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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来了。
明帝时期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豪华宫殿。明帝大把把地烧钱，还奇招频出，意欲把宫殿装潢得非常华贵气派。他突发奇想，将主意打到了远在西边的长安的大钟上，准备派人去长安把大钟搬到新近建好的宫殿里来。明帝修造豪华宫殿就引起了王公大臣的不满，听说他想把长安的大钟搬到洛京来，异议之声四起，却少有人公开反对，只有敢于直谏的光禄勋高堂隆上疏明帝: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诸糜以荡圣心，求取**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意思就是说，从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会周公旦的制度，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单穆公劝谏周景王不听，泠州**劝说也不听从，于是迷途不返，周朝国运就开始衰弱了，良史都是有记录的，这是昭示后世的永久性借鉴。但是，今天却有一些小人，喜欢鼓吹秦汉奢侈靡丽的生活，企图迷惑圣上，去长安求取汉室大钟，那是**的伤失了气数的器具，既劳民损财，也有伤德政，这不是振兴礼乐的平允祥和，保护神明的做法，不能这样做呀。
高堂隆出面反对本在明帝的意料之中，就修筑宫殿的事他曾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可明帝没想他会拿周景王来说事，还把大钟说成是**不度之器，只是吓唬也就罢了，还说西取大钟有伤德政，礼乐不和，神明不保，这就非同小可了。但是明帝又心有不甘，仍然想将大钟弄到洛京的宫殿里来。像高堂隆那样的倔脾气，你想把他打压下去肯定是不行，他会闹得更凶，让人下不了台，除非你把他杀了。高堂隆虽然直率，但他忠心可鉴，他不想杀他，最好是能说服他。明帝也明白，高堂隆是一根筋，要想说服他那是很难的。一时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叫自己的心腹开阳侯卞兰出面了。
明帝马上派人将卞兰召到宫内。卞兰见明帝愁眉不展，知道他有心事，忙问明帝，圣上急急召微臣进殿，不知圣上要臣下做些什么？明帝让侍官将高堂隆上疏的表章递给卞兰。卞兰快速浏览一遍表章，知道高堂隆反对圣上西取大钟，让圣上为难了。他摸准了明帝的心思，也就明白如何先让明帝高兴起来。卞兰对明帝说，圣上赏罚分明，德泽天下，人神爱戴，哪儿来的伤德政之说呢？光禄勋的言论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之嫌。卞兰的话让明帝很是受用，明帝面容顿时拨云见天，露出了笑容。按辈份来说，卞兰可是明帝的表叔，年少就有了很好的文才，跟文帝有不错的交情，特别会讨好人，曾经作赋赞扬文帝的美德，文帝谦虚了一番，说，诗赋是用来旁述事实情形的，所称颂的人要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作赋的人不能夸大其词，被称颂的人一定要名副其实。你作的这篇赋，那儿是我的实情呢？但是以前吾丘寿王被召入宫里下棋，何武等人歌颂他，还得到了金帛的赏赐。你作的赋虽然不可信，但你对我的情义应该受到嘉奖。现在我就赏赐你一头牛。卞兰的马屁拍得虽然有些过了，但文帝还是十分受用，深得文帝的欢喜，任命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承袭父位为开阳侯。明帝仍然给予了卞兰很高的待遇，经常陪伴在明帝左右。明帝问卞兰，爱卿有什么好办法让高堂隆不再阻拦？卞兰对明帝说，圣上不必担心，光禄勋就喜欢用谶纬的言论来吓唬人，这是他的惯用伎俩。明天上朝时，臣下自有办法叫他无话可说。明帝高兴地说，有爱卿这句话，孤身就放心了。满朝臣子，只有爱卿懂得孤身。
第二天上朝，三公世卿大臣依次站立。君臣礼毕，明帝发话了，前**殿宇遭受禄祸，现在已修缮完好，孤身意欲派人西取长安大钟，置于殿宇之内，以振吾国之声威，远播吾国之福禳，众爱卿意下何如？高堂隆有些犯嘀咕了，每次运用谶纬之术，明帝都听从了他的劝谏，可这次明帝却装着没见过他的上疏一样，其中定有蹊跷，或者是明帝铁了心要把长安大钟搬到洛京来，或者就是有小人在怂恿明帝。大家都不吭声，一个个看着光禄勋高堂隆，只等着他有何说法。高堂隆还以为大伙已经知道他上疏明帝的事，他瞟了一眼开阳侯卞兰。卞兰一定知道这事，也许就是他将这事泄漏出来的。卞兰目视前方，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其实不用卞兰说，大家伙就已经知道了。好个高堂隆，他不管明帝铁了心，还是听信小人谗言，他也要劝阻明帝。他勇敢地从人列中走了出来，拱手匍伏于地，朗声说道，圣上圣明，卑臣觉得不可。明帝对高堂隆说，光禄勋，起来说话。高堂隆也就站起身来。明帝问他，爱卿说不可，为何？高堂隆知道明帝是明知故问，因为他上疏的表章也说得清清楚楚，既然明帝让他说，他也不含糊，将表章的意思重述了一遍。