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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文明社会需要慈善业？我并不反对仁慈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需要帮助的生物漠然处之。人类的同情心是一种美德。冷漠、斤斤计较永远无法取而代之。任何伟大的进步背后都存在着人类的同情心。正是有了帮助他人的美德，每一种重要的服务才得以进行。
关键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机用在了微小的方面。假如同情心促使我们向饥饿的人们提供粮食，那么为什么它却不能使我们实现更大的愿望－－消除饥饿呢？如果怜悯之心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的话，那我们也一定有足够的怜悯之心使人们远离困境。
赠予是简单的，难的是使赠予变得不再必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痛苦的根源。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解救需要解救的人。然而并非一时的救助。困难似乎在于找到其根源。大多数人可以因感动而帮助一个贫困家庭，却很少有人帮助他们找到摆脱贫穷的方法。
我无法忍受职业的慈善团体或任何商业化的人道主义。从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职业化的那一刻起，它的本质便不复存在，变得冷漠、令人不快。
真正的帮助永远不能被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更多的孤儿被充满爱心的家庭收养，而不是在儿童福利院长大。更多的老人在他们的朋友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养老院里终老。家庭之间的借款比从社会信贷机构中得到的借款更多。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在人道的基础之上自我照顾。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将人类慈善的天性商业化，这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职业化的慈善不仅冷漠，并且弊大于利。它不仅羞辱了接受帮助的人，并且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它类似于伤感的理想主义。几年前，有一种观念广为流传：“服务”是指我们可以期待有人为我们做好事情。无数的人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大多数被“社会服务”宠坏的人变得只会等待，像孩子般软弱无助。由此出现了一种为人们做事的固定职业。这使得值得称赞的热情服务得以实现，但却对人们的自力更生无益。关于对服务产生需求的原因，它也无法予以纠正。
比鼓励这种孩子般幼稚的期待更糟的是，它并没有引导人们自立自足，反而使人产生一种仇恨。这种仇恨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慈善的目的。人们经常抱怨受助者“忘恩负义”。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首先，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失去了其真正的本质，人们并非心怀怜悯。第二，没人会因为被迫接受施舍而开心。
如此的“社会工作”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受助者在接受施舍时感觉被轻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同时是否也感觉被轻视了呢？这也是个问题。慈善从未彻底解决过问题。慈善机构如果不以使自己变得不必要为目的的话，它并非在提供服务，而是仅仅在寻找一席之地，并且增加了世界上非生产性的行业。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了无法生产的状况，开始进行生产时，慈善便不再必需。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讲过，工厂的经验证明，在分工适当的工厂里，很多工作残疾人也能胜任。科学的企业不是怪物，不会将靠近它的人统统吃掉。如果它真是怪物的话，那就没有履行其职责。工厂内外肯定存在需要身体强壮的人竭尽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同时也有其他工作，需要比中世纪工匠更加出色的技能。高度分工使得强壮的人和技术能手发挥各自所长，各尽其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技术工需要在非技术的工作上浪费大量时间。当时每个工作都需要体力和技术兼备的工人，因此对那些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或没有机会学习的人来说，几乎没有容身之地。
