，瓦莉亚！”
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姐姐瓦莉亚。我们正在讨论思想问题呢。她加入**，最合适不过了，可是我们的母亲很严厉。能不能这样，可以接受她为**员，可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如果我们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撤退时，我当然要拿着枪和大家一起走，可是姐姐不愿让母亲伤心。”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的边上，注意听着他说。
“好，这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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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院里来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把剧院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看到镇内到处张贴的召开**的公告而来的。糖厂的工人组织的吹奏乐队奏起了乐曲，来参加会的大部分都是学生——初高中的男女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主要的不是为了参加**，而是为了看演出。
帷幕拉开了，刚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又瘦又矮，长着一个尖鼻头的书记立刻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以极大的兴趣听他的演说，他谈到全国所进行的斗争，号召青年要团结在**党的周围。他是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在他的演说中有很多听众不懂的词语，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啦，“社会沙文主义”啦，等等，等等。他的演说结束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他自己先离去了。
谢廖沙担心的是终于发生了。他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说什么呢？”他想啊，想啊，没有想出一句话，这时他处境非常尴尬。
伊格纳季耶娃帮他走出困境，他从桌后低声对他说：
“你就谈谈建立支部的问题。”
谢廖沙马上就谈到了一些实际的措施：
“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了，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把支部建立起来。你们当中谁支持这个建议？”
会场中一片寂静。
丽达赶紧过来帮忙。她开始对听众讲述了莫斯科如何把青年组织起来的情况。谢廖沙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
怎么才能把支部建立起来，他表现得束手无策，他老是用一种不友好的目光看着大家。丽达听着有点不耐烦了。扎利瓦诺夫对莉莎嘀咕了几句，用轻蔑的目光看了看丽达。坐在前排的是中学高年级的女生，她们互相交谈着，她们的鼻头上还搽着粉，她们的一对小眼睛左顾右盼。有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待在角落里，待在讲台的入口处。在这些红军战士中间，谢廖沙看见了他认识的一个年轻的机枪手。他坐在讲台前沿的边上，他坐的很不安稳，他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打扮时尚的莉莎和安娜。她们却毫不拘束地和她们的追求者谈得火热。
丽达觉得大家都不听她讲，于是她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让伊格纳季耶娃讲。伊格纳季耶娃讲话的声音舒缓，言词平和，所以听众都专心致志地听她讲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道，“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可能认真思考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讲话。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这样的同志，他将成为**的积极参加者，而不是旁观者。**的大门是敞开的，就缺少你们走进来。我们希望你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谁愿意发言，请上来。”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后排终于有人说话了。
“我想说点意见！”
米沙走上讲台，他身材矮壮，长着一对斜眼儿。
“如果布尔什维克需要助手，我愿意当这个助手，谢廖沙了解我。我现在就申请加入**。”
谢廖沙高兴得笑了。
“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他立刻跑到讲台中央。“我曾经说过，米沙是自己人，他父亲是扳道工，让机车轧死了，因此米沙失学了。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没有上完中学，可是他很快就理解了我们从事的工作。”
大厅里掀起一阵宣叫声和吵嚷声，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他是药房老板的儿子，他留着很时髦的发型。他整了整衣服，然后开腔了：
“同志们，对不起，我不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让我们搞政治吗？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应该念完中学。如果能建立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之类的机构，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也可以学习，如果是加入这样的组织，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搞政治，等着你的肯定是绞刑架。对不起，我认为，没有人会同意搞政治。”
大厅里一片哗然。奥库舍夫从讲台上走下来，坐下。紧接着是一个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讲台前。他气呼呼地把帽子拉下来，遮住了额头，用愤怒的目光扫视着前面一排排座位上的人们。然后大声吼叫道：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你们这些人真不像话！”
