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的眼睛像一只小猫的头那么大,鼓突出来,呈暗红色,中间有个绿点,不断发出亮光。章鱼有几十条触须,就像一堆缠绕在一起的蛇,它们弯弯曲曲的乱动,皮肤上的鳞片发出讨人厌的沙沙声。章鱼的身体也在蠕动。他看见章鱼几乎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章鱼的触须爬在他身上,凉凉的,不过有点像荨麻刺痛的感觉。章鱼伸出它尖尖的刺,像水蛭一样,刺入头中,一下一下收缩着,吮**他的血。他觉得自己的血不停地流进章鱼越来越膨胀起来的躯体内,章鱼的刺针无休止的吸,弄的他的头难以
忍受的痛。
他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的声音。
“他现在的脉搏跳得怎么样?”
另一个声音,是女性的声音,低声回答道:
“他的脉搏一分钟跳138下,体温39.5度,老说胡话。”
章鱼不见了,可是章鱼的刺针留下的痛还在。保尔觉得,一个人的手指按住他的手腕。他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特别沉重,怎么也睁不开。怎么这么热呢?可能妈妈生上炉子了。他又听见有人说话了:
“脉搏现在是122次。”
他想睁开眼睛,而心里火辣辣的,觉得憋得慌。
他真想喝水,太渴了!他真想马上坐起来,喝个痛快。但是他为什么坐不起来?他只是想动一动,可身体不像是自己的身体,不听使唤。母亲马上就会拿来水。我要告诉她,我想喝水。他觉得身边有东西在动,他想,是不是章鱼又爬上来了,就是它,我都看见它的红眼睛了……
又听见有人悄悄地说话:
“佛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使劲地想,但由于一使劲,他的眼前又变得漆黑一片了。当他摆脱黑暗的侵袭,他又记起来,他想喝水。
又听到有人说:
“他好像恢复知觉了。”
一个听得更清楚的亲切的声音离他是这么近:
“您是想喝水吗,患者?”
“难道我是患者?也许这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啊,我是得了伤寒,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终于睁开了,他从眼睛狭窄的缝隙里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悬在头上的红球,但是有一个黑东西挡住了红球;这个黑黑的东西朝他弯下来,他的嘴唇触到硬硬的茶杯边儿,触到了水,触到了使人精神换发的水,他的内心火气立刻消散了。
他很满意地小声说道: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同志,您能看见我吗?”
问他问题的正是站在他病床前那个黑黑的东西。他又要昏昏欲睡的样子,但他还是回答说:
“我看不见,只是听见……”
谁敢说他肯定能活下来?可是大家看,他果真从死神的魔洞里爬出来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壮。尼娜,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您,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位女士激动地说:
“我太高兴了!”
保尔昏迷了十三天之后,终于恢复了意识。
一个年轻的生命还不能离开人世,他的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是他的第二次生命,对他来说,他面前又展开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不平常的世界。他现在只感觉头还有点沉重,因为头上还裹着石膏绷带,所以动弹不得。他实在也没有力气能让头动一动。但整个身体恢复了知觉,手指也能屈,也能伸了。
**********
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尼娜坐在宿舍的小桌旁,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淡紫色的笔记本,笔记本中是她用秀丽的斜体字所作的简要记录: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送来几个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排在角落里靠窗户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拿到一包从他衣袋里找到的东西,其中有证件和医生的诊断书。他的名字叫保尔,证件有:一个磨破了的乌克兰**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证、一张破旧的红军战士证和一张团长的嘉奖令(内容如下:红军战士保尔出色完成侦察任务,特此嘉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手写的纸条:
“如果我牺牲了,拜托同志们通知我的亲属:舍佩托夫卡镇,机车厂钳工阿尔乔姆。”
伤者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击中头部起,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明天阿纳托利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对保尔的伤做了检查,伤口很深,脑颅被击穿了,头的整个右半部都麻痹了,右眼红肿,溢血。
阿纳托利打算做摘除眼球的手术,避免进一步发炎,我建议不要做此手术,因为现在消肿的可能性还存在,他同意了。
我的思想完全受美观的支配。一个青年如果还能活下来,就应该尽量**他的相貌,免得他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伤者不停地说胡话,而且辗转不安,他身边必须经常有人看护。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还年轻,我很同情他,如果有可能,可真想把他的生命从死神那里夺回来。
昨天换班以后,我在病房里又待了好几个钟头。他的伤是最重的。我仔细听他说的胡话,有时他好像是在讲故事。我知道了他生活中的很多事。但是有时候,他也骂大街,骂得很凶。我听了他这些可怕的骂人的话,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痛。阿纳托利说,他肯定活不了了。老人家生气地嘟囔说:“我真不明白,他还是个孩子呢,怎么能把他招募到部队里来?真是岂有此理!”
