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马寅初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马寅初，他研究人口的文章最早即为此文。在文中，马寅初演算了用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计算人口的法则和校正的方法。1928年3月，马寅初又在题为《现代之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种办法：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移民；教育；增加需求。马寅初还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家庭、家族观念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实在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厚，民族思想太薄”，“因为家庭思想太重，便喜欢生儿子，子女愈多，人口愈加，农村经济必愈破产”。马寅初还提到了由于“中国人固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古训，常以多子多孙，传为美谈。生育漫无节制，人口因以大增，且过于常度，结果人口过多”，导致田地分散，经济破产的教训。后来，他又在《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一书中对人类进化的两个主要动因：生殖、生产作了分析，深刻指出：“从人类生殖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确立人类递嬗进化的程序；从人类生产的活动上，我们可以把握人类生活水准发展的动向。但生产之为物，至少必须求其与生殖平衡地发展。生产超出生殖，固可以促人类文化向上开展；反之，生殖超过生产，则社会快乐的生活绝望，兵祸连结，永无宁日。”应当说，正是上述人口思想，为他1957年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形成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以上这些文章，或为专题论文，或为演讲记录（部分为新闻报道）。马寅初尤其擅长演讲，也喜欢采用演讲的方式发表看法；通过这两种方式，他对中国经济问题作了探索和研究，对西方经济学流派和学说加以介绍和评论。后来，他将这些演讲和文章汇集为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为《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演讲集》共有四集，第一集出版于1923年9月，第二集出版于1924年10月，第三集出版于1926年3月，第四集出版于1928年8月。
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1949年以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除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和上述四本《演讲集》外，还有专著十种、论文集三种。它们是（以出版先后为序）：
1923年1月，专著《中国关税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后改题《中国关税问题之研究》，收入《马寅初演讲集》第三集，北京晨报社1926年出版。]。
1925年12月，专著《中国国外汇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29年7月，专著《中国银行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2年12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4年12月，专著《资本主义发展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5年1月，专著《中国经济改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5年8月，专著《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由胶济铁路同人学术研究会印行[ 1935年7月12日－8月16日，马寅初应青岛市长沈成章之邀，在青岛演讲经济问题。演讲共分十一讲，后以《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为题出版。]。
1937年7月，专著《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43年1月，专著《经济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44年6月，专著《通货新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该书后收入《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1945年11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封面题名《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由作家书屋出版发行。
1947年1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沪二版）由作家书屋出版发行。
1948年6月，专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些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与出版，使马寅初一跃而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享有国际声誉。有评论说：“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此言不虚！
谈到经济学名教授马寅初，谈到经济学家马寅初，谈到马寅初的经济学论文、著作，在这里自然不能遗漏马寅初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中国经济学社”（1923－1953）[ 自“中国经济学社”1953年结束以来，50余年间一直没有相关专著问世。这一局面直至2006年才被孙大权打破，他于该年推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一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此前，他曾经发表过《1927－1937年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经济学家》2006年第4期）等文。本书本小节的撰写，参考了孙大权其书其文。]。
“中国经济学社”（The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的经济学术团体，也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团体。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及指导中国经济事业方面，“中国经济学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中国经济学社”1923年11月创立于北京，发起创立者共11人（无马寅初）。由两群经济学者创立，一群是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 刘大钧（1891－1962），字季陶，江苏丹徒人。]、陈长蘅、陈达、卫挺生等人，一群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乐仁（J.B.Taylor，英籍，时任经济系主任）、李炳华等。创立之初，刘大钧任社长，戴乐仁任副社长。1924年3月，马寅初加入“中国经济学社”。1925年，马寅初被选为副社长。1927年11月，“中国经济学社”第四届年会在上海举行，马寅初首次当选为社长，由此成为学社最主要的**。