没有机器的帮助，仅凭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一份微薄的收入，不可能有积蓄。一般的看法是，人到年老之后，必须由他的子女照顾。如果没有子女，则应该由公共机构承担其生活费用。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实际上，在高度分工的工厂里，人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岗位。在这样的工厂里有很多残疾人能做的工作。在这些岗位上，因视力不佳被视为慈善对象的人们，可以和感觉最敏锐，身体最强壮的健康人获得同样的收入。让一个健全人做一份残疾人同样能完成的工作，这是一种浪费。让盲人编篮子也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囚犯挖石头、捻麻绳或者做些琐屑无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并且囚犯还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人。如果没有家人的话，他也应该能积攒一笔钱，足够出狱后自立自足。我并不是提倡使用囚犯劳动力，或是像奴隶一样出租劳动力。这样的行为太可恶了。我们对犯人做得已经很过分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是只要监狱仍然存在，它们就能被纳入整体生产规划中。因此监狱能够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减轻公众生产负担，并为犯人获取利益。我知道有些缺乏考虑的人通过某些法律以限制犯人的生产活动。这些法律大部分并非**工人的利益，只是为了满足劳方的迫切要求。加大一个社会的负担对任何人都无益。只要时刻紧记服务的思想，人们总能在社会中找到工作。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业的需要。不管慈善业的动机多么高尚，都无法促使人们自立自足。然而我们必需自立自足。对现实不满足的社会才是有发展空间的社会。当然我所指的并非那种琐碎的、日常的、挑剔的牢**和不满，而是**远瞩的、相信一切都能做到更好的不满。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不管工人还是领导者都必需服务－－能支付优渥的工资，使每个家庭都能自给自足。一个花费时间和金钱来帮助世界的慈善业，远远好过一味施舍，结果导致懒散，不思进取的慈善业。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慈善应该具备生产性。我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我个人曾在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做过实验，以证实这类通常被视为带有慈善性质的机构能否自给自足。结果发现完全可以。
我并不赞同一般中等职业学校的做法。学生们只能学到一知半解的知识，不知道怎样运用知识。中等职业学校不应该是技术学院和学校的混合物。它应该教会学生们如何从事生产。如果学生们只是做一些无用的事，比如写文章再将它扔掉，他们将丧失求知的欲望以及学习的权利。在校期间学生们没有生产能力。学校只能依靠资助以维持学生的开支。很多孩子需要资助，他们没有挑选的机会，因此必须接受能够得到的第一份工作。
当孩子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便进入社会时，他只是成为了原本数量庞大的不合格劳动者中的一员。现代工业需要的是能力和技术，这是过早离开学校或长期留在学校里的人所不具备的。为了保持孩子们的兴趣，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很多先进的教育机构已经和劳动培训部门合作。但是这些举措仍被公认为权宜之计，因为它们只是迎合，而非满足了一般孩子的创造性本能。
为了使孩子们接受教育，同时也为了在生产线上对孩子们进行工业培训。1916年，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成立了。我们并没有在其中增加任何慈善的成分，只是想帮助那些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们。这一希望恰好符合向车间输送受训技工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第一，不要将孩子变成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与工业实践同时进行；第三，给予孩子自豪感和责任感，训练他所做的是有用的工作，具有公认的工业价值。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招收12至18岁的学生，以奖学金制度为基础。每个孩子在入学时都会得到一年400美元的奖学金。如果成绩优异的话，奖学金会逐渐增加，最高为600美元。
课堂和车间的成绩，以及学生的表现都有记录。根据他的勤奋程度调整奖学金。除了奖学金之外，每个学生每月还能得到一笔数额不多的钱，但这笔钱必须存入银行。除非经学校许可作急用，学生在校期间不得动用这笔资金。
学校的管理问题相继得到解决，找到了实现目的的更好方法。最初，在一天中学生的课堂学习占三分之一的时间，车间实践占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发现这种安排实际上阻碍了学生进步。因此现在按周安排学习，一周用于课堂学习，两周用于车间实践。课程连续进行，各组轮换学习。
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是工厂员工，最好的教科书是福特工厂。它提供的实践教学机会比很多大学还多。数学课的内容来自车间的具体问题。孩子们不再受那些难懂的代表4英里的A和代表2英里的B所困扰。实际的过程和实际的情况摆在他面前。他学会了观察。对他们来说，城市不再只是地图上的黑色标记，世界也不再是书本上的内容。因为工厂运往新加坡的产品以及工厂收到的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原材料统统展现在他面前。世界不再是老师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而是人类居住的星球。在物理及化学方面，工厂就是一间实验室。在那里，理论转化成实践，课程转化成实际经验。例如关于水泵的课程，老师讲解构造以及各自作用，回答问题，然后带领学生去机房观看实物。学校拥有设备最为先进的工厂车间。学生们在一台台机器前轮流学习。他们生产的都是公司所需的零部件或产品。由于我们的需求广泛，一张订单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零部件或产品。他们制造的产品经检验合格后，由福特汽车公司**。当然，那些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对学校而言便是浪费。
