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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往事都如白云苍狗，无迹可寻。儿时的爆米花却始终深深地植根于脑海，令我不能释怀。
记得打爆米花的师傅是一个四川人，五十岁左右模样。他总是把“吃爆米花”吆喝成“七炮米花”。“爆米花”成了“炮米花”，再加上“轰轰”的爆炸声，让我们这些从小受着英雄主义教育的红色后代们浮想联翩。每当快到他“打炮”的关键时刻，小伙伴们总是高喊“董存瑞，十八岁，参加**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任务完成了。”然后随着一声“砰”的巨响，争先恐后“悲壮”地倒下。
打爆米花的四川人一天到晚乐呵呵，特别看到我们“纷纷倒下”时更是哈哈大笑。于是伙伴们便气愤起来，认为面对这样“悲壮”的场面，这“川佬”如此不严肃，分明是“没有阶级感情”。于是，有一次趁“川佬”与人闲谈而心不在焉的时候，冷不丁地高喊一声“董存瑞，十八岁”，“川佬”习惯成自然，一脚踹去，却将自家的“打炮”行当废了。伙伴们顿时欢呼，“鬼子踹上地雷啦”，心中涌起无限豪情，以为自己就是当年缴了老松本战刀的红小鬼。
打爆米花多在黄昏时候，每当这时，孩子们便极盼“川佬”出现。此时才觉得那“川佬”原来是那么的可亲可敬，那原本令人讨厌的四川话也是那样地优美、动听。当四川话在静静的黄昏响起，孩子们便像看见救星一般，将书包一扔，死缠硬磨问家长要上两毛钱，带着被压抑了一天的热情蜂拥而出。这时大人们也似乎特别宽厚，我们的要求通常能得到满足。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食物是那样少，面爆米花对我们的诱惑力又是那样大。多加五分钱便可享受加少许糖精的待遇，那时候我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一定是加了糖精的爆米花。
其实，那时的爆米花是轻易不舍得吃的。记得我总是将爆米花用一只小铁罐小心翼翼地盛起来，每天用小布袋装一袋。有了这样一袋爆米花，在学校里便成了同学们的巴结对象。我曾用这些爆米花“贿赂”过学习委员，以便“抄袭”作业；也曾用爆米花“雇佣”同学给我背书包。
走在现代都市，我发现了一种号称进口的洋爆米花，我总是怀疑那些默默无闻的机器，怎能炸出香甜可口的爆米花。况且，一声不响的那种食物还能称作爆米花吗？每当我走在街市上，看见卖洋爆米花的时候，总会在心底情不自禁地迸出一声“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