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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远走东平离是非
阮籍来大将军府任从事中郞，内心非常难受。阮籍虽然生性谨慎，但却是个形骸放浪的人，不适宜在官府办差，更必说在司马家做幕僚，事事都要看主子的脸色，所受的管束更多，颤颤惊惊地过日子，他哪受得了，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如同在坐牢。他自然想念游玩于山阳秋山竹林的那些美好的日子，也想念至情至义的朋友。可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朋友们为了避祸也是各奔东西，不知何时能再相聚首。这次应召，与前几次截然不同。前几次应召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官场上的事体而已，可这次却是为了保全自己及三族的性命。典午之变以前，曹爽的执政理念多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士人入仕进退自由。一向谨慎的阮籍，因政局的微妙，勇敢地拒绝了权倾朝野的曹爽的征召，曹爽并未为难他。可现在情形完全不一样了，应召和辞离也都别无选择。阮籍心里非常明白，大将军府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应召后混几天日子就向主人请辞的招数再也不能玩了，那些**佞小人罗织罪名的能耐他是见识过的。夏侯玄就是被他们玩死的，阮籍当然不肯做第二个夏侯玄。只是为了保命，乖乖地在大将军府呆着，有司马家罩着，脑袋一准好好地长在脖子上。可阮籍有自己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司马氏的所作所为让他的内心难以平静，有时甚至会燃起愤怒的火焰。大将军府内多为卖主求荣，趋炎附势的**佞小人，很难有志趣相杸的人，他的内心极其孤独。
阮籍的《首阳山赋》笔墨浓重倾诉了他在大将军府内心的痛苦。他应召来大将军府原本是来避祸，却一次又一次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王凌、李丰举事，都惨遭到司马氏的屠戮。他感到大将军府笼罩在浓重的阴寒之气中，就像刺骨的冷风吹到身上，冰寒的雨水淋湿了衣襟，严峻的政治环境让他身心颤栗。这样的局势，这样的日子，怎能不让多愁善感的阮籍心生凄怆。他甚至不能忍受没有朋友的孤独，准备披起蓑衣走出门外去，可又不知到何处找寻。他只能躲在大将军的南墙之下，朝着首阳山的方向眺望，心向隐身自洁的伯夷和叔齐。他不能作出逃到首阳山的选择，只有守住自己的思想底线，保持清净虚无的精神。
阮籍撰写《首阳山赋》既是抒**感，也是告诫自己不能忘记人生宗旨和精神底线。李丰谋事失败后，阮籍意外地晋了爵，封为关内侯，并迁任散骑常侍，位及三品，那可是常侍于皇帝身边的近臣。阮籍真的始料未及，他虽在大将军府任从事中郞，但并没有像钟会那样整日里为司马氏鞍前马后效劳，多数时间都在醉酒，肯定不存在功劳一说。司马氏虽然想拉拢他，但不至于用散骑常侍这样的要职和关内侯的爵位来安他的心。司马氏心里也清楚，阮籍不可能像钟会那样死心踏地为他们效劳。可这个天大的馅饼偏偏砸在阮籍的头上，大将军府那么多的投机分子不眼红吗？他们忠心耿耿地为司马氏卖命，没有升官晋爵，而不求上进，整日里醉酒的阮籍竟然封为关内侯，擢升为散骑常侍，谁个服气？
阮籍得以加官晋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高贵乡公曹髦想培植自己的亲信。司马师想要好好安抚为他们排除异己忙前忙后的钟会，自然要到曹髦那儿给他讨要爵位和官职。曹髦不敢拒绝司马师的要求，但对司马师霸王硬上弓行为心生不满，也就搭了一个顺风车，将阮籍也捎带上了。司马师没二话可说，阮籍不照样是大将军府的幕僚吗？再说大将军府的两位幕僚同时得以加官晋爵，司马师的脸上有光呀。阮籍却是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不安。阮籍应召进大将军府，其目的就不是为了加官晋爵，只想借大将军这棵大树求得一时的平安，不想陷入明里暗里的政治纷争之中。曹髦刚继任帝位，还没有与司马氏产生冲突，但曹髦如果不甘做司马氏的皮影，对权力有所需求，争斗自然不可避免。曹髦同时为钟会和阮籍加官晋爵，其实就是向司马氏讨要权力的开始。曹髦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朝廷内外几乎都是司马氏的亲信，亲皇室的人要么遭司马氏屠戮，要么为了保全性命，投靠了司马氏，值得他信任的人寥寥无几，能让他有所倚重的人更是难找。阮籍从情感上一直心系大魏社稷，声名远播，才学见识乃大魏翘楚，曹髦选中了他。他不可能不明白曹髦的用意，但他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大，不能担负起那样大的重任。司马氏在大魏的朝廷经营已久，布下无数棋子不说，经过几次血腥屠戮，异己分子几乎清除殆尽，已是一手遮天的局面。所以曹髦为阮籍加官晋爵，阮籍是高兴不起来的。钟会自然是心安理得，他一直在司马父子的屁股后面跳来跳去没有枉费，终算是有了回报。他不只是自己欣喜不已，还要跑到嵇康那儿去摆谱，不曾想弄了一鼻子冷灰。
曹髦与司马氏的争斗还未真正展开，阮籍暂时没有掉进政治漩涡里，但身为三品近君大臣，却已是在政治漩涡的边缘了。阮籍脑子现在想的是如何找法子离开这个危险的境地。其间发生了两件**，坚定了他远离权力中心的想法，以免身陷政治漩涡。