他的一双眼睛真像两个烧得通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气得浑身直发抖，他说话了：
“我叫伊万，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晚上就躺在住家户的围墙下，我挨饿受冻，无家可归。我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怎能和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们相比。可是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战士收留了我。部队成了我的家，部队给我衣穿，给我鞋穿，教我学文化，最主要的是教育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部队帮助我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我至死也不会背叛我的信仰。我懂得了我们是为了谁而斗争，我们斗争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劳苦大众，是为了工人的政权。你们嘻嘻哈哈的笑个没完，你们知道吗，为了解放这座小镇，我们有两百个同志倒在这座镇子前，他们永远长眠在这里了。”伊万的声音就像绷紧的弦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了。“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全国，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人牺牲。而此时此刻，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们在玩儿游戏。”伊万说道这里，面对主席台，用手指着会场的听众，继续说道：“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简直是对牛弹琴，他们什么都不懂。饱汉和饿汉不可能是同志。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饿汉，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他突然愤怒地冲着会场大声说道：“没有你们，我们也行。我们不再求爷爷告奶奶了。我们一味的退让，一味的迁就，有什么用！这样的人只有用机枪对付！”他说完后就从讲台上急匆匆走下来，没有看任何人一眼，就从会场的大门走出去了。
主席团中没有人留下来参加晚会。他们去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伤心地说：
“有人在会上简直是胡闹。伊万说得好，让中学生来参加这个会，是极大的失策，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只是制造了对立。”
“不必大惊小怪！”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说，“这里几乎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青年。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城市知识分子，或者是小市民。应该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应该把锯木厂和糖厂作为基地。群众**也能产生效应。学生当中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支持伊格纳季耶娃的观点。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党要动员全体劳动者关心每一个新发生的事件。我们要举行一系列的群众**、各领域的讨论会和代表大会，车站上的师政治部打算开办一个夏季剧场。最近有一辆宣传车将开到这里来，我们的工作就将全面展开。记住，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把千百万劳苦大众动员起来，参加战斗，我们就不可能胜利。”
天已经很晚了，谢廖沙把丽达送到车站。分手时，谢廖沙握住丽达的手，握了好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一笑。
谢廖沙回到镇上以后，顺便回了一趟家。
母亲数落他，责备他，他没有回嘴，只是耐心地听着。可是当父亲批评他的时候，他却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度，他说出的一番道理使父亲不知如何应对。
“爸爸，你听我说，当德国人统治时期，你们罢工，你们在火车上打死了卫兵，那时你考虑过家吗？考虑过，但你还是参与了，因为你有一颗工人的良心，它起了鼓动的作用。我也考虑过家了，我明白，如果我们撤走了，因为我的问题，敌人就会迫害你们。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就掌握了一切。我不能待在家里，爸爸，这一点你是能理解的。**吗还要争来争去呢！**的是一件有益的事，你应该支持我才对，应该帮助我才对，可是你老是说我的不是。爸爸，只要你认可了我的所作所为，妈妈就不会对我嚷嚷了。”他用他那双纯净的蓝眼睛看着父亲，笑了，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父亲在凳子上已经坐不住了，他咧开他的大嘴笑了，透过茂密的胡须，露出他的两排黄板牙。
“滑头鬼，你想改变我的思想？你以为你身上带着手枪，我就不会打你了？”
他说话的语调已经不那么强硬了。他不好意思地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那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补充说道：
