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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在所有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受人仰慕的。作为一个甘肃人，如果没有到过敦煌，一定会被外地人用诧异的目光审视！
一千两百公里的路程，两个挚友轮换驾车，早五点半从安宁专家楼出发，下午五点半到达敦煌市区。一路向西狂奔，一路高速驰骋，就因为心中对敦煌充满了向往。然而，此行并不是以**徒般虔诚的心去朝圣驰名中外的莫高窟，更不是到鸣沙山骑着骆驼去探险，而是去给定西的亲亲——我的三姨娘烧纸，给她献上一块定西最好的点心，带去外甥愧疚而真诚的心意。
敦煌的三姨娘是我妈的三妹妹，原籍定西县（现安定区）高峰乡城门寨村，小地名叫东坡上。小时候，每一年的春节，或者丹阳、八月十五等节令，我都会跟着父母、大哥、姐姐去三姨娘家走动。穿过大树沟的插牌，走过葛家寨的小湾里，下了城门寨的陡坡，爬上一面山坡，就到了三姨**家——东坡上。三姨父很温和，三姨娘很善良，每一次都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呼我们，有油馍馍、油饼、臊子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三姨娘没有生育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我的表姐，一个是我的表妹，他们两个都是聪明伶俐的孩子，后来听说三姨父的侄儿牛宝过继给了三姨父和三姨娘当儿子，那么牛宝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至亲表弟。
我由于忙着上学和工作，后来就很少见到他们一家，只听说表姐姚桂珍、表妹姚金莲都去了敦煌，三姨父三姨娘也跟着侄儿牛宝（我不记得他的官名了，只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很精干、内秀的小伙子，名叫牛宝）去了敦煌。
几十年岁月沧桑，多少年音信不通，想必身在敦煌的亲亲们身康体健，五谷丰登，子孙兴旺，万事如意吧。
大约**年前的一天，我去高峰大树沟老家，三姨父和三姨娘在我们家，他们是从敦煌来的，这是他们去敦煌十几年之后的第一次省亲。三姨父说他身体不太好，但是三姨父和三姨**心情好像很不错，回忆了许多往事，讲述了好多他们在敦煌的经历,依稀记得妈妈说这一次是三姨父自己觉得从敦煌到定西来一趟确实不容易，加之身体欠佳，是“断（定西人读作tuan）路”来的。在定西的风俗中，“断路”就是最后一次看望最亲最亲的人，是人生的最后之旅、告别之行。我诚恳地邀请三姨父到定西来的时候，一定到我们家做客，我请他吃一碗定西的牛肉面。然而，最终他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也许是他认为面已经见了，也许是怕打扰我们。果然是“断路”之行，三姨父返回敦煌后大概一两年，就一语成谶，撒手人世，永远长眠在远离家乡的敦煌荒漠戈壁滩了。
去年三姨娘因车祸卧床半年，最后一**，接着也去世了。得到消息后，尕姨**儿子陈普连夜赶到兰州，坐早上第一班动车到柳园，换乘汽车，第一时间到了敦煌。我是第二天知道消息的，急急忙忙查询火车车次，看到当天下午有三趟兰州到敦煌的火车，都是夜行晨达，时间非常合适。但是爱人牙龈发炎，半个脸肿得老高，这时我犹豫了，最后选择了关顾眼前，陪爱人去市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做手术切开牙龈排脓，所以，对远方的亲亲，我只能让表弟代为表达心意了。虽然是迫于无奈，我总是觉得对不起从小关心我们的姨娘姨父，特别是对不起表姐表妹。
三姨**一周年忌日快到了，刚开始我记错了日期，以为是10月2日，后来和表姐一核实，才知道是农历九月初二、阳历10月11日。去一趟敦煌，给姨娘烧个纸，到姨父的坟头上去看看，这是我的心愿。心愿，是一种承诺，既可以给活着的人承诺，也可以给亡去的人承诺，既然是一种承诺，就必须兑现，这是我一辈子做人的原则。许了心愿，就去实现。
