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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小年上午，天寒地冻，裹着羽绒服的人们形色匆匆，武汉的街头比往日宽阔、冷清了几分。
我和龙队长、郭主任、吴老师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在上一届工作队长张盛志、摄影家老戚的陪同下，从翠柳街1号出发，目标大悟县陈河村。
六人座的别克公务车上，加上司机徐师傅一共坐了七人，狭小的空间里塞满了工作队的铺盖和生活用品。
汽车在京港澳高速上一路驰骋，一过孝感服务区，风夹着雪籽密了起来，高速路两旁一闪而过的秃树上，一个个鸟窝无依无靠，显得更加寂寥。
从大新收费站下高速，会经过一个大水库。龙队长说：“一到丰店水库就闻到陈河村的味道了。”大家都欢快地笑。
老戚颇有感慨：“今天是小年，风雪交加，人家都放假了，咱们这一车人为了扶贫事业到村里去战斗，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呀！”
不知不觉，车到竹竿河，这段**因红军“列宁号”名噪一时的河流，此时正处于枯水期，河床裸露，杂草蔓延，河底的几个凼洼上漂着褐色的不明物，像懒婆**家——走不进去。
汽车沿着竹竿河拐弯抹角，穿过一片片荒凉的田野，向陈河村驶去。尽管临近春节，但村里依然冷清，这种冷清与城市的冷清截然不同，它似乎成为一种常态被人们默认，而后者是漫长的间歇中的短暂状态。
湿漉漉的泥泞上残存的鞭炮碎屑，暗示着村子在最近的某一时刻有过昙花一现的热闹。而此刻的车窗外，几个衣着臃肿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倚门而坐，那情景让我不自觉地想起我逝世的祖父母。一刹那，竟仿佛置身于我孝南区滚子河边的村庄，不禁生出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情愫，夹杂着更多强烈的疑问：什么是贫，如何脱贫？是不是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就不算贫困？如果没有家庭功能的完备，没有新一代的青年农民的回归和传承，扶贫是不是举步维艰？
我知道，我无法以一种具有完整性和延续性的眼光，去分析、调研这个村庄的过往和当下，陈河村也不一定代表着中国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大业中的一个缩影，或许它只是一座孤岛，在大别山下努力展现着遥远而空洞的幸福。但我还是希望，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努力，将衰败、破碎的乡村意象一扫而光，使它成为习****领导的脱贫攻坚事业中一个熠熠生辉的点。
汽车在村里十字路口缓了一口气，徐师傅一个漂亮的摆尾，车子稳稳地停在陈河村村部旁边的卫生所门前。
环顾四野，村委会白色的二层办公楼、村部广场上飘扬的**，崭新的篮球架及各式全民健身器材，还有现代气息浓郁的鄂北文化驿站，在远山的背景衬托之下，散发着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兴旺之气。
“这环境挺不错呀。”我们感叹道。
徐师傅说：“这都是这几年省文联帮扶的成果。”他经常跟文联领导跑陈河村，对这里的变化很清楚。
我们卸下行李，两个村干部模样的人从村部迎了出来，领头的是一个穿着红色羽绒服很是富态的大姐，另一个是位中等身材的汉子，穿着黑色呢子外套。
“欢迎，欢迎。”
龙队长带领工作队也迎上去，他指着“红色羽绒服”说：“这个是陈河村的村花赵**。”又指向“呢子外套”说，“这个帅哥是何主任。”然后又把我们工作队的三人一一介绍给村干部。
龙队长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早在月头就入驻村里，和张盛志队长一起熟悉环境，跟村里干部已经相当熟络。他们交流的语速很快，夹杂着大悟方言，我听得似懂非懂，但隐约感觉到村干部在工作队面前的欲言又止，谨小慎微。村花书记跟我们一一打招呼：“郭主任、吴老师、周编辑，感谢！感谢！你们来吃苦，来吃苦。”