“你认准了的路，你就勇敢地往前走吧，我绝不拉你的后腿，不过你要常回家看看我和**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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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时。一束光从半开的房门中**。落到台阶上。这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摆着一套包着绒布的柔软的沙发和一张宽大的律师桌，桌旁围坐着五个人，革委会正在开会。这五个人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他戴一顶平顶羊皮帽，很像吉尔吉斯人），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高个子铁路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机务段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把身子弯得都探过了桌子，两眼直视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嗓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我们一来到这里，商贩和市场的投机商人就猛抬物价。他们还不要苏维埃纸币。他们交易时只要沙皇时期的纸币或是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今天我们出台了强硬的价格政策。我们非常清楚，没有一个投机商愿意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他们把货物囤积起来。于是我们就进行搜查和征收**商的全部货物。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对他们客气。我们不能允许让我们的工人继续挨饿。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不要做得太过火。照我说，她具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问题还不在小商贩。今天我得到一条消息，一个饭店老板鲍里斯家里有一个密密地窖。在彼得留拉统治前，一些大的商店老板就把大量的商品都囤积到这个地窖里。他说完后，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看了看这位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
“这些情况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季莫申科心慌意乱地问道。他感到很遗憾，因为多林尼克先于他得到了这个消息。本来这样的问题是他首先应该知道和解决的。
“怎么样！”多林尼克笑着说。“老兄，我的眼睛可是尖锐得很，我不仅知道地窖的存在，我还知道，你昨天和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人酿造的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有点坐不住了。在他发黄的脸上泛出红晕。
“你说得对极了！”实际上这话他是言不由衷说的。但是当他瞅了一眼眉头紧锁的伊格纳季耶娃，他不吭声了。“这个鬼木匠，他有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季莫申科看着这位革委会主席，这样想。
“这件事是谢廖沙告诉我的。”多林尼克继续说道。“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工作过。他从厨师那里了解到，食堂里所需要的大量的东西，都由佐恩供给。昨天谢廖沙又得到一条准确的消息，佐恩有一个地窖，必须把它找到。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人，还有谢廖沙，争取今天就把这个地窖找出来！如果把这个地窖找出来，我们就能供给工人和师部供给委员会粮食”
半个小时后，来了八个武装人员，他们到了饭店老板的家里，有两个人，一个留在街上，一个留在大门口。
老板佐恩长得又矮又胖，活脱脱像个大酒桶，脸上长着几根红毛，他拐着一条腿，一方面曲意逢迎走进来的人，一方面声音嘶哑而低沉地问道：
“有什么事吗，同志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老板身后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被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的眯缝起眼睛。
在隔壁房间里，身材粗壮的老板娘正在穿衣服，听得见她有抱怨声。
季莫申科只说了两个字：
“搜查！”
地板的每一方尺，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堆放劈柴的板棚、仓库、厨房、堆放杂物的地窖，都仔细搜查了，但是连一点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现老板的一个佣人睡的正香，她没有听见有人进来。谢廖沙轻声把她叫醒。
“你是这里的佣人吗？”他问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拉过被子盖上肩膀，用一只手遮住射到她脸上的光，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吃惊地回答道：
“我是这里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谢廖沙说明来意就离开了，并让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一间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显得很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唾沫飞溅地说道：
“你们想怎么样？我只有一个地窖。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我说的是真话。我是开过饭馆，可现在完全倒闭了。彼得留拉匪徒把我的家当都抢光了，他们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欢迎苏维埃政权，我有什么，没有什么，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他说话时，常常把他短粗的胳膊摊开。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珠滴溜溜转，他一会儿看看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一会儿又看看谢廖沙的脸，一会儿又看看天花板上的一个角落。
季莫申科气乎乎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这就是说，你还要继续隐瞒下去？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的地窖到底在什么地方？”
“哎呀，我的长官同志，”老板娘也参与进来，说道，“我们也在挨饿！我们的东西都给抢走了。”她说到这里想哭，但是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你们饿着肚皮，还雇佣工？”谢廖沙插话问道。
“她算什么佣工，她穷得无家可归，我们收留了她，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跟你们说吧。”
