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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全国的商业都陷入停滞状态。很多汽车制造厂关闭停产，其中很多工厂完全受银行家控制。几乎所有企业的财务状况都一塌糊涂的谣传四处流传。当我看到有报道称福特公司需要钱却苦于无处筹款时，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对于我们公司各式各样的谣传，我已经司空见惯。这些谣言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现在很少澄清谣言。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它们十分详尽。从这些谣言里，我得知自己克服了对借贷的偏见，出现在华尔街上，手拿礼帽，请求贷款。谣传还变本加厉，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很快我就会走投无路，最终破产，从此灰溜溜地退出汽车业。
事实上，我们的确面临着问题。1919年，为了买下福特公司所有的股份，我们借了7000万美元的现金。这笔钱仍有3300万未还。我们欠联邦政府的1800万美元的收入税已经、或马上到期。同时我们计划向工人发放每年的奖金的金额为700万美元。1921年1月1日到4月18日之间，我们总计支付5800万美元，而银行存款仅为2000万美元。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事。在人们看来，不靠借贷的话，我们无法筹得剩余的3800万美元。这可不是比小数目。没有华尔街的帮助，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大笔的金额。然而我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两年前我们借了700万美元。但自那以后，我们没有债务负担，也没有商业负债。因此，我们能轻易地从银行获得一笔大额贷款。事实上，这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我却发现人们将我们需要钱这件事视为公司破产的前兆。一时间谣言四起。于是我开始怀疑，尽管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有谣传，但它们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当我们得知《克里克战斗报》的一个胖胖的金融版编辑发表了关于我们面临严峻的财务状况的报导后，这种怀疑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然而，我并不想否定这些谣传。在我们制定的财务计划中，并没有借贷这一项。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银行家认为你需要钱的时候，是最糟糕的借贷时间。上一章里我概述了我们的金融原则。我们只是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并计划对公司进行彻底的清理。
让我们稍作回顾，看看当时的情况如何。1920年年初，迹象表明，由于战争而产生的过热投机的企业将难以维持。一些在战争中诞生却并没有真正存在理由的企业统统破产。人们放慢了**的速度。尽管销售量仍保持正常，但我们明白迟早它都会受到影响。我认真地考虑着降价的事，但是各处的生产成本已经无法控制。手拿高工资的工人完成的工作却越来越少。原材料的供应商缺乏切实的考虑。总之，暴风雨来临前如此明显的警告却无人注意。
6月我们的销售开始受到影响。从6月到9月，销售量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产品价格适合大众的**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下大力气向公众宣布我们是真正采取行动，而非虚张声势。因此在9月，我们将旅行车的价格从每辆575美元降至440美元。尽管我们使用的是库存中以高价**的原材料，但却将产品价格大大降至生产成本之下。这次降价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我们遭到了大量的谴责。人们声称我们以低价扰乱市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尽自己的力量将虚高的价格降至自然水平。我坚信，如果在这时或更早之前，制造商和批发商将价格大幅度降低，并彻底整顿公司，就不会出现漫长的经济萧条期了。固执坚守着高价只会延误调整的时机。没人能得到希望之中的高价。如果立刻承担这些损失，不仅将国家的生产力和**力协调一致，而且我们也将从萧条期中解脱出来。坚持高价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为坚持高价的制造商们不得不为他们高价的库存支付利息，因此失去了由合理价格带来的利润。失业减少了工资分配，因此买者和卖者变得越来越对立。有很多人提出将巨额信贷转向欧洲，这样一来，高价存货就可能销售出去。这个提议并非空穴来风，我想有很多人相信如果向国外拓展高额借贷的话，即使不能收回本金或利息，美国企业家也会以某种方式从中获利。的确，如果这些信贷由美国银行控制的话，企业家们很可能将高价的库存销售一空并从中获利。但是银行会拥有大量的冻结信贷，更像是个大冰窖。当然，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有利可图的机会乃人之常情，但却不是好的经营之道。