表妹在位于敦煌市区的她家楼下等候。她们家的晚饭非常丰盛，吃的是火锅，菜品重重叠叠，花花绿绿。多少年前孤单的姊妹俩人，现在是家族和谐，子孙繁茂。表姐姚桂珍领着姐夫王国智、二儿子**、大儿媳、孙子；表妹姚金莲领着妹夫——会宁人李永乾、女儿、孙子……加上未在场的牛宝（表弟）一家，和表姐妹的子女，算来算去，三姨父三姨娘一家，已经由当年的五人（包括姨父姨娘），发展到现在有十五人（不包括去世了的姨父姨娘）的大家族了！
灵堂设在三姨父三姨**侄儿牛宝家。没有遗像，只有香炉和供着水果、饭菜的主桌。上一炷香，烧几张香表，奠几滴水酒,磕三个头，算是看望嫡亲的亲亲来了！心里叫一声姨父姨娘，算是道个歉、了个愿，也算是给表姐表妹送来定西亲亲的问候来了。
皮卡车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十几分钟才到达三姨父三姨**坟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滩，长着一撮撮、一簇簇的白刺芽、骆驼蓬、芨芨草；最多的是大片的芦苇草，时间已经是十月中旬，寒风渐起，芦叶金黄，芦穗飘荡，附近不见村庄、耕地与人群。两座坟头，靠着低矮的沙坡，算是有了一点点“靠山”，远处是祁连山，坚硬，刚毅，与定西的黄土山是两个世界，两种风格！仪式自然是由姨父姨**侄儿牛宝主持，和定西传统的丧仪如出一辙。点燃了香表、纸钱，献上几片面包、桃酥、水果，在后土上叩头燃香，几声呜咽，几舌火苗，几缕青烟，一大群孝子们叩头之后，我的姨父姨**肉体便永远地留在敦煌了，成为敦煌的人,敦煌的鬼，与他们出生的定西永远告别了！相隔几千里的路程，以后只有他们的灵魂，才能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定西，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大大妈妈，以及祖先们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异常纠结，分外感慨，不知是喜，还是惆怅！
定西向敦煌、向河西的移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方式有打工定居、婚姻定居、投亲靠友。大规模的移民是政府主导的“兴河西之利，济定西之贫”的有效举措，也是定西地区“水路”（水利工程，搞灌溉）、“旱路”（修梯田打水窖）之外的“另找出路”的主要方式。据新华出版社《“三西”扶贫记》一书记载，在整个国家“三西”建设期间（1983年至2013年），定西、天水、白银、临夏等地县向河西走廊地区的各县共移民二十多万人，其中政府组织的有十五万人，投亲靠友等形式进行的自发移民有几万人；甘肃省累计移民九十四万七千八百人。移民高峰期，就是20世纪**十年代。我的姨父一家，就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先是投亲靠友，后是通过政府组织，才全家上来敦煌的。
到敦煌的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去吃早饭，在一家名为“党记驴肉黄面”的馆子里，我们要了四碗敦煌特色面食一驴肉黄面。精明强干的女老板一口地道的天水话，聪明伶俐的小服务员满口的正宗岷县方音，我一问，确实如此。后来来了一位中年女客人，一直听我们在用定西的方言土语说着来敦煌的感受。后来她情不自禁地说，你们是不是定西人，我们说是。当时她感觉很亲切，说她是定西石峡湾人，娘家在白碌乡拽碾村，嫁到了石峡湾清水村张沟队杜家。我们邀请她跟我们坐到一起聊天，她愉快地过来了。吃完后她要为我们付账，我们说已经结过账了。我请她给我们带路去定西村的表弟牛宝家，她非常高兴，说今天刚好不太忙，愿意给我们带路。本来我和表姐姚桂珍、表妹姚金莲约好十点半在万盛广场路口汇合的，有了新的向导，我们便在“向导”的热情导航下，去往定西村。
