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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寻子到战场，李先念火冒三丈。母亲悄然离去，两块银元令他后悔不已
李先念和许许多多寻常百姓一样，也有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虽然李先念很早就投身**，与母亲相处的岁月并不太长，但母子俩心心相印，为世人留下了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1931年6月23日，是李先念22周岁生日。这天下午，他当选为拥有8个行政区、20多万人口的穴黄雪陂穴黄雪安南县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此前，他还被上级指定为中共陂安南县委书记。喜讯传来，李母高兴得合不上嘴。她连夜打点行装，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县政府驻地庙咀湾看看儿子。她做梦也没想到儿子竟成了她和众多百姓的“县太爷”。
突然，外面有人敲门。“娘，是我呀”
李母听出是儿子的声音，赶紧开门。
这是李先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家里都好吗？”他问。
“好，好！托**党的福。”母亲显得很兴奋，讲起话来格外利索。
李先念告诉父母，他要去塔尔区巡视工作，路过这里，顺便回家看看，马上就走。母亲参加过乡苏维埃政府召开的群众会，也懂得一些**的道理，她知道儿子很忙，也没留他，煮了几个熟鸡蛋塞进他手中，叮嘱他努力**，为穷人争口气。
从这天起，红军的行踪、战斗的胜败、伤亡的多少，无时无刻不牵动李母的心。1932年8月的一天，人们传说红军打回了老家，在县城以西与敌人作战。李母听说红**回黄安，不知儿子将来的命运如何。她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两块银元，拼上老命也要去找儿子、看儿子。
红四方面军主力这时的确到了黄安，正在与漫山遍野的敌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李政委，**妈来了！”师部通信员跑到李先念跟前，大声喊叫。
李先念回头一看，果然是母亲。战场上，浓烟滚滚，枪声、炮声、厮杀声震耳欲聋。他火冒三丈，厉声吼道：“这么危险您来干什么？打着您怎么办？！”母亲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拉拉儿子发皱的衣角，叮嘱一番，抹去眼角的泪花，悄然离去。
战斗结束，红军立即转移。在行军途中，李先念突然听到口袋中发出“当当”的响声，翻开一看，是两块银元。他的心不由一颤：“这是我娘放的……”望着两块白花花的银元，李先念不禁流下两行热泪。
带着母亲的期望，李先念率部转战鄂豫皖，不久踏上了西征川陕的艰苦历程。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战场一别竟是他与母亲的永诀。两年后，李母不幸患上了哽病穴食道癌雪，怀着对杳无音信的儿子的刻骨思念，离开了人间。乡亲们说，她临终之际，还呼喊着李先念的**名，喃喃地说：“全伢……在……在哪里，我……好……想他……”
光阴荏苒，转眼就是半个世纪。1992年春，时任第七届**主席的李先念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和工作人员谈起与母亲告别的那段往事时，激动地说：“我是80多岁的人啦，老想我老娘！那天我不该大声同她讲话，不该对她发火……”病逝之前，他经常在睡梦中呼唤：“妈妈，我的妈妈！”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听了，都不禁热泪直淌。
毛主席笑着对李先念说，你不当财政部长，只好把宋子文从**请回来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
毛主席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主席提出，财政部长**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主席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主席安排了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与他见面。毛主席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陈云向中央提议和推荐李先念任财政部长，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也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主席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原则性强。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回忆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中，毛主席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保护了李先念
1966年，随着着“文化大**”的深入开展，全国出现了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以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这个老**，也受到了“炮轰”。
最早“炮轰”李先念的，是财贸口的大专院校。当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干部，贴出要打倒党委的大字报，还驱赶制止他们这种行为的工作组时，李先念为避免混乱，从大局出发，做出指示：财贸口的大专院校的“文化大**”，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不能乱给干部扣帽子，不能乱揪乱斗领导干部，不能赶工作组走，揭发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能乱给干部上纲上线，不能乱说干部有政治历史问题。李先念的这些指示传开后，在**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调过来，一齐“炮轰”李先念，攻击他是“财贸口最大的保皇派”。他们想打倒李先念，夺财贸口的大权。
周恩来发现李先念受到“炮轰”后，心里十分焦急。他亲自出面，多次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代表，说服他们不要“炮轰”李先念。
由于有周恩来的保护，造反派们打不倒李先念，就对他进行刁难，并于1966年11月制造了所谓“出国风波”。
当时，阿尔巴尼亚**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国**党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出席。李先念是中央**书记，**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周恩来考虑，当时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有经济援助项目，派李先念去阿尔巴尼亚比较合适，便在中央碰头会上确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团长。但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贸口造反派的耳朵里，他们不干了，立即张贴大字报，向中央写“呼吁信”，开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检查，不能作为中国**党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副团长出国，“强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国**党代表团副团长资格”。