降价之后我们的销量有所增长，然而很快却再次下跌。我们对价格的调整没有完全适应国内的**力。普遍的零售价并未降至最低。大众对所有的价格都持质疑的态度。于是我们再次降价，并将产量保持在每月10万辆左右。虽然这个产量与销量不相符，但是我们希望在停产前尽可能多地将原材料转变为成品。因为我们明白，为了清点存货，整顿企业，我们不得不暂时停产。我们希望重新投产时将价格降得更低，同时手中握有现货以供满足需求。然后用以低价购进的原材料制造新车。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价格降得更低。
11月我们停产了，预计两个周之后恢复生产。事实上要做的事太多了，不得不直到将近6个月后才恢复生产。停产后，关于我们财务状况的谣传愈演愈烈。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们向外借款。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妥协，并且接受限制的条件。然而我们没有借钱。我们并不需要钱。有人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纽约银行的一位高级职员前来拜访，带来了他的金融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一份协议。协议规定银行将派一名代表作为财务总管，负责公司财务。我肯定他们是出于好意，但我们并不需要借钱。当时我们公司正好缺少一位财务主管。就这点而言，银行家对我们情况的设想是准确的。我让我的儿子艾德塞尔主管公司财务兼董事长。这样一来财务主管的位置有人了，银行家就无从插手了。
接着我们开始整顿公司。战争期间我们生产了很多战备物资，为此我们被迫偏离了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原则，并且增加了很多新部门，行政人员也随之增多，因此造成了很多分散生产的浪费。同时战备物资的生产匆忙也是一种浪费。我们把与汽车制造无关的一切统统清理干净。
唯一需要立即支付的预定款项是完全自愿付给工人的700万美元的奖金。其实并没有规定必须支付，但是我们打算在1月1日发放。我们用手中的现金发放了这笔奖金。
福特公司在全国有35个分厂，均为组装厂。其中22家组装厂同时生产零部件。当时这些工厂停止了零部件的生产，但仍继续组装汽车。在停产之前，实际上我们在底特律工厂已经没有汽车了。所有的零部件被运走。一月份，底特律的经销商实际上去芝加哥[ 美国中西部一大城市。]和哥伦比亚的工厂取车以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各分厂根据每个经销商的年度定额，向他运送足够一个月销量的汽车。经销商们在销售上也下足功夫。一月下旬，我们召集了大约1万人的骨干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工头、工头副手、工头助手。我们开始在高地公园的工厂生产。同时收回了国外的欠款，并卖掉那些军用产品。
全面投产的准备已经就绪，并且建立在能够获利的基础上。通过整顿公司，我们清除了那些造成高价和利润流失的浪费，卖掉了无用的东西。此前一天生产一辆车需要15人，整顿之后只需9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剩余的6个人失业。他们只是不再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在减少人员时我们始终坚持一条原则：一切人和物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统统清除。
我们削减了一半的行政人员，为他们在车间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工作。一切不能直接有助于汽车生产的规定和统计资料，我们统统抛弃。收集成吨的统计资料是因为它们很有趣。但是统计资料无法生产汽车，因此它们出局了。
我们撤掉了60%的电话分机。事实上，公司里只有相对少数人需要电话。以前每个工头负责5个人，现在每个工头负责20个人。其他的工头调到机器生产线上工作。
我们把生产每辆车的间接费用从146美元削减为93美元。当你意识到每天超过4000辆车的产量意味着什么时，便会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通过资金投入和降低工资无法达到“不可能”的价格，只有依靠避免浪费才有可能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通过**以减少使用资金的方法。在增加**率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买下了底特律、托莱多、艾尔顿铁路。铁路在经济规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专门讲述铁路的问题。
在一次小小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如果充分改善货运服务，能将生产周期从原来的22天缩短至14天。这就是说，从原材料的购进、生产、制成成品，到运送至批发商的手中，这段时间能比以前缩短33%。我们拥有大约价值6000万美元的库存以保持不间断生产。将时间缩短三分之一就等于增加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或是获得了每年120万美元的利息。加上库存的成品，我们节约了大约800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们能节省2800万美元的资本，并且节省了这笔钱的利息。
1920年1月1日，我们只有2000万美元。4月1日，我们拥有了8730万美元。或者说除去偿还所有的债务，我们还剩余2730万美元。这就是我们从企业内部挖掘出来的！这笔钱来自以下方面：
1，手上的现金－－1月，2000万美元
2，库存的销售额－－1月1日至4月1日，2470万美元
3，商品流通加速获得的资金－－2800万美元
4，国外的货款－－300万美元
5，副产品的销售－－370万美元。
6，出售自由债券－－790万美元。
总计：8730万美元