这位热情的“向导”叫谢映芳，对我们毫无戒备，见到老乡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她的话匣子一经打开，便侃侃而谈，给我们讲述了她自己、还有好多定西人在敦煌的奋斗历史。她说敦煌有个村子叫“定西村”，敦煌市的出租车司机问顾客“去哪里”，只要听客人说“定西”，那自然不会有错，司机就会顺顺溜溜地将客人送到定西村。定西村，属于转渠口镇，距离敦煌市区十来公里。现在有七个社，两千多人。居民主要来自当时的定西县。
从市区出发，拐过转渠口镇，一直向东，全部是柏油马路，道旁高高的钻天杨排列得整整齐齐；耕地平展展望不到头，如果不是挺拔的白杨树在地畔像“井”字样相隔，那会是怎样的巨大地块？那是沟沟岔岔密布、出门进门不是山坡就是洼地的定西山区无法比拟的。沿着杨树掩映的柏油路行驶，这位女老乡给我们讲述了她家安扎敦煌的过程。
她原是定西县县乡道路管理站的一名正式职工，和靠天吃饭、胼手月胝足的乡亲们相比，她的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但是她不甘心在山大沟深的村子里过无想无望、没有尽头的日子，在移民敦煌的高峰时期，她坚决地要求去敦煌。当时亲房伙子里（方言，意为同一个家族里）有个长辈嘲笑她说：“敦煌人苦便宜着等你们吃去哩？！”定西县的北乡葛家岔、石峡湾、新集一带山大沟深，几乎年年干旱，一年苦出头，有时候连籽种都收不回来。她下定决心，不畏人言，义无反顾地移民敦煌，并且内心立下誓言，如果在敦煌立不住脚，就上新疆谋生路。敦煌当地政府给他们这些定西来的外来户划了庄廓，分了耕地。他们就此安营扎寨，日出而作，汗珠子八瓣似的掉在地上，开始创家业了。起初的确是艰辛的。因为没有地方住，有的暂住亲戚朋友和以前的老乡邻居;，有的租住敦煌老户宽裕闲置的房子，有了落脚点，远方飞来的倦鸟，总算是有了栖身的地方。可是有好多人耐不住辛苦，看不到前途，经受不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和“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诱惑”，又返回原籍了。而更多坚持下来的人们，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靠着长期积累的知识技术，像定西大地上耐寒耐旱的柠条一样，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并且生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兴旺。谢映芳就是这样，她还叫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到敦煌安居。我的表姐姚桂珍、表妹姚金莲、表弟牛宝也是坚持下来的坚定分子代表。
敦煌这个地方，表面上看是广阔荒凉的戈壁滩，一旦有了水，昔日的戈壁滩就变成了米粮川。政府帮他们引来了党河的水，加上自己的汗水，一份辛劳就有了几倍甚至十倍的收获。盖房子，越盖越时髦，土坯房变成了水泥楼板房；抓产业，由习惯种洋芋、小麦的大手粗掌，变成了搭葡萄架、培育棉花、种植瓜果的行家里手。自家地里的活儿干完了，本地人是享清闲去了，而定西移民常给当地人摘棉花、摘葡萄，这样又可以多一份收入。
几十年过去了，谢映芳一家经历了从种植养殖到专业化服务的发展之路，目前在敦煌市，她的史丹利化肥连锁店发展到十四家，在敦煌市区她就有四套楼房，汽车也有两辆，儿子有两个经营店面，女儿有自己的事业，现在他们一家在敦煌家大业大，已经是“八匹马也拉不到定西”了。
谢映芳一年要去几次定西老家看望双方的老人，许多当年熬不下来的人和嘲笑她的长辈都说这娃娃有出息。
听着谢映芳充满自豪的讲述，我们到了“定西村”七队，水泥街道的两旁是规划整齐、风格相近的别墅式住宅，家家门前杨柳依依，花草环绕，红门大檐。进得门来，房屋四五间，用的是自来水，烧的是液化气，家具家电齐全，字画壁上挂，室内人气旺。屋后是较开阔的地块，可以当花园，也可以搞养殖。想必定西村家家户户的情况大体相似。