8月30日
保尔还没有恢复意识。他躺在特护病房,那里躺着的都是危重病人。护理员佛罗霞几乎整天待在他身边。她原来认识他,他们很久以前曾一起工作过。她特别关注这个病人。现在我觉得,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9月2日
夜里十一点。今天是我的一个值得庆幸的日子。我的病人保尔苏醒过来了。他的危险期过去了。这两天我没有回家。
现在我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又有一个人救活了。我的病房里又少死一个人。我的工作虽然特别累,但是当病人恢复了健康,那是我莫大的快乐。他们就像孩子,牵动着我的心。
他们的友情是真摯、朴实的。当我和他们分别时,我的眼泪常常止不住掉下来,说出来也有点好笑,但这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帮保尔写了给他亲属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好的。出院后一定回去看望他们。实际情况是,他失去很多血,脸色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保尔今天第一次有了笑脸,他笑起来是那么好看。平常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这和他的年龄是不相符的。他的健康恢复得很快。他和佛罗霞是朋友。我经常看到她坐在他的床边。她一定和他谈起过我,当然了,肯定是褒扬的话不少,每次当我走进病房时,病人总是笑脸相迎。昨天他问我:
“大夫,你手上怎么有那么多黑瘢呢?”
我什么也没有说,其实这是当他处于昏迷状态时,他用手使劲攥着我的手,攥得生疼而留下的痕迹。
9月17日
保尔额头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当医生给他重新包扎伤口时他表现出的那种极大的忍耐,使我们医生都非常吃惊。
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都会发出呻吟声或者是耍性子,可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伤口上涂碘酒时,他总是挺直身子,好像绷紧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了知觉,但从来没有听见他呻吟一声。
大家都知道,如果听见保尔呻吟了,那他总是失去了知觉了。他的这种顽强和坚忍的性格如何养成,我真不知道。
9月21日
保尔第一次坐上轮椅,医护人员把他推到医院宽大的阳台上。他欣赏着花园的景色,贪婪地呼**新鲜的空气。他的头部用纱布包扎着,只露着一只眼睛。他就用这一只闪烁、灵动的眼睛看着世界,仿佛他第一次看见了世界。
9月26日
今天我被叫到楼下接待室,那里有两个姑娘朝我迎上来。其中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她们要求见保尔。她们一个叫冬妮亚,一个叫塔季娅娜。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熟悉,因为保尔昏迷的时候常常呼叫这个名字。我同意他们去看保尔。
10月8日
保尔第一次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我的回答是快了。他的两个女友每逢接待日都来医院看他。我现在才知道,他疼痛时,为什么不呻吟。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的回答是:
“你读一读小说《牛虻》,你就明白了。”
10月14日
保尔出院了,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一只眼睛上的绷带已经摘掉了,额头上的绷带还没有摘。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但是从外表看,还是正常的眼睛。和这样的好同志分别,我心里非常难受。
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他们希望以后,不要再回到我们这里来。保尔临别时说:
“我的左眼要是瞎了,倒更好些,可偏偏是右眼瞎了,今后我还怎么瞄准打枪呢?”
他仍然想着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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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出院以后的开始一段时间,住在布拉诺夫斯基家,因为冬妮娅住在这里。
保尔马上就想到,让冬妮亚参加到他们的工作中来。他邀请冬妮亚参加他们的一次**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可是当她换好衣服从里屋走出来时,保尔吓了一跳。她穿得非常漂亮,他有意穿得如此讲究。保尔都不想把她带到自己的同志们当中去。
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问她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他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从来不喜欢大家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如果你不方便带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当时在俱乐部里,人们的衣着都很朴素,有的穿着退了色的旧制服,有的穿着普通女式短上衣,唯独冬妮亚打扮得十份摩登。这让保尔特别难堪。同志们都把冬妮亚看成外人。冬妮亚也感觉出来了,她也毫不示弱,她用一种蔑视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身穿粗布衫的码头搬运工人)把保尔叫到一边,毫不客气地瞅了保尔一眼,又瞅了冬妮亚一眼,说道:
“这个美妞是你带到这里来的?”