“好了，”季莫申科耐不住性子了，大声说道，“我们还是谈正题吧！”
天已经亮了，对老板家的搜查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搜查了十三个钟头了，一点收获也没有，令季莫申科非常气恼，他本来打算停止搜查了，在女仆的小房间里，谢廖沙也打算离开了，可他突然听到女仆压低声音说道：
“可能在厨房，在壁炉里。”
十分钟以后，把俄罗斯式的壁炉拆了，把地窖口上的铁盖打开了。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顿的大卡车装满了木桶和口袋，在群众的围观下，从老板的家门口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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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热天的晌午，保尔的母亲拎着个小包袱从车站回来。当阿尔乔姆把保尔被抓和被关进监狱的事告诉她后，她哭得非常伤心。他一直过着艰难的日子。她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就是给红军战士洗衣服，战士们给她争取到部队的一份口粮。
有一天傍晚，阿尔乔姆急急忙忙走到窗前，推开门，脚还没有迈过门槛，就说道：
“保尔来信了。”
保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尔乔姆哥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还活着，虽然我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我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现在伤已经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及骨头。不要为我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给我假期，出院后我就动身回去。我还没有见到过母亲。我现在已经成为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红军战士。科托夫斯基同志作战英勇，你们也一定听说了。我还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旅长无比崇敬。我们的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妈妈在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向她鞠躬，向她祝福。你为**了不少心，真是对不起了。你的弟弟保尔。
阿尔乔姆哥哥，你去林务官家一趟，把信的内容告诉她。
母亲又流了很多眼泪，保尔太大意了，竟然没有写发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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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廖沙经常到车站上那一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处”的绿色车厢去。丽达和伊格纳季耶娃就在这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伊格纳季耶娃的嘴里经常吊着一支烟，嘴角常流露出调皮的微笑。
**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和丽达接近起来，她除了每次从车站带走一包包宣传品和报纸外，还从车站带走了情窦初开的感觉和短暂相会的喜悦。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车站的轨道上停着一辆十二军的宣传车，车身上贴满了宣传画。宣传车昼夜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印刷室整天都在印刷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离的很近。一天晚上，谢廖沙偶尔走进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发现了丽达。
晚上已经很晚了，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当时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车站。谢廖沙怀着一种紧张的心情突然问丽达：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总是特别想看见你？就愿意和你呆在一起。和你见面后，我的精力突然大增，积极性也高了，干起工作来也不知疲倦了。”
丽达停住了脚步。
“谢廖沙同志，你这是怎么了，今后我们约法三章，你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我不喜欢这种情调。”
谢廖沙登时脸胀得通红，就好像遭到申斥的学生。
“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才对你说这些话的，可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了……难道我说的是反**话？当然，丽达同志，我以后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他很快握了一下她的手，几乎是跑回镇上去了。
谢廖沙接连好几天没有到车站去。有时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他借口工作忙，就推辞了。不过他确实工作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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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里，当舒季克沿着大街往家走的时候（住在这条大街上的大部分是糖厂的高级职员，波兰人），有人向他开了枪。就此事件，对这条大街进行了搜查，结果发现了皮尔苏茨基分子的联盟“狙击队”的枪械和文件。
革委会开会，丽达也来参加了。她把谢廖沙拉到一旁，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着，是不是伤了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了？难道你把个人的事看得比工作还重要？同志，这是很不恰当的。”
谢廖沙又开始往绿色车厢里来了，当工作需要时。