明帝扫了一眼众臣，慢慢吞地说道，光禄勋不同意西取长安大钟，各位爱卿意下如何？大臣们都知道明帝很想将长安大钟放在新建成的殿宇之内，心里不赞成，又不敢像高堂隆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只好低着头不吱声。明帝的目光直视下方，等候着大臣表态，可大臣们就是不表态。他主要是在等待卞兰表态。卞兰没有立马表态，就是不想让大家认为他是有意为难高堂隆。他是明帝的心腹，**明帝的主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好一会儿，卞兰才从人列中走出来。他依然拱手匍伏于地，对明帝说，圣上圣明，卑臣有话要说。明帝叫他站起身来说话。卞兰站起身后说，光禄勋认为昔**周景王不听单穆公劝谏，不听泠州**劝说，既铸造了大钱，又建造大钟，是不守文王和武王的德行，违背了周公旦的礼乐制度，所以周朝国运就开始衰弱了。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朝代的兴衰主要是执政的原因，是**方面的问题，跟音乐有什么关系呢？周景公之后，周朝的国运的确**渐衰弱，那是周景公治国理政无方，怎么把罪过归咎于大钟的呢？光禄勋还将谶纬学也用上了，还说那大钟是**不度之器，这种骇人听闻的说法，不过就是吓唬人的把戏而已。大臣们听了开阳侯的话后，觉得有几分道理，只是微微颔首，却不敢随便吱声。他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高堂隆的身上。卞兰是在为明帝发声，而且卞兰除了是明帝的心腹，还是皇亲国戚，就看他如何应对了。高堂隆知道那些**鱼鳅还滑的同仁的心思，但他没有胆怯，也不管卞兰是皇亲国戚，还是明帝的心腹，一样的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他明白，经卞兰这一诘难，谶纬之术不可再用，得用新的招数才能劝住明帝。他知道明帝很在乎名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毫不含糊地对卞兰说，开阳侯，此言差矣。中正的礼乐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以《箫韶》的乐曲演奏了九曲之后，凤凰就会前来显露威仪，大鼓演奏有了六种变化后，天神就会下降，这样以来国家就平和安定，法治的施行不会产生偏差，和顺就达到了最好的状态。听到靡靡妖艳的音乐声，商纣王的死期就到了，大钟一铸成，周朝的国运就开始衰败，这就是兴盛和灭亡的妙要，起码的道理就是这样的，怎么说国运的兴衰与音乐没有关系呢？圣上的举措必须记载在史书中，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则，如果圣上的行为不遵守常道，怎么向后人作出表率呢？圣王愿意听取下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劝规补过的正途，只有忠臣才愿意为此尽其所能，所以就有不顾自己安危劝谏君王的义举。高堂隆边说边看明帝的脸上的表情，见明帝皱起了眉头，说明他的话起了作用。明帝听了高堂隆的话，着实吓了一跳，西取长安大钟这事一定会被史官记载下来的，**要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他就会像周景公那样背上千古骂名。他很是喜欢长安大钟，但不得不断了把它弄到洛京的念想。心想幸好有高堂隆提醒，不然**要成为万世**的罪人。明帝连声夸奖高堂隆说得好，自此孤身不再打长安大钟的主意了。卞兰也没能找到理由再难高隆堂，见明帝放弃了，他没必要再费神了。
殿堂上关于是否西取长安大钟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可民间却掀起了谈论的高潮。喜欢清议的人士正愁没有谈论的话题，西取长安大钟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一时间，洛京街头巷尾无人不说长安大钟。当然，那些文人雅士的谈论更能吸引大家的关注。他们谈论的场所非常多，或白马寺，或大大小小的酒肆，或在自己的家里邀上一帮朋友率性而谈。规模不一，二三人，四五人，或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人以类聚，习性相近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更多的是观点相近，信奉儒学的聚在一起，喜欢谶纬之术聚在一起，爱上玄学的自然也聚在一起……满脑子谶纬之术的人，肯定觉得长安大钟是个不祥之物，肯定会给曹魏带来不幸。儒士主张中正平和的雅乐，长安大钟悖离中正的乐制，丧失先贤的德行，是忤逆之举。爱吹玄风的人们，就不会在乎那长安大钟是不是**之器，也不管它是不是有违中正的乐制，他们主张贵无，宫商之声影响人的听觉，最好的音乐就是没有声音。这时，何晏等人正好闲赋在家，有时间也有精力大肆鼓吹玄风。他们虽然不在朝中任职，但影响力也不小，何况他们没有背离曹魏政权之心，只是喜好玄学，清谈乐论，官职可以免去，但不可能将他们的嘴也给封上吧。文帝也非常讨厌何晏，也只是偶尔用言语羞辱，却从没动过**格的。按辈分，何晏又是明帝的长辈，没有欺君罔上，没有加害曹魏的行为，是不能轻易对他动手的，可何晏等人吹出的玄风又特别让明帝心烦。