进步最大的学生做精细的测定微螺旋的工作。他们清楚每一步的目的和原理。他们自己修理机器；学习置身机器中时如何保护自己；学习制模。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学生和老师一起，为自己成功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厂总以待遇优厚的工作迎接他们的毕业。学生们的社会和道德情操都得到了默默的培养。对待学生们不是严厉的权威式管理，而是像朋友般的关心。我们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条件以及个人性格。我们不会试图宠溺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变得软弱忧郁。有一天，两个孩子打架。我们并没有批评他们，而是建议他们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他们男子气概十足，偏向使用更原始的解决方法。于是我们给了他们两副拳击手套，让他们去车间一角打斗一番。唯一的限制条件是，必须在那里接受争斗，不许在车间外打架。结果短暂的对抗后，两人却成了朋友。
他们仍然被当作孩子。孩子的天性得到鼓励。当人们在课堂和车间里看到他们时，会轻易地被他们眼中闪烁的初晓知识的光芒所吸引。他们有一种“归属感”。他们感觉自己做的事是有价值的。他们勤奋好学，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是每个活泼的孩子都渴望学习的，是他一直追问，而家人却无法给予答案的。
学校最初建立时只有6名学生，如今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00人。由于学校采用实用的教学制度，学生人数将达到700人。学校起初出现了赤字，但是我的基本观念之一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自我维持。学校逐渐发展，现在已经完全能够自给。
我们能让孩子们享受童年时光。尽管孩子们学习着工作技能，但他们不曾忘记怎样度过童年。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一小时挣19至35美分，这比其他面向孩子的工作挣得更多。因此他们待在学校挣的钱比外出工作更能贴补家用。毕业时他们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普遍教育和初步的技术教育。凭着自身的技术，他们能获得丰厚的收入。这份收入让他们自由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教育。如果不想再接受教育，依靠拥有的技术，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高额回报。他们并非必须进入我们工厂，不过绝大多数人仍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是最佳工作。我们并没有对学生有过任何限制要求。因为他们是自己成长起来的，不对任何人有亏欠。也因为学校是独立自主的，没有慈善的性质。
我们按照相同的模式建立了福特医院。但是由于战争，医院移交给政府，变成了第36号综合性医院，住着1500名病人，这并未达到确定的限度。这家医院在1914年作为底特律综合医院开建，计划以公众捐款的方式修建。我和其他人一起捐了款。接着医院开工了。在第一栋大楼远远还未完工之前，资金便用光了。于是有人要求我再次捐款。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管理者们在施工之前就应该了解建筑费用。如此的开始局面使人们对医院建成后的发展不抱信心。可是我仍然愿意接管整个医院，并退回了所有的捐款。这事解决了，我们继续向前开展工作。1918年8月1日，整个医院转交给了政府，直到1919年10月才又回到我们手中。同年的11月10日，第一位私人病人住进了医院。医院位于底特律的西**尔瓦德，面积为20英亩，有足够的扩展空间。我们想要使设备物尽其用。我们放弃了对医院的最初设计，致力于建立一所在设计和管理上都与众不同的新型医院。有很多医院是为富人所开，有些医院是针对穷人的，却没有一家医院面向能够并且愿意支付一般医疗费的人，同时又不会使人产生接受慈善的感觉。在一般人看来，一家医院不可能既提供服务，又能够自负盈亏。因为在当时，医院要么依靠个人捐助维持，要么是盈利性的私人疗养院。然而我们想让这家医院自负盈亏，以最少的费用提供最优的服务，并且尽量减少慈善色彩。
在新建大楼里没有所谓的病房。所有的房间都是个人专用，并且配有浴室。房间24套为一组，面积、设施、摆设均一模一样，因此没有挑选的必要。病人之间人人平等。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现行管理制度下的医院是为医生，还是为病人而存在。我注意到能力强的医生把大量时间用于慈善。我认为医疗费不应该由病人的贫富而决定。我完全相信，医生所谓的“职业成规”对人类以及医学的发展都是一种灾难。诊断方法没有得到长足地进步。医院没有针对病人实际的病情对症治疗，而是根据医生对病情的诊断结果进行治疗。职业成规使纠正误诊变得十分困难。除非会诊的医生是个十分圆滑的人，否则他不会改变诊断结果或治疗方案，并且需要主治医生的完全同意。如果改变诊断结果或治疗方案，通常不会通知病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病人，尤其医院里的病人，是医生的财产。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是不会剥削病人的，只有缺乏良知的医生才会如此。在很多医生看来，**自己的诊断结果与病人的康复同样重要。