“中国经济学社”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提高社员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5年。通过了新社章，将学社的宗旨确定为：（1）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2）讨论现代经济问题，（3）编译各种经济书籍，（4）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新社章赋予学社以双重功能，即提高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学术功能与致用功能并重。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主持下，“中国经济学社”蓬勃发展。1927年第四届年会后，由于“中国经济学社”和南京政府以及上海商界加强了联系，使学社的社会影响在迅速扩大，学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到1936年6月，学社先后成立了上海、杭州、平津、长沙、南京、广州六个分社，其组织已经遍及全国。1938年3月，又成立重庆分社。到1936年9月，它的社员已达726人（鼎盛时期一度超过800人）。全国财政、金融和经济学界的著名人士和精英分子，差不多都成了这个学社的社员。
“中国经济学社”的成员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骨干社员有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陈长蘅、方显廷、陈岱孙、潘序伦等。学社总部迁上海以后，开始大量吸收全国政界、商界、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精英分子入社。加入学社的政界人物，有五院院长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以及吴金鼎、穆藕初、周诒春、张嘉璈、钱永铭、陈其采、周炳琳、甘乃光、彭学沛、叶恭绰、徐寄庼、徐青甫等部长级人物。参加学社的工商界上层人士，有张公权、李馥荪、冯少山、林康侯、吴鼎昌、周作民、刘鸿生、徐新六、史量才、秦润卿、王晓籁、都锦生、卢作孚等。参加学社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胡适、王云五、潘光旦、吴景超、吴经熊、钱天鹤、吴觉农、曾昭抡、茅以升、吴定良等。
“中国经济学社”有自己的社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季刊》1930年4月创刊于上海，一直维持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前后共出版8卷29册，发表文章353篇。《经济学季刊》的撰稿者多为一时名家，兼之内容丰富，注重西方学理与中国国情，因此大受学界与社会的欢迎，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学刊物。除《经济学季刊》之外，学社又增设了《关税问题专刊》、《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建设》等。
“中国经济学社”还不定期推出丛书，主要是社员的专著、译著等。从1928年到1936年，共出版19种31册，包括陈长蘅的《**与人口政策》、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马寅初《中国银行论》等名著，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一流的学术水平。这些书刊的发行，对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学社”每年都要照例召开一次年会。召开年会的地点，均为全国重要城市或风景名胜之地，基本上为每年一地。如第五届至第十四届年会（1928－1938），分别在杭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青岛、长沙、广州、上海、重庆举行。每次年会都要事先确定专题，由大家集中讨论，并将宣读的论文优先发表。年会通常为七天左右，除开会外，大部分时间为宴会、参观、游览。社会各界对学社的年会极为重视，各大报纸均对年会的活动做跟踪报道，年会的费用主要由举办地政府和商界赞助。
抗战后期，“中国经济学社”逐渐走向衰落。解放战争后期，“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相继流散，或留居**，或远渡重洋，或随蒋至台。1950年8月，“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在上海成立，马寅初、许涤新分别担任正副董事长，留在上海的前“中国经济学社”部分社员参加了这一组织。1953年7月，“中国经济学社”向“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完成了移交，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结束。
马寅初勤奋读书治学，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无论是在**还是在**，无论是在宁静的大学校园还是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马寅初始终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学者，是一位爱岗敬业的教授。
1918年11月，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大学决定放假三天。期间，北京大学在**广场举办演讲会，并举行提灯游行会。参加**广场演讲的，有蔡元培（演讲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题目是《庶民的胜利》）、陈独秀、马寅初、胡适、陶孟和、李石曾、陈星农等人。马寅初11月16日在**广场的演讲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演讲词原刊于《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出版），后收入《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238－242页）。以下引文，据后者录入。]。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国势衰弊，民不聊生，许多学者高唱“资本万恶，劳动神圣”之说；但马寅初认为，中国的资本不足也是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辩证地指出，“欲物质变化与转移，不可不具有三大要素，则自然、劳力与资本是也，三者缺一，则生产不能完全。倘有资本与自然而无劳力，则资本与自然，不能有所作为；若有劳力与自然，而无资本，则劳力与自然亦无所施，生产之功，无可希望矣”。作为经济学博士的马寅初，以经济学的观点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欲求生产之发达则已，若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不去，断无与劳动者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这一观点，马寅初在他后来的演讲和文章中又一再申述。1921年8月，马寅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国语讲习所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动神圣”说》的演讲[ 《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502－507页。]。马寅初在演讲中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越大，人工的功能越见增加，各人的俸给越多，而国家的财政也越见充足”。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要使生活和平，有秩序；而要和平有秩序，就要打倒军阀；“现在可以断定，中国有地产，有人工，有办事人才，只缺少资本。假使有了资本，拿它来振兴实业，充裕国用，那军阀自不能永远滋扰，中国定有富强的希望”；最后，他以“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作为演讲的结语。1924年5月17日，马寅初又在北京平民中学发表题为《中国何以如此之穷》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贪贿，需要的东西，渐渐不多，所以一天穷似一天”；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推倒淫威军阀和贪贿官僚”[ 《马寅初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235－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