村里招待驻村工作队的午饭，选在鄂北文化驿站，十一二人，六个菜，一个火锅。
“今天是小年，要不要搞一点。”有人提议道。
龙队长说：“工作队有规定不能搞酒。”
已从协会退休的老戚不知从哪摸出一瓶酒：“你们有纪律，我没有，我搞两口。”
村里的何主任在饭桌上落落大方，比谈村里的情况时放松了很多：“今天是小年，搞一点，搞一点。”
但龙队长坚持不搞：“下午要开会，晚上要代表省文联送温暖。”
虽然村里干部很热情，但龙队长纪律严明，最终驻村工作队全体以茶代酒，碰杯欢饮。大家一起举杯庆祝小年，祝福工作队今年把脱贫攻坚的任务圆满完成。
下午，我和郭主任、吴老师被分到卫生室的几个卧室。卫生室是一排小平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餐厅、公厕、卧室一应俱全。山村的气温比武汉要低，好在每个卧室都放有一个取暖器，这是上一批工作队给我们留下的福利。
这里的环境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来之前，同事还跟我开玩笑，上厕所别掉到茅坑了。我们各自把床铺好，年前我们将在这个小平房里迎来一个又一个山村之夜。
工作队的第一个会在小餐厅召开，大家彼此简单自我介绍。我也是第一次正式认识队长和诸位队友。龙队长目光炯炯，一身军大衣很有点派头，他的故乡在湖北恩施的大山中，曾在部队服役20多年，从团政委转业到省文联；郭主任，东北大汉，气场十足，言语不多，从空军某部营级干部转业到省文联；吴老师，红二代，省文联书协的知名书法家，主动请缨到扶贫一线的老同志。
龙队长打开笔记本，将一周前我们参加鄂北文化驿站开业典礼时，省文联党组书记邓长青给新老工作队做动员会时的讲话精神学习了一遍。随后成立驻村工作队党小组，又给我们三个队员分工。郭主任负责后勤保障和考勤及各种制度的监督；吴老师负责协调书法家等艺术家到陈河村开展文艺扶贫工作；而我，因为在今古传奇从事文字编辑，就负责文字报道和扶贫材料撰写及各种场合的摄影。
龙队长又补充说：“虽然分工了，还是要互相帮助，我们是一个整体，扶贫工作还要一起做好。邓书记在动员会上，勉励我们学习上一届扶贫工作队的优点，再接再厉，做好扶贫工作，争取把鄂北文化驿站建成陈河村集体经济的蓄水池和发电站。鄂北文化驿站在上一届工作队手里建成，我们这一届怎么样把它运转起来，这是今年扶贫工作的重点之一。”
这是我们驻村的第一个会议，开完会，就地用餐。给我们做饭的阿姨是本村一位姓何的贫困户的家属，我们喊她翁师傅。翁师傅50岁左右，衣着光鲜，妆容显眼，浑身透着一股不同于乡民的洋气。
晚上，工作队兵分两路，我和龙队长一路，何主任开车载着我们，给贫困户送温暖——将省文联准备的一批羊绒被送到贫困户手里。
乡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坐在车上，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每到一户门口，由何主任领着，向村民介绍省文联工作队来送温暖。收到礼物，每个人脸上都闪着笑意。我注意到收到被子的每一户家庭条件差异很大，有些人家破旧不堪，而有的装修阔气，门口泊着小车。
“不是说送给贫困户吗？”我疑惑道。
另一位中途领着我们的姓董的村干部说：“送温暖不光要送给贫困户，爱闹事、有怨气的村民也要送，你给他点实惠，他感觉你把他当人，对工作队开展工作有用。”
董主任的话，让我陷入深思。沿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走在上冻的村道上，凌乱分布的房屋投影出巨大的黑影，它们在远山的勾勒下竟有几分狰狞。想起一个月前领导让我参加扶贫下乡时的坚定，此刻，我的脚步竟不知往哪里走。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在农村生活过十五六年的农村娃，应该是最懂农村的。当真正走进乡村时，我才发现，从泥土、庄稼、老屋的物理空间长期剥离的我，在精神维度上也早已偏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