我们医院的目的便是要消除以上一切的不当行为，将病人的利益摆在首位。因此，它便成了所谓的“封闭式”医院。我们按年聘用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不允许他们在医院以外行医。包括实习医生在内，我们一共有21名内外科医生。他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其工资至少能达到当他们行医十分成功时才能赚取的数目。他们不能从病人那里获得任何金钱上的好处。病人不能由外面来的医生诊治。我们很高兴为家庭医生留出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我们并不想取代他们。我们接手他的病人，并且尽快将病人交还给他。医院的制度使我们不希望病人过久地留在医院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情况。并且我们会和家庭医生共享对病情的诊治结果。只要病人住进医院，我们便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是对外界医疗行为的“封闭”。然而我们没有拒绝与任何有合作意愿的家庭医生合作。
接收一个病人是很有趣的。首先，高水平的医生对前来就诊的病人做检查，再转由3至4名，或数量视情况而定的医生做检查。不管病因如何，都要进行这样的检查。我们逐渐意识到，身体的完全健康比某一种病症更重要。每名医生都会对病人**彻底检查，记录检查结果，再交给主任医师。在此过程中，医生们没有机会与其他检查的医生商量或讨论。最后，至少3份，有时6至7份完全独立的诊断结果交到了院长手里。它们组成了一份完整的病情记录。采取这些谨慎的做法是为了在当前有限的医学手段下，确保诊断的正确性。
目前医院有600张病床。病人的医疗费按照固定的收费表收取。费用包括住房费、膳食费、药费、手术费、护理费。除此之外不收取其他费用。医院没有私人护士。如果病人需要额外的护理，就再增加一名护士，并不向病人收取额外的费用。然而，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我们按照病情所需护士数量将病人分组。根据病情需要，一个护士护理两个病人，或一个护士护理五个病人，最多不能超过七个。事实上，按照这种安排，一个护士护理七个病情较轻的病人也是可能的。在普通医院里，护士必须走很多弯路。她们花在走路的时间甚至比照顾病人的时间还多。在这所医院里，这些浪费被避免了。经过设计，每一层楼都是自身完备的。正如在工厂里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动作一样，我们也在医院里尽量消除这些不必要的动作。向病人收取的病房费、护理费、药费为一天4.5美元。随着医院的规模扩大，这个费用还会降低。大手术的收费是125美元。小手术的费用则按照固定的收费表收取。所有的收费都是暂订的。医院的成本计算系统和工厂相同，调整收费以达到收支平衡。
看起来实验一定会成功。它的成功完全是管理和数学的事。使工厂提供最完全服务的管理模式也将使医院提供最完全的服务，并且价格很低，人人都能承受。医院和工厂唯一的财务差别在于，我不希望医院盈利，只希望它能承担折旧费。迄今为止，我们对医院的投资大约是900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摆脱慈善，用于慈善的资金就能用于进一步的生产之中，从而制造充足且低价的产品。到那时我们不仅能卸下社会的**重负，让人们松一口气，还能增加社会财富。我们将太多东西用于私人利益，应该为集体利益做点什么。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需要更多有建设性的想法。在经济事务中需要一种“通用的训练”。投机商的极度野心以及缺乏责任感的劳动者提出的过分要求，都是忽视社会经济基础导致的。没人能从生活中得到超过生活所能提供的东西，然而，几乎人人自以为能够做到这一点。投机商和劳动者想要更多；原料商和**方也想要更多。家庭都清楚，入不敷出是无法生活的。这个道理连孩子都懂。可是公众却似乎从未明白这一点－－索取不能大于产出。
在消除慈善中我们不仅必须时刻紧记现存的经济事实，还应记住缺少对这些事实的了解会助长恐惧。消除了恐惧，我们就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慈善也就不复存在。
依赖外部事物产生了恐惧。依赖于一个工头的善良，或依赖于一个工厂的繁荣，市场的稳定。换句话说，恐惧存在于将自身事业完全交给现实环境的人。恐惧是身体凌驾于灵魂之上的结果。
失败只是一种情绪，并非恐惧的来源。这种情绪牢牢地抓住那些缺乏远见的人。他们开始做事，失败了，接着又犯了错，然后遇到了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他们大喊“失败了”，将工作抛在一旁。他们甚至没给自己一次真正体验失败的机会，也没有给自己的观点一次得以证明的机会。他们只是轻易地使自己被每种工作中都会遇到的普遍的困难所击败。
更多的人是被击败的，而不是失败。他们需要的不是才智、金钱、“推动力”，仅仅是毅力和意志。这种简单、原始的，我们称之为“百折不挠”的力量，是征服世界的无冕之王。人们对此的看法完全错误。他们只看到了他人轻轻松松获得了成功。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实际上失败很容易，成功却很难。人们能轻易失败，但是想要获得成果，则必须倾其所有，全力以赴。假如成功不能提高生活，对人们毫无用处，那成功便显得如此可悲。
如果有人对工业形势一直心怀恐惧的话，那么他应该改变生活，不再依赖于它。土地始终存在，但是土地上劳作的人却越来越少。如果害怕雇主支付的薪水有所改变的话，那他应该摆脱雇主的束缚。他可以自己做老板。也许不如先前的雇主有钱，也许收入会减少，但他至少摆脱了恐惧的阴影，这会为他带来金钱和职位。对这种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摆脱恐惧，才能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在失去自由的地方重新找回自由，在失败的战场上重获胜利，你就会明白：尽管外部世界存在太多的不好之处，但是你自身存在着更多缺点。因此，你会明白，自身的缺点甚至会吞噬外部世界中的美好一面。
人类仍然是万物之首。无论发生什么，人依然是人。企业可能会衰落，但是人依然是人。人们经历环境的变迁，正如经历气温的变化一般。只要他能够重新点燃思想之火，它就会发掘他身上新的财富。所有的安全和财富都来源于自身。恐惧的消除带来了安全和源源不断的财富。
让每个美国人都抵制宠溺，在宠溺面前变得坚强。宠溺是一剂毒药。每一个人都勇敢地站起来予以反对。让那些懦夫接受慈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