在路过定西村一社的街道上，我们碰见两个老乡正在往货车上装葡萄，他们说这是最后一茬葡萄，要交给葡萄酒厂做酒。我让他们两个人站在车的旁边，给他们拍照，他们欣然答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后来谢映芳说这两个人她认识，就是高峰人。
从敦煌市区往定西村走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连片的棉花地，植株有一米左右，枝干像葡萄藤，然而枝枝向上，粗壮有力。我是第一次见到棉花的本来模样，洁白的棉团像团团白云漂浮，挂满枝枝杈杈。以前定西市政府和兰州铁路局每年九月、十月间，都要组织拾棉工乘专列去新疆、敦煌摘棉花。他们戴上手套，替种植面积较大、忙不过来的人家（或农场）摘下一朵一朵的洁白棉花，然后换回崭新的钞票。农家（或农场）收获的大量白花花的棉花交给现代化流水线后变为千家万户必不可少的棉衣、棉被、衣服、日用品。
从三姨父三姨娘坟地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牛宝家的棉花地，还有葡萄架，收获旺季已过，还剩最后的果实等待主人的爱怜、采撷。
返回途中，在玉门市区，我看望了20世纪80年代嫁在玉门市赤金镇新民村的大姨**二女儿郭桂芳，她的娘家在定西县内官营镇锦花沟村。二表姐说，当年的农活实在是干不下场（方言,意为苦得干不下去），地都是坡坡地，靠着人力给地里拉粪，跪着趴着除草拔麦子，一年到头苦不完，吃不饱，实在是苦怕了。她目前在玉门城里帮儿子带小孩儿。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本地人，儿媳妇也是玉门本地人。
我和挚友、一位大学教授，分别与牛宝划了二十四拳，每一杯都是满满的，每一杯都没有让别人代替，牛宝明显有了醉意，但还是执意挽留我们再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划几拳，殷殷惜别意，写在憨厚脸……
敦煌市转渠口镇还有秦安村、阶州村、漳县村，高台县骆驼城也有定西移民点，酒泉夹边沟也有武山的移民……
感谢广袤的河西大地，容留了大批的中部移民；大批以定西人为代表的十八个中部干旱县的移民，开垦了荒滩，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可以说他们的移民经历,和历史上饥寒交迫、备受歧视、被动迁徙的移民生活经历，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是新时代河西建设的拓荒者，扶贫和小康路上勇敢前行的探索者、创造者！看着他们现在幸福美满、安乐健康、笑容灿烂的样子，我们真是羡慕，并为此献上更多的祝愿和祝福！
敦煌的定西亲亲们的长辈们陆陆续续长眠于河西大地，和我们平辈的表亲兄妹们、弟兄姊妹们安逸地当了爷爷奶奶，他们的子女们一般娶嫁了本土女子本土男人，自己的定西乡音明显淡化了，已经完完全全融入当地，成了实实在在的敦煌人、玉门人、高台人了，他们叫我们“姑舅爸”“姑舅妈”……但是他们骨子里流淌的是定西人的血，我们是亲亲，血脉贯通的亲亲！
古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句话充满了无限的凄凉与悲观。但是新一代的定西移民，却是生活富裕安康，日子蒸蒸日上，只要想回定西老家，每天都可以坐朝发夕至的动车，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一代伟人、开国领袖毛**同志说过：“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定西的亲亲们，你们就像生命力旺盛、意志坚强的种子，只要哪里适合生存，就在哪里把家安，把根扎，哪怕是天涯海角。
敦煌的亲亲们，咱们一辈要常来常往，要教育咱们的后辈们，也要常来常往，咱们的血缘关系亲着哩，咱们是亲亲。
三姨父三姨娘安息吧！
敦煌的亲亲们安好，定西的亲亲盼望着你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来老家看看定西的亲亲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