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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马寅初积极地投身这一如火如荼的**、**，他与许多进步教授一起，热情地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
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上街宣传演讲，被北洋政府**逮捕，关押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内。全国震怒，北大愤怒。6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在理科大讲堂紧急召开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大会，磋商营救办法。会上，北京大学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等二十人为代表，出面与北洋政府进行交涉，要求释放被押学生。大义凛然的马寅初，在营救中发出了“要关，就连我们也一块关进入”的正义呐喊。在全国**的声援和抗议中，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马寅初，对北京大学有了新的认识。1927年12月20日，马寅初在杭州举行的北京大学二十九周年纪念会会上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说：“回忆母校自蔡（元培）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例**贼，作**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铖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马寅初结识了中**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等，并受其**思想与**行动的影响。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第六次演讲会在法科大学堂召开时，马寅初还专门邀请李大钊出席，并让他作了《社会主义之未来》的演讲。马寅初与毛**的交往也比较密切，毛**偶尔也去听马寅初的演讲。
马寅初读书治学，一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使理论为现实服务。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寅初，利用其专业之所长，积极服务于社会。在上海的两年（1920年6月至1922年冬），他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业。1921年初，马寅初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1922年，马寅初任中国银行顾问兼总司券（纸币总发行人）。由财政学而金融学，马寅初又有一番非凡的表现和卓越的贡献[ 本小节的撰写，参考了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30－45页。]。
清末民初，在中国金融业市场活跃的都是外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的，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俄国的华俄道盛银行等，纷纷入主中国。它们垄断了中国的票据市场，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存款，操纵着资金的流向，而且还掌控了钞票的发行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列强自顾不暇，华商银行于是纷纷兴起，逐渐夺得了原为外商银行窃占的领地，在钞票发行和资金调剂上，华商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大战期间外商连续发生的橡皮风潮以及中法实业银行、费利赛银行的倒闭事件，使外商银行的信用大大受挫，致使其势力日渐削弱——不论是在吸收储户存款方面，还是在对客户放款方面，或者在同行业之间的短期拆借方面，情形均如此。马寅初在1921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接连四次用了“今日外国银行之势力，远不如昔日”一语；马寅初为之欢欣鼓舞，并为此而兴奋异常，认为这是“吾国银行界之胜利”[ 马寅初：《今日洋商银行之势力》，《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541页。]。
在银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他金融行业也异军突起，诸如交易所、信托公司等。以上海为例，各种行业的交易所竟有150多家，如证券物品交易所、钱币交易所、丝绸交易所、纸业交易所、煤业交易所等。马寅初兴奋不已，激动不已，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经济强盛的一线曙光。
正如英国哲人培根所说，“初生的婴儿总是不美的，革新中的事物也是如此。因为革新正是时间所孕育的婴儿”（《论革新》）。马寅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不及时革除中国金融业不健康、不完美，甚至十分有害的东西，势必影响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壮大。为此，马寅初准备对症下药。
首先，从教育入手，培养专业人才。
在马寅初看来，如果培养出一大批懂得近代经济学尤其是懂得近代金融学、银行学，并且具备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这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无疑是如虎添翼。
马寅初到上海之后，便去找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协商，郭秉文认可了马寅初的建议，他们共同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来独立出来，改名为上海商科大学，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国立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内设七系，郭秉文兼校长，马寅初任商科大学第一任教务主任。为此后的上海财经大学等校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接着，又在上海暨南学校增设商科，在上海吴淞公学增设商科课程。学校和系科设立后，马寅初有一马当先，亲自到这些学校去讲授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