我并没有将这些事情当作一项辉煌的功绩。之所以说明这点，是要指出除了借款之外，企业应该如何从自身挖掘资源。同时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我们是否可以不用支付借贷性酬金，不让银行家大为获利。
我们本可以借4000万美元。如果我们愿意，还能借到更多。假设我们借钱会怎样呢？我们会更好地发展企业吗？还是更糟糕？如果我们借钱的话，就不必承受寻找方法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了。如果我们能以6%的利息借钱的话，单单利息一项，以每年50万辆车的产量计算，每辆车要增加4美元的成本。那样的话，我们便无法享受由更好的生产方法所带来的利润，并且还会负债累累。那时我们的汽车生产成本每辆或许比现在多出100美元。这样一来由于**者不足，我们只有减产，雇佣的员工数随之减少。总而言之，无法提供最好的服务。你会注意到金融家提出的挽救对策是借钱，而非改进生产方式。他们建议增加的是财务总管，而不是工程师。
这就是让银行家介入商业的危险。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只有钱。工厂对他们而言只是赚钱的工具，而非生产产品的场所。他们关心的是金钱，而非生产效率。他们不明白企业不进则退的道理。他们视降价为丧失利润，而非稳固企业。
银行家在工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大多数商人都私下承认这一点，出于对银行家的惧怕，他们极少在公开场合承认。以钱赚钱比以生产赚钱容易多了。所以一般来说，成功的银行家并不如成功的企业家那般聪明、足智多谋。实际上，银行家却通过对信贷的控制，从而控制着许多企业家。
在最近15到20年的时间里，尤其自战争爆发以来，银行家涉足得太广了。有段时间联邦储备系统几乎无限度地放贷。正如我提到的，银行家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及职业性质，根本不适合插手工业事务。因此，如果放贷者最近获得了这一巨大的权力，难道这不是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前兆吗？金融系统不提供贷款，反而掌握着工业的主导权。银行家进入工业管理并非是由于其对工业的敏锐感。这一点人人承认。他们是被制度本身无可奈何地推到这个位置上的。因此，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在完善的金融制度下工作。
现在我必须声明，我对银行家的反对与其人品毫无关系。就本身而言，我不反对银行家。我们非常需要有头脑、有才能的金融人才。银行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钱，需要借贷。否则生产的成果无法被交换。我们都需要资本，没有资本就无法生产。但是我们的银行和信贷是否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并非想要抨击金融制度。我也并非因为遭受过金融制度打击而企图报复。对我个人而言，银行家的行为没有差别。因为我们能妥善管理自己的事务，不需要外界的金融帮助。我的质问没有任何个人动机。我只是想知道，最大的利益是否被分配给了最多的人。
良好的金融制度不会使一类生产者的待遇优于另一类生产者。我们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废除并非建立在创造财富基础之上的一切权力。任何一种阶层的立法都是有害的。在我看来，我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黄金不再是最佳衡量标准。作为控制信贷的金本位制，正如现在实施一样，只对某些阶级有利（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个国家拥有多少财富，对信贷的最终控制是国家的黄金储备量。
我不准备将金钱或信贷这一问题教条化。关于金钱或信贷，目前还没人掌握足够的情况将它教条化。以谨慎小心的态度，通过具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实验，这个问题会像其他重要的问题一样，最终得到解决。我不会跳过谨慎小心的实验，而是必须非常小心地一步步向前迈进。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我完全相信帮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是十分有益的。没有掌握充分的情况，他们无法行动，并会因此导致某种灾难。金钱问题在大多数阶层和权力者的头脑中占有首要位置。但是只要看看这八面灵通的制度，就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大多数制度将“人类是诚信可靠的”这一设想作为前提。然而，这是个首要缺陷。如果人人诚实的话，即使是我们现行的制度也会良好运行。然而事实上，95%的金钱问题与人类天性有关。因此，成功的制度必须制约人性中的弱点，而不是依靠于它。
人们正思考着金钱的问题。如果金钱的所有者们得到了什么信息，觉得应该让人们知道，以免他们误入歧途。那么现在就是公布信息的时候了。人们害怕信贷缩减，被冗长的口号吓坏了。大众自然是保守的，他们比金融家更为保守。有人认为大众很容易被引导，他们能从大众身上不费吹灰之力地大量盈利。其实这些人并不懂得大众的心理。正是大众固有的保守性使得货币在金融家耍的各种披着术语外衣的花招下仍保持稳定。
人们支持的是健全货币。他们毫不动摇立场，以至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他们得知真相，他们将如何看待现行的制度。
目前的金融制度是不可能靠夸夸其谈的演说、政治轰动效应、经济实验来改变的。只有在承受无法控制的形势和压力下它才会发生改变。我们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中，承受着这样的压力。