“是我带来的,”保尔憋着一肚子火气回答说:
“噢!……”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道,“她的打扮也太特殊了,很像是资产阶级,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带到我们这儿呢?”
保尔的太阳穴嘣蹦直跳。
“她是我的同志,是我带她到这儿来的。你明白吗?她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她不敌视我们。她就是衣着讲究一点,这是事实,可是你不能单单根据服装,就给她瞎扣幔子。我也懂得什么人可以带到这儿来,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把话说得再重一点,但他忍住没有说,他明白,潘克拉托夫代表了大家的意见。结果他把一肚子的气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了。
“我已经对她说过了,她干吗还要摆阔气!”
这天晚上是他们友谊破裂的开始。保尔不能眼看着他们本来是很牢固的友谊就这样完了,他心里非常痛苦,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又过了几天,他们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谈话,使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使他们彼此增加了对对方的恶感。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使保尔越来越不能容忍。
他们双方都明白,友谊的破裂已成定局,是不可挽回了。
今天,他们二人来到库佩切斯基公园,只见地上铺满了凋谢的黄褐色树叶,他们想在这里做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下面就是第聂伯河,它那湍急的河水闪闪烁烁,一只拖轮拖着两只驳船正逆水从大桥那边行驶过来,轮翼懒洋洋地拍打着水面,即将落山的太阳把金色的光芒洒向特鲁哈诺夫岛,把房舍的玻璃染成火红色,
冬妮亚看着天空中火红的霞,心情悲凉地说道:
“难道我们的友谊就像这天空中的晚霞,快要熄灭了吗?”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紧锁眉头,压低声音说道:
“冬妮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 当然你心里明白,我过去是真心爱你的,就是现在仍然可以恢复我对你的爱,不过你要跟我站在一起。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保尔了。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然后才是属于党,那我将是一个坏丈夫。我首先属于党,然后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属。”
冬妮亚看着蓝色的河水,满怀的忧愁,她的泪水不由得从眼眶中涌出。
保尔看着他所熟悉的她的面容,看着她浓密的棕色的头发,他心潮起伏,对这个他曾经爱过和亲近过的姑娘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
他轻轻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肩上。
“甩掉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我们牵手推翻反动统治。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优秀的姑娘,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我们一起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她们可能不如你受的教育多,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你说过,丘扎宁想用暴力占有你,但是丘扎宁是坏蛋,是败类,他根本不配当战士。你还说,我们队伍里的人对你不友好,可你为什么穿得花里胡哨的,好像是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小姐的架子害苦了你,看来你是不愿意和这些穿着又脏又破制服的人打成一片。你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可是你不能爱工人的思想。我跟你分手觉得很遗憾,希望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保尔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签名者是朱赫来,保尔看到这个名字,非常激动。他想方设法要去见这个水兵,但是门卫就是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地和门卫耍赖,门卫都想把他抓起来了,终于还是放他进去了。
朱赫来看到保尔非常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被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谈到了工作。
“你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暂时还不宜于上前线。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参加肃反工作吧。明天就来上班。”朱赫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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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波兰**的斗争结束了。已经攻到华沙城下的红军由于消耗了过多的财力和物力,而且又远离自己的后方,所以没有能攻下敌人的最后一个阵地,就撤退了。波兰人把红军这次从华沙的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地主阶级的白色波兰仍然没有倒,而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就不能实现了。