很快召开了县代表大会，会上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了两天的辩论。到了第三天，谢廖沙和与会的全体代表拿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树林里追歼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的上层哥萨克匪徒。剿匪回来后，谢廖沙又遇上丽达，于是又送她到车站，告别时，他紧紧地握住丽达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回来。谢廖沙又是好长时间没有去车站了。甚至工作上有需要见到丽达，他也有意躲着她。
当丽达要求他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
“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你又要给我扣帽子了，说我是小资产阶级啦，或是背叛了工人阶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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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的红旗师军用列车开进了车站。三个脸色晒得很黑的军官，来到革委会。一个身材瘦长、腰系武装带的军官来到多林尼克面前，说：
“什么话也没跟我说，给我们提供一百辆大车的干草。马快要饿死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收干草。在一个村子里，他们意外遭到富农匪徒的袭击。敌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得半死。谢廖沙挨得打轻一点，因为他年纪小，所以匪徒们也鞭下留情了。贫农委员会的会员们把他们送到镇上来。
马上派了一对士兵到村里去，第二天干草就征用来了。
谢廖沙不想惊动家人，就躺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丽达来了。这天晚上，谢廖沙第一次感到丽达握住他的手，握得是那么紧，是那么富有情意，这是他绝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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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车厢里把保尔的信读给丽达听，并把保尔的事给她说了一遍，临走时，他说道：
“我马上到林子里去，我要到湖中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中的工作，拦住他说：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
在平静如镜的湖水岸边，他们停下来。
温暖、透明的湖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你到路口等着，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谢廖沙坐到小桥旁一块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身后水溅的声音。
透过树林，他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从大路走来。丘扎宁很帅气，身穿非常考究的弗伦奇式军服，军服上扎着武装带，脚穿铬鞣革皮靴，走起路来吱吱响，同冬妮亚挽着胳膊，说着话，走来。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她曾经替保尔给他送过信。她也老盯着他看，看样子，她也认出他来了。当他们同谢廖沙并排走在一起时，谢廖沙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拦住冬妮亚说：
“同志，请停一下，我这里有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与你有关。”
他把一张写满字的纸递给了她。冬妮亚从丘扎宁胳膊中抽出手来，开始读信。显然，信纸在她手中有点抖动。冬妮亚把信交给谢廖沙，然后问道：
“有关保尔的别的更多的情况，你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谢廖沙回答说。
丽达从后面走过来，就听见她脚下的**石咯咯的声音。
丘扎宁发现丽达走过来了，就悄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丽达拦住他，用一种讥讽和鄙视的口气说道：
“丘扎宁同志，列车那边找了你一整天了。”
丘扎宁恶意地瞅了她一眼，说：
“无所谓，没有我，工作照样进行。”
目送着冬妮亚和丘扎宁离去后，丽达说道：
“什么时候把这个骗子清洗出去！”
树林在呼啸，高大的橡树的树冠在风中摇来摆去，好像向人们致意。清澈的湖水是多么诱人啊，谢廖沙想洗澡了。
洗完澡以后，他找到了丽达，他正坐在不远的倒下的一棵橡树上。
他们边谈边走，不觉来到树林深处。他们决定在一片不大的长满绿草的林中空地上休息一下。林子中非常寂静，橡树仿佛在低语。丽达枕着自己弯过来的胳膊，半躺在草地上。她那健美的腿和打了补丁的旧皮鞋都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了。谢廖沙偶尔看了一眼她的脚，发现她的鞋子上打着整齐的补丁，他又看了看自己的靴子，发现靴子上有一个洞，一个脚趾头正好从洞里钻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
谢廖沙指给她看自己的靴子。
“我们穿着这样的鞋子，如何去打仗？”
丽达没有吭声，她嘴里嚼着一根草，在想别的事呢。
“丘扎宁是一个坏党员，”她终于说话了，“我们这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一般都穿得很破烂，可是他整天就知道打扮自己。他是我们党内的投机分子……前线的形势很严重。我们国家必须准备做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她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谢廖沙，我们不仅要做宣传工作，而且还要扛起枪，上前线打仗。你知道吗，党中央做出一项决定，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员上前线。谢廖沙，我考虑，我们在这里不会呆的太久了。”
谢廖沙听着她说并好奇地从她的声音中扑捉那些不寻常的腔调。她那双亮闪闪、水汪汪的黑眼睛直视着他。
他被她看得心里发毛了，他没有对她说，她的眼睛像镜子，他也没有对她说，全世界都在她的眼睛里，因为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借助胳膊肘欠起一点身来。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摸了摸腰间的皮带，痛心地说：