周恩来立即向毛主席汇报，把李先念近来工作情况和派他出任中国**党代表团副团长的理由讲清了。毛主席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了一句话：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向“中央**小组”进行了传达，同时，他在接见群众代表时也向造反派们讲了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向造反派们亮明：毛主席是保护李先念的。
穿粗布，打绑腿，蹬草鞋勤俭朴素，堪称楷模
李先念在艰苦战争的岁月里经常同下级干部吃住在一起,同广大战士一样，身穿粗布军衣，打着绑腿，足蹬草鞋，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延安，有一次他光着膀子挑大粪，见者无不表示惊异和钦佩，他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农民有的不也是这样干么。”
1933年6月，红四方面**战川北,在旺苍县木门寺召开了著名的“木门军事会议”，决定扩军整编红军，将红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红30军浩浩荡荡开进了九龙场，厉兵秣马，准备在木门至黄猫垭一带和敌曾南夫部决一死战。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运粮草、筑工事，为红军编草鞋。
一天,李先念来到鸽子庙，见十多个人正在编草鞋。其中一个小伙子编草鞋手脚麻利，编得又快又好，就亲切地问他：“老乡，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小伙子回答说：“我叫余官章，今年22岁,一天能编四五双草鞋。”说罢，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着眼前这位长官模样的红军。李先念的警卫员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余官章马上站起来，叫了一声：“**！”李先念见他站起来，腿是瘸的，就关切地问他腿是怎么瘸的。余官章说：“小时候腿上长了个毒疮，流脓灌浆的，直到右腿缩了筋，走路就短一截。”李先念吩咐警卫员，叫卫生员给他送药包扎。余官章见李政委这样平易近人，对他又格外关心，回家找了些牢实的旧布条，精心编了两双布筋草鞋。李先念穿上很合脚，又软和，就夸赞余官章：“你的手真巧！”此后戎马倥偬几十年，李先念始终没有忘记九龙场，没有忘记给他编草鞋的余官章。
“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
1960年10月,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经河南南下，来到故乡湖北红安视察。这是全国**李先念第二次回故乡。回故乡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此时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与前次截然不同，这次没讲一句风趣话，满脸的威严。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加之一些地方“**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使本来就很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变得更为严峻。很长一段时间，李先念几乎每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此次南行，他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纠“五风”的重大使命。途经河南信阳地区，见许多群众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用来表示哀悼死者的白纱布，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到达红安后，李先念一下车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张景田如实作了汇报。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李先念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地方干部搞特殊,把干群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打天下时很聪明，懂得要紧紧依靠群众和怎样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却糊涂了，忘了本，群众饿肚子也麻木不仁，这哪里像是**党的干部？群众有怨气是对的嘛，骂娘也活该！现在看一个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的群众观念如何，是不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官僚主义严重，搞浮夸，不关心群众疾苦，只顾自己享受的人，要坚决撤下来，不然，留在那个位置上害死人！讲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时，李先念指出，红安荒地多得很，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这时,随行人员介绍,“瓜菜代”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中央已发了文件,要求全国推广。李先念说:“这也是逼出来的。全国几亿人口要吃饭,粮食就那么多,不想些办法怎么行？”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开动脑筋想办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与广大群众共度难关。
当天夜晚,红安县委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单独与姐姐、外甥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你们说说看,县里有没有饿死人？”李先念严肃地问。陈锡民回答：“我们湾里没有，整个高桥区的情况也还好，但二程区和其他一些地方死了一些人，还有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李先念说：“那是缺营养，搞点黄豆吃，症状就能减轻。”李德琴插话：“田地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是个问题！”李先念说完，又换了一个话题：“干部作风么样？”“绝大多数还好，与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也有个别人差些，喜欢吹牛，老想占群众的便宜。”陈锡民说的是实话。“生产上的事情，社员能不能作主？”“前几年还不行，今年有较大转变，基本上可以作主。”“准不准搞副业，比如说养鸡养鸭？”李德琴直言相告：“社员连粥还喝不饱，哪里能养这些东西。”她喝了口水，接着说，“先念啊，你做了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李先念严肃地说：“我的姐姐哟，你不要讲蛮话，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啊！全国这么大，到处缺粮食，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李先念有天大的本事也招架不下，你就不能为我想一想？”
