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喜欢放风筝,尤其是自己做的风筝。
阳春三月,当窗外槐树坠下一串串**白花穗,孩子们的脚丫就再没有空闲。虽说春天来得早,但风力却不大,也不稳定。想把风筝放上天,非等到油菜花黄了不可。俗话说:“菜花黄,贩大忙。”到了这个时令,农村刚下地的鲜菜便一筐筐一担担,热热闹闹邀约着涌进了城。清冷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市井里巷,四下便游弋着乡下人辛劳的背影。买菜是大人的本分,招引孩子们上前的则是卖风筝老农那撩逗人的吆喝。一摞摞五颜六色盘扎成蜻蜓、蝴蝶、老鹰模样的风筝突然从天而降,那份激动大人们当然不难理解。激动归激动,要大人掏腰包却非易事。风筝价钱不贵,但也不便宜。两毛一只,讲讲价大多能让利几分。走街串巷的农民世家艺人一般颇会做生意,挂着风筝的竹杆往青石板缝一插,孩子们的心便随之落地生根,死气白赖要讨一只回家,家境好的,为孩子买个笑脸;手头拮据的,大人转身就走,留下少不更事的孩子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嚎。
乡下人卖的风筝大多工艺讲究,城里人一般不会扎,扎好了也没法染色着画。因此,谁家孩子拥有一只漂亮的“蝴蝶”或“蜻蜓”,放风筝的时候无疑威风八面,争强好胜的虚荣心也最能满足,惬意的笑脸便真可谓灿如桃花。小时,父母没有为我买过一只风筝,所放的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以至每到春天,做梦都渴望瓦蓝的天上飘逸着一只自己的风筝,小学三年级的春天,我随母亲从乡下来到县城的外婆家,也许是在乡下野地跑惯了,进城后总感觉挤得慌。一天,见邻居家女孩拿只粉色“大蝴蝶”傻愣愣地站于巷口,半天放不起来,便忙不迭的自告奋勇:“我来!”小巷狭窄,瓦檐两旁电杆林立,跑步一飞,“大蝴蝶”被挂在电线上。女孩要我赔,奔至院内哭诉着告到我母亲跟前。母亲二话没说,掏出钱塞了过去,眼睛却盯着我,眸子里闪烁着意味深长的责怨。晚间临睡,母亲终于揭开铺盖,一声吆喝:“树要皮,人要脸,我让你放……”操着裁衣的尺子就要打人。外婆颇为宽大,声言“讲清道理就行”,一场灾难方才躲过。从此,再不敢艳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天高任鸟飞,孩子的春天永远写在天上。然而,热闹的天上没有一只自己的风筝,就象过年少了鞭炮,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放学后偷偷学起了扎风筝。先找来竹杆,破开后削为拇指一般宽的篾片,软硬要适度。此后将裁好的白纸糊于架上,并用线把叠成“王”字形的竹架系牢,最后贴上一段漂亮的尾巴,一个风筝就算大功告成。如果要装饰,还可以用红墨水在上面涂个什么的。业精于勤,扎得多了,做风筝的道理也大概了然于心——最重要的是架设系在风筝中央的导线,拉直后要与两边的翅膀大体均衡。否则,风筝上天不是东倒就是西歪,或根本飞不起来。
“风筝不起,跑烂鞋底。”由于村前村后空地少,助跑的距离短,更害怕让树枝吃了“风筝肉”,孩子们大多把做好的风筝拿到村外的河滩上去放。当自己的风筝高翔天际,瑟瑟的线团颤动手中,喜悦和自豪顿时油然而生。此时正天地间的一切都仿佛渐渐隐退,唯深邃的天上那只游弋的风筝成为永恒的欢乐。风筝由近及远,然后由远及近,平生头一次做了主人,想着嘴角就怎么也合不拢,要给它打个“电话”。其实就是在放风筝的线上套扣一只三角形纸翼,顺势往上一抹,纸翼便巧借东风,旋转着扶摇直上,不一会儿即直抵风筝顶端。好风凭借力,“打电话”地面风速低了则不行。有次,我试着把风筝放得更远一些,并接连打了五个“电话”。手中的线拐就渐渐显得沉重,“嘣”地一下,线断了。风筝拖着一脉飘逸的断线缓缓坠落,我向前蹦着、跳着,试图攥住游丝一般的生命。然而,一切皆为徒劳之举,断线越飘越高,心爱的风筝在天边却越落越低,终于渐渐消失。看着,不觉潸然泪下,跌坐沙滩,追悔莫及。飘然而逝的风筝从此给我一个启示:千万别把风筝放远了,风筝飞远了线是会断的,即便给它打再多的“电话”,负担只会更重,也难以将其唤回。
如今,不惑之年,回望故乡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