其次，通过作演讲、写文章等方式，进行具体医治。
对于银行，一方面是在**上破除世人对金融机构的曲意误解和狭隘偏见，说明银行的资本运作并非“以虚换实”，尽可放心地通过银行办理存放与汇划业务[ 马寅初：《批评普通人对于银行与钱庄之心理》，《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444－447页。]。另一方面，马寅初对银行界的同事们也一再提醒，要使信用资本免遭风险，不至于由实变虚，必须确凿地考察调研放款的项目有没有确实可靠的物质保证；同时对这些实在的物质也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看其是否属市场畅销的货物而非呆滞积压毫无销路的货物，“要防止将来的恐慌，必须要谨慎从事，先要考察实在是否有货物，是否能够畅销，然后再借款。若有货而不能畅销，等于无货，无货即等于无资本”[ 马寅初：《银行之根本问题》，《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对于交易所这个新生事物，马寅初一方面反复告诉人们，交易所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必需的；另一方面，马寅初也及时指出上海交易所有盲目滥建的毛病，其中潜伏着危机[ 马寅初：《上海交易所前途之推测》，《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415－418页。]，并且“不以经济学理为原则，而以**性质为原则”[ 马寅初：《上海一百四十个交易所》，《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至于信托公司，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极端冒进而又一味狂吵，这必然带来极大的危机与**性，其“为害之深，将十倍、百倍于橡皮风潮”[ 马寅初：《吾国信托公司前途之推测》，《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497页。]。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寅初的预言是准确的。上海勃然兴起的十几家信托公司，在开业不久之后即纷纷倒闭。
最使马寅初担忧和焦虑的，还是工商实业与金融机构的投资环境；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币制的混乱，它已经严重地桎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他奔走四方，不断呼吁，要求迅速整理我国混乱的币制，“要中国强，非中国的实业发达不可；要中国的实业发达，非改良币制不可”，“币制不良，不整理，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好”，“币制不整理，而想实业兴盛，实在是没有的事情”[ 马寅初：《吾国币制之整理》，《马寅初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出版社，1999年，第405－414页。]。至于如何整理，采取什么手段和步骤进行，马寅初等有识之士都提供了实施的策略与方案；但北洋政府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
生活中的马寅初，不但尽职敬业，而且以身作则，尤其是在修身方面。
在蔡元培上任之前的北京大学，弥漫着严重的封建气息，形形**的陈规陋俗和陋风陋习随处可见，如酗酒、**、嫖娼、纳妾、抽**、摆架子等。蔡元培上任之后，便着手对这些陋习陋俗进行整顿。于是，具有强烈针对性的“进德会”，便应运而生。
1918年1月，蔡元培、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发起和组织了“进德会”。在5月28日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李大钊等六人被推选为该会评议员；马寅初、钱玄同、胡适、陈汉章等二十三人被推选为**（在**的选举中，马寅初的得票数最多）。后来，由于评议员和**的职责难以划分，于是在6月29日的会上决定一律改为评议员，共同负责“进德会”的日常会务和出版杂志等工作。
“进德会”订有八条戒规：一不嫖，二不赌，三不纳妾，四不做官，五不当议员，六不吸烟，七不饮酒，八不食肉。其中，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为基本信条。会员分三种：遵守前三个戒条而加入者，称为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当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 蔡元培：《北大进德会旨趣书》（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以后改为不分等，以前三戒为基本条件，后五戒随意选择。李大钊于1918年1月参加为甲种会员，6月当选为**。蔡元培是乙种会员。学生中，张申府、张国焘、康白情、罗家伦、傅斯年、潘家洵、赵迺抟等也都入了“进德会”。截止1918年5月18日，已有会员468人[ 数目来自蔡元培《致北大进德会会员函》（1918年5月24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页。]。
根据蔡元培的说法，成立“进德会”的效用有三点，一是“可以绳己”，二是“可以谢人”，三是“可以止谤”[ 蔡元培：《北大进德会旨趣书》（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进德会”是一个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的组织，力图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不满，表现了蔡元培“进德救国”的主张。
“进德会”还发行刊物，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每季一期，李大钊为四个编辑之一。
马寅初一直恪守“进德会”的戒条，不饮酒、不吸烟，对**更是深恶痛绝；他甚至连茶都不喝，经常性的饮料就是一杯冷开水。
他后来南下浙江禁烟禁赌，看来也是“其来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