阮籍意识到，人们谈议的话题虽然是乐论，可各门各派其说不一，人心浮动，对规范**秩序非常不利，曹魏政权必须制定中正的乐制，以正视听，匡正人们的思想。果然明帝出招了，诏令散骑常侍刘邵著《乐论》，规范乐制。阮籍对刘邵制乐制寄以较大的希望，急切期盼新制的礼乐制度定住浮华的人心，稳定**秩序，促进国家走上兴盛之路。
刘邵算不上儒家信徒，更是一个纵横家，所著的《人物志》是一部**的品鉴人物才性的杰作，被后世公认的识才之书。《人物志》兼蓄各家观点，在书中，他谈到了制《礼》《乐》可以考究六经中恭敬和中庸的品德，可见他是推崇儒家的礼乐制度的。景初三年（公元239），刘劭的《乐论》还没面世，明帝就撒手人寰了。明帝驾崩，新君即位，并未下诏停止制作乐制，刘邵还在继续手上的工作。正始元年（公元240），刘邵完成了明帝交办的任务，《乐论》成文十四篇，极力主张制礼乐以移风俗。明帝驾崩，刘邵无需交差，况且少帝还是八岁的孩童，还没有主政的能力，辅政的曹爽任用何晏为吏部尚书，刘邵在政坛里摸爬**打很多年了，已经嗅出了曹魏政权的玄学气味，知道上疏年幼的少帝也是**点灯白费蜡。刘邵年老体衰，已经感到身心疲惫，有一种来**不多的预感，虽然主张制礼乐以移风俗，但他不想招惹麻烦，遭受灭顶之灾，不得**终。《乐论》完成不久，刘邵一**，驾鹤西去。这样一来，刘邵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乐论》就成了一张废纸，阮籍心里的那丝希望也像脆弱的泡沫一样破**了。
明帝诏令曹爽、司马懿同时辅佐少帝，目的是让两人互相掣肘，避免专权。曹爽本事大小姑且不说，可他重用何晏，阮籍就有些看不懂了。明帝认为他们浮华不实，才将他们赶出了朝廷，可曹爽又将这帮瘟神请进朝廷中来。能说得通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乃一丘之貉。阮籍暗自为曹魏政权捏一把汗，也不知这伙子人要弄出些什么稀奇把戏来。
何晏能得到重新回到**舞台，自然对曹爽满怀感恩戴德之心。浮华本是他的本性，**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曹爽**以重任，浮华之气反倒随着权力增大而**渐膨胀起来。原来仅仅是一些浮华的公子哥们谈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现在他是大权在握，就有了振臂一呼的号召力了，玄学成了特别时尚的玩意，喜不喜欢玄学的人都要争先恐后来跟风，一时间玄风**盛，号称正始之音。玄学只限于学术范畴并无大碍，但玄而又玄的东西不利是于事功。用玄而又玄的观点去认识事物，以虚化浮浅的态度去行事，这是任何身居要职的人不该有的，可何晏却是同时具有。也许是何晏服食五石散的原故，他随时处于一种半人半神的状态，他思考的问题离现实总有一些差距。此时的曹魏政权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何晏一帮人却高唱大盛之歌，尽**之能事，忽悠年幼的少帝，也忽悠曹爽领班的朝臣。曹爽自然是高兴不已，何晏也因此得到一次又次的擢升。阮籍忧心忡忡，不知道曹魏政权这艘大船将会驶向何方？
阮籍伫立在书房的窗前。窗外漆黑一片，他的目光在夜空中四处寻觅，却没有看见一丝光亮，那怕是短暂的一闪也没有，只有那不知趣的蛐蛐躲在窗外的**丛中聒噪，让他十分的心烦。可洛京何晏的府上却是另一番情景，浮华的公子哥们又聚在了一起，沉迷在靡靡的丝竹声中，一个个喝得醉酗酗的，五石散的药力使他们不能自我，搂着娇艳的女子纵情寻欢。想着自己虽能治文经武，空有忧国忧民之心，却报国无门，不由有些黯然神伤起来。他仿佛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茕茕漫步在**罗江边，衣衫褴褛，披头散发，饿得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就是被放逐的屈原，他满腔的忧国忧民之情，却不能报效国家。他知道报国的路非常非常漫长，仍然没有放弃，不断地求索着。阮籍觉得已经到自己为国家尽绵薄之力的时候了。他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只是无名小卒，发出的声音难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眼见曹爽集团拉着曹魏往邪路上走，作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读书人来说，绝不可能无动于衷。明帝虽然驾崩，但西取长安大钟的讨论仍余音寥寥，刘邵虽然故去，《乐论》也没有上疏年幼的少帝，但他的主张仍余温尚存。尊儒贵学的脚步不能停止，他要为制中正的礼乐制度改****风气的主张继续呐喊。他决定自己也写一篇《乐论》，敲打一下主政者，希望他们能迷途知返。他内心有几分抑制不住的激动，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