国家经过战争,损失惨重,需要有一段喘息的时间。
保尔想回家探亲,可是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舍佩托夫卡镇现在在波兰**的手中,而且成为两军交战的分界线。
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保尔的日日夜夜都是在肃反委员会度过的。他完成着各种各样的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当保尔得知,舍佩托夫卡被波兰**占领后,他愁容满面地说:
“瞧这事闹得……如果和平谈判破裂,那我母亲不就成了外国人了吗!朱赫来,这可真是……”
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一定是延着哥伦河划分的,所以舍佩托夫卡还在我们这一边。很快就会知道。”
好几个师从波兰前线调到南方去。弗兰格尔匪徒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从克里木钻出来。当共和国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在波兰战线时,弗兰格尔白匪分子乘机从南方转移到北方,沿着第聂伯河逼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
国家为了消灭这最后一个反**巢穴,利用同波兰战事的结束,把军队调集到克里木。
载满人员、车辆、锅灶、大炮的一列列火车不停地从基辅开往南方。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忙。列车像水流,不停地开进车站。车站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所有的线路都有列车停靠,一条空余的线路也没有,所以造成严重阻塞。收报机不停地收到许多加急电报。电报的内容都是命令这个师或那个师腾出一条线路,让其通过。几乎每封电报中都有这样的词句:“优先放行,不需要排进次序……”、“这是作战命令……”、“立即腾出线路……”。几乎每封电报中都有这样的警告语:“如果不执行这个命令,负责人将被送交**军事法庭。”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保证铁路线畅通。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一面挥动着手枪,一面提出他们的要求:“根据集团军司令员发出的某某号电报,他们的列车应该先开出。”
他们中谁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答复:“这是不可能的。”他们都坚持说:“不行,我们的列车先开!”于是一场可怕的嘴战开始了。当情况变得特别复杂时,就赶紧把朱赫来找来。这时正在火头上、彼此准备动武的人们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朱赫来那钢铁般硬汉的形象,那沉着冷静的态度,那直来直去不容反驳的话语,把那些张狂的、不可一世的人都镇住了,他们只好把挥舞的手枪乖乖地**枪套里。
保尔非常吃力地从房间走到月台上,因为他的头像针扎似的痛。显然是肃反委员会紧张的工作对他的神经造成损害。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列装满弹药箱的货车上,谢廖沙从站台上朝他跑过来,差点儿把他撞倒,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保尔,你这鬼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两朋友突然遇到一起,一时都不知道问什么和说什么。本来在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历的事太多太多了。提出一个问题,还没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就先回答了。他们完全没注意到,火车的汽笛已经拉响。等到列车已经缓慢地动起来时,他们互相拥抱的胳膊才松开。
怎么办,刚刚相遇,马上就要分别了。火车已经渐渐地加快了速度,谢廖沙怕追不上火车,最后向朋友招呼了一声,顺着月台跑去,抓住一节车厢的把手,车上马上有人伸出无数只手,把他拽到车上了。保尔站在月台上,深情地望着谢廖沙离去,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因为谢廖沙还没有回过舍佩托夫卡。保尔所以没有对谢廖沙说这件事,是因为他们的相会太意外了,以至把该说的话却忘记说了。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他一路上痛苦。”保尔心里想。可是他还不知道,他和谢廖沙的这次会面是最后一次会面。谢廖沙站在列车顶上,秋风呼呼地吹拂着他的胸脯,这时他哪能想到,他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坐下吧,谢廖沙,”多罗申科(红军战士,他的军大衣的后背上让火烧了一个洞)对他说。
“没关系,我和风是好朋友,让它使劲地吹吧!”谢廖沙笑着说。
一个礼拜以后,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他就牺牲在秋季乌克兰的草原上。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他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他的胸口像撕裂一样的疼,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他没有喊叫,两手捂住胸口,好像准备跑似的,身子向前倾下去,重重地倒在地上,他那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广袤无垠的草原。
**********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繁忙,使工作人员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对保尔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健康非常不利。伤口疼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终于有一天,他两宿没有睡觉,结果失去了知觉。
他找到朱赫来,对朱赫来说:
“朱赫来,我要是调换一下工作,你看行吗?这么做对不对?我最大的愿望是到机车修配总厂干我的本行。我觉得在这儿干,我的能力达不到要求。委员会的人告诉我,根据我目前的身体情况,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在这儿工作还不如在部队工作呢。比如这两天,清剿苏蒂里匪徒的工作把我累坏了。这种马不停蹄、连续作战的工作,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力不从心。我行走都很困难,怎么能把肃反工作做好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保尔:
“从外表就能看出,你的身体确实不好,我关心你不够,我早就应该把你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我照顾不周。”
这次谈话以后,保尔拿了一张介绍信来到**省委,介绍信上说,请**省委另行安排保尔同志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的小伙子瞟了一眼介绍信,愉快地向保尔眨巴了一下眼:
“肃反委员会的,那可是个好单位。好吧,我们马上给你安排工作。我们这里正缺人呢。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到省粮食委员会,怎么样?不想去?那就不去吧。到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不想去?应该去,这个单位不错,口粮有保障。”
保尔打断小伙子的话,说:
“我想到铁路部门去,到机车修配总厂去。”
小伙子吃惊地看了看保尔。
“你要到机车修配总厂去?可是那里不需要人。大体上是如此。你去找丽达吧,她会给你安排个地方的。”
经过和一个面色微黑的姑娘简短的谈话,保尔的工作就定下来了。他到机车修配总厂,担任**委书记,不脱产。
**********
这个时期,在克里木的门户旁,在半岛的这个狭长地带,在曾经是克里木的鞑靼人和扎波罗什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卫军修建了一个十分坚固的堡垒,彼列科普堡垒。
那些来自国家各角落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已经死到临头了,可他们认为克里木这块地方有彼列科普堡垒的防护,待在这里有安全保障,于是他们在这里依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一个秋天潮湿的夜晚,数千劳动**的儿子涉足进入海峡冰冷的水中,趁夜色渡过锡瓦什湾,准备从背后袭击敌人,敌人仗着堡垒的掩护,进行最后的挣扎。伊万是这数千人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
天刚亮,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锡瓦什湾,从利托夫斯基半岛登上陆地,来到**的后方,越过障碍,直接朝敌人冲杀过去。这时的彼列科普简直炸了窝。最先冲上石头岸的战士当中有伊万。
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开始了。**的骑兵疯狂地朝登上岸的红军士兵冲过来。伊万的机枪不停地射击,敌人在弹雨下成堆地倒下,伊万不停地给机枪换子弹盘。
彼列科普堡垒中的数百门大炮开始射击了。成千上百颗炮弹嚎叫着划过天空,炸成碎片,制造着伤亡,大地被炸得遍体鳞伤,泥土被翻上天空,遮住了阳光。
毒蛇的头被斩掉了。红军像洪流,涌进克里木,红军第一军所属各师经过最后一次战斗,占领了这个半岛。丧魂落魄的**挤上一艘渡船逃离了港湾。
共和国把金质红旗勋章挂在那些穿着破旧制服的战士们的胸前,也就是挂在他们心跳的地方,荣获勋章的战士们中间,有机枪手**员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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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波兰缔结了和平条约。正像朱赫来所预料的,舍佩托夫卡属于苏维埃乌克兰。两国以河为界,边界线离舍佩托夫卡还有二十五公里。一九二零年十月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他所熟悉的家乡。
他踏上铺满白雪的月台,瞅了一眼“舍佩托夫卡”的站名牌,马上拐到左边,到机车修配厂去找阿尔乔姆,可是哥哥不在厂里。他扣好大衣的扣子,迅速穿过树林,朝镇上走去。
保尔的母亲听见有人敲门,转过身来说:“请进!”当一个身上落满雪的人站在门口时,他认出来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儿子,她两手抓住胸口的衣服,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那瘦弱的身体紧紧地靠着儿子的胸脯,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她哭了,她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保尔抱着母亲,看着母亲由于思念和等待而消瘦的布满皱纹的脸,什么也没说,等着母亲的情绪平静下来。
这位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妇人,现在脸上终于露出幸福的笑容。儿子在家的这些天,她和儿子有说不完的话,她看着儿子,老也看不够。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还会再见到儿子。三天之后的夜里,当阿尔乔姆背着行军包踏进家门时,母亲简直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在这小小的住房里,保尔家的人又团圆了。兄弟二人经过艰苦斗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总算生存下来了……
“你们今后打算干什么?”母亲问两个儿子。
“我还当我的钳工,妈妈,”阿尔乔姆回答说。
而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礼拜,就回基辅去了,因为那里有工作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