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陈独秀不相信农民

2、陈独秀不相信农民

话说人类社会总在重复着一个由兴到衰，再由衰到兴的的运动过程。当腐朽的清政府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的社会时，无数的仁人志士便为了民族的复兴，领土、**的完整而奋起反抗，不惜流血牺牲。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志在推翻清廷，振兴华夏。然民族满目疮痍，内乱外患日久，华夏要振兴谈何容易！为了扩大力量，实现报国理想，孙中山又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另外几个**团体组成了同盟会。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发动辛亥**，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一时天下震动，四方响应。清廷的走狗袁世凯一看不对，立即反戈一击，在世人面前穿上了**功臣的外衣，并掌握了清廷的残余武装，在势力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形成了新的对峙。1911年1月1日，**成立，孙中山为了民族团结，避免党派分争再起波澜，遂高风亮节，主动退让到日本寓居。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终于窃取了**成果，代替孙中山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因为袁世凯靠自己编练的“北洋新军”而得道，所以，他把持的**人们称之为“北洋政府”。

然而，“大总统”听起来总是没有“皇帝”威风。为了稳定自己的宝座，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想，袁世凯大耍阴谋手段，不择手段地分化瓦解同盟会。为了与袁世凯抗衡，用“议会道路”来实行民族复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四个团体，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中国国民党，企图以此来搅醒袁世凯的黄梁美梦。袁世凯恼羞成怒，谋杀国民党宋教仁等重要人物，给国民党以深重的打击。直到这时，孙中山才彻底看透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匆匆从日本回国，组织护**“二次**”，讨伐袁世凯，不幸失败。得意忘形的袁世凯趁机宣布取缔国民党。国民党主要力量从此零落到南方广州，偏居一隅。

1916年6月6日，当了七十二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中死去。其后，您方唱罢我上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或代理或就任，先后有八人穿过大总统的外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背负屈辱遭受蹂躏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19年5月4日，北京暴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等中下阶层人士共同参与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中国**推向了高潮，导致无数**团体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一时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等数十个城市诞生了“**主义”“**党”团、帮、会、小组等团体。

1921年7月，在**国际的协助下，全国的“**主义”“ **党”团、帮、会、小组等团体，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统一的组织——中国**党。所有的团、帮、会、小组**，均算是**党的创始人。上海的**党**陈独秀因为是发动、领导“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社会影响巨大，故而当选为党的**。从“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中，陈独秀认为**只存在于大、中城市，大、中城市**成功了，全国的**也就成功了。于是，中国**党成立后，他率领这个还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党组织，仿效俄国专注于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党先后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了一百多次**。结果，最大的一次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俗称“二七”大罢工）竟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事实证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俄国，任何一个党派、团体都难以独立完成中国的**事业，各进步党派和团体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终于，从中国**大局着想，**党开始积极寻找进步党派和团体作为合作伙伴。国民党总统孙中山审时度势，立即呼应，打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最后，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奔走和**国际的促成下，**两党决定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开辟**新局面，史称“**第一次合作”。至此，中国**翻开了新的篇章。

**浪潮越高，波及的范围就越大。比如广东的农民们就闹起了农会，而且有声有色。不知道农**动与陈独秀的工人运动是不是相抵触，触犯了他的权威，还是广东的农**动真的闹出了什么乱子，让**事业受到了损失，反正陈独秀搞火了，在1923年3月连续著文《资产阶级的**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国民**与社会各阶级》，着力宣扬“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难以加入**”等观点，称“**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不仅要求**党各地各级组织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去开展工作，不要向农村、农民发展，还试图让国民党也接受他的这种思想。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左继亮、林修敏二学者在《也说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欧阳光荣商榷》一文中这样写：欧阳光荣说：“大**初期，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写文章，发表演说，指责农民‘散漫’‘保安’‘苟安’‘难以加入**’。到后期他们甚至诬蔑农**动‘过分’了，‘搞糟’了。显然，他们只看到了农民消极的一面，而看不到农民**性的一面”。这种观点可谓是一种传统观点，在**党史，中国**史教材以及一些历史论著中，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与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相去甚远。事实上陈独秀是中国**党内较早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关系力量的**之一，也是最早发现和肯定农民**性的早期**，其思想体现于《中国**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国农民问题》（1923年7月）、《中国国民**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1923年12月）、《在土地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同情农民困苦的态度，赞同、肯定农民**性的思想非常明确，还强调“国民**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把土地分给农民……特别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他还分析了“七种农民”的状况、分类。一个蔑视农民及其**性的人，是不会有如此言论和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

左、林二学者列举的那些文章，今天肯定是不好找了，再说，党内当时对农民问题一直争议很大，陈独秀瞧不起农民，他不会用文字露骨地表现出来，更不会用文字来污辱农民，这点素质他肯定是有的。所以，打这些文字仗没什么意义，我们还是认真研究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

2016年，我开始着手《血性钟祥》的撰写准备，在钟祥的大部分文史资料中，均说钟祥的第一个党员是董必武派回去发展党组织的，偶尔有一句说是张华建议董必武派到钟祥当探路石的。我相信后一句，在与诸同志的辩论中，我说，不管是各地的党史资料、小说、电视剧等各种作品，一个地方发展党组织，没有超过三个月不发展一个党员，不成立一个党小组或党支部的，费必生从1923年底回到钟祥，到1925年春才发展了两名党员，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钟祥城关党支部（当时，湖北省在县以下没有党组织），前后历时一年多，这是为什么？其后，全省各县党组织蓬勃发展，有的县没有一个党员，前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县委，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时陈独秀不允许党组织向县以下的地方发展，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党中央的意思，董必武作为下级，不可能违背陈独秀的意思，之所以要派费必生回钟祥，是为了给张华一个面子。但不允许他发展党，不允许建立党组织。

诸同志以为然，承认我的观点正确。

所以，陈独秀瞧不起农民，这不是传统观点，而是铁的事实。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党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陈独秀可能迫于大家的思想压力，观点有所转变而已，但不能说他是早期就能正确对待农民问题的我党早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