姐姐李德琴和外甥陈锡民低头不语，李先念严肃地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也不是没权力调拨。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拨粮。”分别时，他要姐姐和外甥回去后代问乡亲们好，告诉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能只想到向上伸手，要自力更生，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可以搞点副业。没有粮食，鸡鸭也不是完全不能养。山上有的是虫子，河里塘里也有鱼虾，让鸡上山，鸭下塘，照样可以长肉下蛋。
一辈子不穿西服，不许亲属、子女经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中国**的服装上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中央**喜欢穿西服、打领带，以展示对外开放的形象。夫人林佳楣多次建议李先念赶上时髦，也做一套西装，但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带着浓重的乡音说：“为什么一定要穿西服，领带就像吊颈的绳子，勒死人了。我看中山装就很好，我就穿中山装。”李先念一生从未穿过一次西装。
李先念是农民的儿子，从大别山走出来，打惯了赤脚，参加**后穿上了草鞋和布鞋。1983年，李先念当**，外事活动频繁，必须穿皮鞋，偏偏他最不爱穿皮鞋。当时的警卫秘书曾庆林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把皮鞋放在红旗轿车里，抵达**大会堂后，李先念在车上把皮鞋换上，会见外宾结束后进入红旗车，立即把皮鞋脱掉，换上布鞋。后来，李先念一直保持了这种习惯。
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他常告诫子女：“政治上要强，思想上要强。”教育子女一定要忠于祖国，忠于**，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他的几个子女今天各有所成，是与他身教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对待亲属或乡亲，李先念也是从公出发，从不搞特殊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亲属和乡亲想通过他介绍到城里工作，李先念总是耐心解释说，我没有那个权力，**党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从我口袋里掏出来的。他的姐姐、外甥、侄子，也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
晚年的李先念有两件事，让小女儿李小林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她回忆道：“晚年时的父亲身体欠佳，医生说要补充维生素，家里就每天给他榨一杯橙汁，当他知道榨一杯橙汁要五六个橙子时，心疼地说：‘太浪费了，以后不要榨橙汁，吃两个就行了。’”“后来，父亲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就经常到**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汤，一份要花25块钱，父亲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了。”
李先念一生对党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临终时对女儿李**说了一句：死后让国家给自己开一次飞机，一定要把骨灰撒在祁连山。这是李先念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要求。遵照李先念的遗嘱，骨灰撒在了李先念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李先念小女儿深情追忆父亲
武汉大学外语系学习
李小林生性好动，兴趣广泛，父亲开玩笑地说，她是典型的“小猫钓鱼”。李小林曾憧憬长大后当一名“白衣天使”，父亲帮她分析说:“你从小就胆小，既怕血又怕死人，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吗？”
18岁那年，她又想学外语，父亲说:“你干什么我都不反对，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1972年，李小林考入武汉大学外语系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当了一名普通翻译。除了赴美攻读硕士、出任两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外，她一直工作在对外友协的岗位上。正像父亲希望的，她要把这一行干好。
父亲捡起桌上的饭粒
“我们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爸爸任**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5点半或6点就到办公室上班了，等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李小林说。
尽管没有多少时间和子女在一起，但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没有降低。他定了许多规矩，甚至包括不准穿背心、拖鞋上桌吃饭。吃饭时，他把孩子们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他的衣服、鞋子穿了很多年，补了又补，仍不舍得扔掉。
选择女婿的三个标准
“在我的婚姻上，爸爸从来没有干预过。”李小林笑着说:“我选择爱人的条件非常简单，一是年龄比我大，二是不抽烟，三是对我好。我讨厌抽烟的人。在妈妈的反对下，爸爸后来也不抽了。妈妈是医生，所以影响我也不喜欢和抽烟的人在一起。”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李小林说:“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对我们宽容。爸爸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能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情系老家
2002年，李小林和丈夫空军中将刘亚洲用节省下来的36万元稿费在父亲当年打游击的天台山上建起了一所“凌志希望小学”。（摘自《楚天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