必须帮助人们自然地思考金钱问题。必须告诉他们什么是金钱，金钱是怎样而来的，以及现行的制度可能会耍何种花招以使国家和**处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
金钱实际上十分简单。它是我们运输系统的一部分，是将产品从一人传送给另一人的简单且直接的方法。金钱本身是好的，是必需的。从本质上说它并非恶魔。金钱是社会生活中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当它发挥原本应该发挥的功能时，百益无一害。
然而金钱只能是金钱，就像1英尺只能等于12英寸。可是什么时候1美元是1美元呢？如果煤场里吨的重量发生变化，杂货店里配克[ 容量单位。]的容量发生变化。今天1码尺是1码42英寸，而明天就变成了33英寸（通过所谓“交换”的神秘过程），人们很快会对此纠正。然而当1美元并非总是1美元时，当100美分的1美元变成65美分1美元，然后变成50美分、47美分时，就像美国的老金币和银币一样，对这种“贬值的钱”大喊大叫又有什么用呢？1美元稳定在100美分的价值，1磅定稳定在16盎司，1码稳定在36英寸，这都是必需，不可随意改变的。
从事正当银行业的银行家们应该自然地将自己视为探索和理解货币制度的第一人，而不只是满足于精通当地银行的业务方法。如果他们摒除掉那些号称“银行家”的赌徒，并将他们从该称号赋予他们的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永久驱逐的话，银行业将得以恢复，并成为本应成为的公众服务机构。这样一来，现行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中存在的不公正也将从此消失。
当然，这只是“如果”。但是这也并非难以逾越。事实上，现在各种事情逐渐陷入困境。如果拥有技术才能的人不来救助的话，只有那些缺乏资质的人或许会尝试尝试。认为进步是对该阶级的攻击，这实在是最愚蠢的想法。进步是基于自身的要求，要求用自己的经验促使普遍的发展。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阻碍进步，因此成为进步的牺牲品。我们所有人必须团结一体，必须一起向前。对任何人、任何阶级而言，为进步中的动荡而生气都是极其愚蠢的。如果金融家只把进步看作是笨人的不安分，如果他们把所有关于改进的建议视为个人抨击，那么他们的行为最好地证明了自己完全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对一个金融家而言，如果目前的不健全制度比更完善的制度更加有利可图，如果银行家把今后个人的利益看得比建立更完善的制度，从而对世界做出贡献的荣誉更高，那么利益冲突无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公正地对那些自私的金融利益集团说，如果他们发起的战争只为了永保专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制度，他们已经输了。为什么金融家会担心？世界仍然存在。商业活动仍在继续。货币也会继续存在，仍然需要精通货币的专家。一切都将继续，除了症结和纷乱。当然，适当的调整不可缺少。银行不再主宰工业，而是服务于工业。企业掌控金钱，而非被金钱所掌控。**性的利息制度会被大量修改。银行业不再是冒险的行业，而是服务性行业。银行将比现在更好地服务于人们。它将不再是世界上管理费用最昂贵，获利最多的行业。它的费用将会降低，所获利益也将返还给它所服务的社会。
旧体制中存在着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在国内，金融控制的趋势是向最大的中央银行机构发展－－或者是一家政府银行，或者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私人金融集团。每个国家都由私人或半公共利益集团绝对掌握着信贷。第二：纵观世界全局，同样的集中化趋势也在形成之中。美国的信贷由纽约银行所控制，正如在战前世界信贷由伦敦控制。英镑是世界贸易中的标准货币。
我们面临着两种改革措施。一个由下而上，一个由上而下。后者是更为和平的改革方式，而前者已经在俄罗斯得到了尝试。如果我们选择自上而下的话，则需要具备对社会深刻的观察力以及无私且真诚的热情，不能掺杂丝毫的自私和狡猾。
世界上的财富既不是由金钱组成的，也不能由金钱一词完全概况。黄金本身并不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就好像礼帽寄存单对于礼帽而言。它不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使用它作为财富的象征。黄金给予它的所有者或控制者以权力，控制着真正财富制造者需要的信贷。和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金钱打交道有着可观的利润。在真正的财富被售出和交换之前，当金钱本身变成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时，高利贷者和投机者便获得了在产品上抽取费用的权力。金钱的所有者能保持生产力这一点更有说服力。要记住，虽然金钱被视为真正财富的标志。真正的财富却常常被迫置于金钱之后。世界上总是财富多于金钱。这样导致了最矛盾的情况，即一个充满财富的世界却满足不了需求。
这些事实并不只是财政方面的，在那里它只以数字的形式存在。它们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联。世界上的贫困极少是由于缺乏物资造成的，而是由于“货币紧缺”造成的。国家间的商业竞争导致了国际争端和彼此的敌意，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就是人类对上述事实的一些反映。这样，贫穷和战争两大可阻止的恶魔滋生于同一片土壤。
让我们拭目以待，人类能否开始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