“在乡下时，我的枪被富农匪徒抢走了。”
丽达把手申进制服的口袋，掏出一把闪闪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你看那棵橡树，”她用枪筒指着离他们有二十五步远的一棵树上的鼓包，她把拿枪的手和眼睛组成一条线，几乎还没有瞄准呢，就开枪了，被打碎的树皮落了一地。
“你看见了吗？”她对她打的这一枪表示满意，她接着又放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都落在草地上。
“给你，”丽达把手枪交给谢廖沙，开玩笑地说道：“就瞧你的了！”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打中。丽达笑了。
“我原以为你打的还要差。”
她把手枪放到地上，然后躺倒草丛上。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透过制服显现出来。
“谢廖沙，你过来，”他压低声音说道。
他挪得离她很近了。
“你看这天空多蓝呢！你的眼睛也像这天空一样蓝。这可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灰色显得刚强，蓝色太显温柔了。”
她突然用两手托住他的头，在他的嘴唇上狂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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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
夜幕不知不觉降临了，它给树林好像遮了一块黑色的面纱。师部的电报员弯着身子在发报机旁工作，发报机不停地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一根狭窄的带子，像一条蛇，从人的手指间窜过。
发报员迅速把带子上的点线符号译成文字，打印在公文纸上：
发给师部参谋长，并抄一份给舍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我命令，收到电报后十个小时内，镇上的机关全部撤走。镇上只留一个营，归某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情况，立即向我报告。——师长（签名）
十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亮着电石车灯在镇内寂静的街道上迅速驶过，然后一个急刹车，停在革委会的门口。摩托车手把电报交给多林尼克主席。人们开始忙乱起来。特务连正在整理队伍。一个钟头以后，一些装载着革委会财物的马车轰轰隆隆从镇子走过去。很多人正在波多尔斯克车站装车。
谢廖沙听完电报的内容，就跟着摩托车手跑出来。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到车站去吗？”他问司机。
“上来吧，从后面上，千万要抓牢。”
丽达工作的车厢已经挂到列车上。谢廖沙在离车厢十步之远的地方看见了丽达，他跑过去把丽达紧紧地抱住，他觉得他马上就要失去他最爱的珍宝，他软语细声地说：
“再见了，丽达，我的亲爱的同志！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他强烈地感觉到他现在真想哭。他应该走开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是紧紧地握了她的一下手，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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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镇子和车站变得空荡荡的，变得冷冷清清。最后一列火车的汽笛声渐渐地消散，仿佛告别似的。留下来的营分在道路两边，组成散兵线，准备保卫车站。
树叶变黄了，凋零了，树木变秃了。秋风卷着落叶，在路上打转，飘动。
谢廖沙穿着军大衣，腰间系着粗麻布子弹带，和其他十几个红军战士一起，把守着糖厂附近的十字路口，等着波兰人。
阿夫托诺姆敲了敲邻居格拉西姆家的门。格拉西姆还没有穿好衣服，往门外看了一眼，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阿夫托诺姆指了指背着枪走来走去的红军士兵，朝朋友丢了个眼色。
“开走了。”
格拉西姆忧虑地看了看他：
“您知道不知道，波兰人的旗子什么样？”
“好像是独头鹰旗。”
“什么地方能弄到独头鹰旗？”
阿夫托诺姆愤愤地挠了挠后脑勺儿，他考虑了片刻，说道：“对他们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们说走就走，可是怎么应对新政权，我们却颇费心思。”
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这声音打破了宁静。这时候，车站上机车的汽笛突然嚎叫起来。从那边传来炮声。一颗沉重的炮弹打着唿哨从高空掠过，落在糖厂后边的马路上。路边的树丛立刻隠没在蓝色的硝烟里。这时，红军的队伍不得已踏上撤退的路，他们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一滴眼泪沿着谢廖沙的脸颊流下来，他赶紧把它擦掉，并看了看周围的同志，还好，没有人发现。
和谢廖沙走在一起的是锯木厂的工人安捷克，他身材瘦高，他的手指始终扣着步枪的扳机。他阴沉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当他的目光和谢廖沙的目光遇到一起时，他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把他的心事倾诉出来了。
“我们的人一定会遭到迫害，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会说，‘你是波兰人，还反对波兰军队，’他们一定会把我父亲从锯木厂赶出来，还会用鞭子抽他。我对父亲说，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但是父亲不舍得丢下他那个家。哼，这些该死的家伙，快来吧，我要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安捷克把快遮住眼睛的红军盔形帽下意识地往上推了推。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再见了，不起眼的、脏兮兮的、不漂亮的茅舍！再见了，坑坑洼洼的街道！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瓦莉亚！再见了，转入地下的同志们！异邦的凶狼而残忍的波兰**已经迫近。
身穿沾满油烟衣褂的铁路工人个个情绪悲戚，他们目送着红军战士撤走。
谢廖沙振臂高呼道：
“同志们，我们一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