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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光：1946年出生于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70年9月到部队服役。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第一次见到王鲁光，就觉得他眉眼之中透出的英武之气，与他的父亲———王树声大将的温和目光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王鲁光早已不穿军装，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威严与干练，总会使人将他与“军人”这个名词紧紧联在一起。俗话说“将门出虎子”，望着像片中戎装的父亲，王鲁光这样给自己的父亲下定义———
父亲是一个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
如果王树声不穿军装，你可能不会认为他是军人。正如那张1970年的照片，王树声挥锹劳动时的形象，与乡村里的老大叔没啥两样。在王树声生前一直居住的原总军械部，现在的**报社大院里，老人们回忆起王树声时都说，当年王大将喜欢和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一起散步，他俩特别聊得来。只是当他穿着便装和那位大师傅走在一起时，不认识王树声的人，就分不清哪位是军中大将，哪位是餐厅厨师。
父亲有强烈的自责精神，是写“检查”最多的将军
红军十年，王树声运兵沙场，出生入死，有“能攻善守、智勇兼备”的美誉，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1973年，毛**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其中有6位司令员是王树声红军时期的部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检讨自己：西路军失败，自己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37年，王树声九死一生从祁连山辗转回到延安，见到毛**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党”。毛**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并当面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
这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伴随了王树声一生。1973年底，王树声病重住院期间，徐向前探望他时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王树声则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周恩来、李先念来看望时则称赞王树声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为党和**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他却说：50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
究竟是自己不会打仗还是别的地方出了毛病，使自己打不了胜仗？王树声总在思索。半个世纪后，王树声的老领导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我军历史上悲壮的“兵败河西走廊”，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此时，曾身为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九泉之下应可以心安了。若还有不安，那一定是没能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同生死的遗憾。
谈胜利易，话失败难。讲成功总会慷慨陈词，说落难则耻于出声。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其实，人生旅途，不以成败论英雄，更应看重的该是精神是否高尚。
王树声戎装在身近半个世纪，虽然没有参加过我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却长作“偏师”，狙击、攻坚、游击、防御、突围，历经大小战事无数，遇到的尽是些难啃的骨头，因此对“战略战术”有更深刻的体会。黄麻暴动、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根据地、翻越雪山、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围、大别山剿匪，如此英雄经历，其间成功战例当可大书特书，然而，在王树声大将留给后人的文字中，却是讲功绩的笔墨轻，作“检查”的文字重。在《王树声军事文选》中，建国前的文章有46篇，文章标题中带有“经验教训”和“检讨与反省”的，就有6篇之多，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这和总是讲自己的战功和得意之处的人，形成鲜明对照。
王树声认为：即使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的**事业，在党、国家和**的利益面前，自己的付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仍需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样才能够使后人不致走自己走过的弯路。战争，没有“如果”的说法。牺牲了，失败了，就是损失。即使是上级指挥的不当，作为具体的一线指挥员，也必须担当起应负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后，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在战略上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了没能坚持下来的“责任”。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到“中原突围”时写道：“7月间，我纵队突围到鄂西北，在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奉命在鄂西北创立根据地，我任区**。当时因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部队思想动员不够，在武装斗争方针和农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错误，工作中虽然有些成绩，但造成损失很大。因病经组织批准，离开鄂西北，经汉口、上海，转山东解放区，最后到达山西晋城，回到原五师部队。当时因我离开鄂西北，使领导上失去了中心，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产生了某些不利影响。”
关于“中原突围”，军史早有定论。它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以局部的失利，换取了全局的主动与胜利。陈毅同志曾说过：“中原**的同志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胜利突围了，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将起重大作用，中原突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作为亲历者，王树声大将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书写辉煌。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他从未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正是王树声的坦荡胸怀和严于律己的做人准则，决定了他会更多地思索在中原突围中，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受到的损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本《王树声军事文选》，即使不懂军事的人读了，也会从中感受到作者的高尚情操。成功时，把胜利的取得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失败了，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这种精神哪里可寻？王树声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许多像王树声这样的我党我军高级干部怀着这种对党和**事业极端负责的自我批评精神，我党才从幼年走向成熟；我军才能跨过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坚强，不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在逆境中开辟新局面，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必胜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生活中的王树声很幽默。战斗中，他会经常编些鼓动词教战士们唱。宿营时，他喜欢给战友讲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大家开心，忘却征战的疲劳。建国后，在北京，住进机关大院，他的随和使院里的工友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对儿子王鲁光说：**为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与幽默，还不是王树声性格的本质。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才是王树声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想当年，红军西路军一路征战，在寒风彻骨、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滩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难寻的祁连山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面惊天地、泣鬼神。部队被打散了，西路军官兵沦落四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众多军、师级高级干部，扮为乞丐，沿路乞讨，历经一次次惊险，最终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为什么王树声等红军官兵要这样历尽艰辛回延安？在王树声看来，苟且偷生最为可耻，只要是和党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格。如果这种品格还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就是一种魅力了。王树声是具有这种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区。当时，王树声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所在，是贫瘠的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这时，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之下，部队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度由一日三餐减少到两餐，最后变成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蒋军不断挑起事端，有时王树声所率的部队要面对比自己多出30倍的敌人的进攻。很显然，敌人欲聚歼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重演“皖南事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队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中原军区6万将士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但中央和毛**从全国战局的大棋盘上看到，中原军区的历史使命是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哪怕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全国的形势出发，以6万部队牵制30多万敌军，这将对全局形势向我方好转产生重大影响。
身处敌军重围的王树声，可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军事斗争中“弃子取势”的战法，但他对中国**必将取得胜利的形势，始终持有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当时在宣化店一带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美国人李敦白。中原突围还没有开始时，李敦白有事没事总要到王树声的驻地聊聊天。时光荏苒，40年后，李敦白当年与王树声聊天的内容已不可追。但是，19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美国，反而在中国当起了《毛**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巧得很，当时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也在席间。小事一桩，却足见王树声作为**者的人格魅力。
王鲁光说：作为一**国元戎，父亲的毕生经历充满传奇与坎坷。父亲全家前后有13位兄弟姐妹参加**，只有他一人成为幸存者……父亲晚年，休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毛**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也许，这句诗可以表述出父亲军事生涯中丰厚的情感积淀吧。1974年，父亲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说，父亲一辈子离不开战场，这食道癌，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战场纪念：长年的征战，风餐露宿，经常是刚端起饭碗，就要拔脚行军，致使父亲养成了吃饭特别快，吃的饭还特别烫的习惯……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壮怀激烈的人。（据《人物》张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