正元二年正月，即公元255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召集屯驻淮南的大小将领及当地官吏更来到寿春城（现安徽寿县)，在城西筑坛，当着众人展示郭太后诏书，并与诸将歃血盟誓，起兵勤王，讨伐司马师。
毋丘俭博学多才，尤其擅长诗文，曾被明帝选为长子平原侯曹睿文学掾，曹睿继任帝位后，毋丘俭得到重用，多年率兵征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有将帅之才，位至镇东大将军。毋丘俭不喜党争，洁身自好，先后得势的曹爽、司马懿集团都信任他，乃至他握有重兵，戍守边疆重镇，司马师更是对他敬重有加。毋丘俭若不率众举事，定能颐养天年。毋丘俭因受明帝知遇之恩，自然是情系大魏皇室，又因与夏侯玄、李丰平素交好，二人被夷三族令毋丘俭内心十分不安，明帝的正统继承人被司马师废黜让他非常愤怒。功成名就的毋丘俭因年事很高，血性已经衰减，本不想冒三族被夷的风险。不曾想在洛阳朝廷为官的大儿子毋丘甸的一封家书，让这位老将军心里一震，血气再度翻涌。毋丘甸名在洛阳朝廷为官，其实是司马师控制父亲毋丘俭的人质，眼见司马氏操纵曹魏政权，肆意屠戮，心里十分不满，希望父亲举兵，恢复曹魏正统。他给父亲写信，劝告父亲不能只求自保不顾大魏社稷，那将会受到天下人责斥。毋丘俭读了儿子的来信，想到明帝的情谊，泪如雨下，决定起兵反抗僭越的司马氏，拥立齐王曹芳复位，为曹魏政权做拼死一搏。
毋丘俭想到的第一个盟友便是得力部下兼好友，扬州刺史文钦。文钦与司马师有隙，又是曹爽余党，司马氏的几次血腥屠戮让文饮既愤怒又害怕。毋丘俭知道文饮早有倒马兴曹之心，就等待举事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举兵反抗司马氏。正元二年正月，彗星划过东南天空，拖着长长的尾巴直奔西北方向。毋丘俭和文饮异常惊喜：天降吉兆，大魏可兴!他们认为良机已到，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要反抗司马氏，必须有强大的实力，毋丘俭便派人去豫州，传信曾为曹爽心腹、夏侯玄的好友镇南将军诸葛诞，邀其共同起兵。没想到诸葛诞竟然杀害使者，并将信件送往洛京，揭发毋丘俭和文饮。兖州刺史邓艾也不愿意接受毋丘俭和文饮的邀约，将毋丘俭和文饮意欲起兵之事报到了洛京。计划既已泄露，魏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只得提前举兵。毋丘俭深知不能打常规战，必须速战速决，亲率六万精锐渡过淮河，突袭洛京，打司马师一个措手不及。因诸葛诞和邓艾的举报，司马师已经作好应战的准备。司马师洞察了毋丘俭速战速决的意图，调集了十数万大军与毋丘俭打消耗战。面对强敌司马师，毋丘俭想得到更多盟友的支持，撰写檄文召告大魏，列数了司马师的十一条大罪 。然而司马氏经营多年，又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军队，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响应毋丘俭。也许是毋丘俭的檄文具有很强的煽动性，避祸河东的嵇康意欲起兵响应，被山涛劝阻，没有成行。毋丘俭最初设计的突袭的目的已经无法达到，军队慢慢被拖入了消耗战的泥沼之中。司马师集全大魏的财力、物力、人力与毋丘俭消磨，毋丘俭的劣势渐现，后勤供给跟不上，战斗减员不能得到补充，军心动摇，许多淮军将士家居北方，思乡心切，弃营投降，战斗力迅速减弱，毋丘俭和文饮所率领的军队逐渐陷入司马师的包围圈中。唯有文饮的儿子文鸯展现铁**采，他率部先行抵达乐嘉城郊，意外发现司马师主力部队，主动发起夜袭，冲击司马师军营，吓得司马师病情急剧恶化，眼睛掉了出来，只得将指挥权交于弟弟司马昭。司马师至此便一**，没有等到当皇帝便一命呜呼了。毋丘俭最终中箭而亡，其弟毋丘秀、毋丘重得以幸免，随文钦、文鸯逃入东吴，长子毋丘甸以及在洛阳为质的亲族因受牵连全数惨遭屠戮。慑于司马氏的残暴，没有一个人敢为毋丘俭说个好字，只有富有正义感的嵇康奋笔写下《管蔡论》，为毋丘俭反抗僭越的司马氏正名。
就其过程来说，毋丘俭和文饮举事与前两次举事相比更为完整，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与司马师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王凌举事和李丰举事尚在谋划之中，便被司马氏扼杀在摇篮里了。这几次举事失败，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那就是举事的机密早早被泄漏了。应当承认司马氏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但也有朝野上下害怕司马氏的因素。文臣武将不响应毋丘俭，阮籍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都想保全自己及三族的性命，可主动向司马师举报，而且举报他们并非司马师的亲信，却是曹爽的心腹诸葛诞，真是让人有些费解。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害怕祸及自家，遭受夷三族的灾难，举报无疑就是献媚，等于用别人鲜血换得自己的安全。阮籍知道，大魏朝廷里这样的小人比比皆是。他也明白，自己现在是新君的近臣，比之大将军府的从事中郞，安全系数小得多，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尤其患了红眼病的人盯得更紧，稍有差池就会让他们逮个正着，并放大成罪状，跑到主子那儿邀功请赏。这样的暗箭实在是难防，要想安然无恙，只有辞去显要的职位。
还有一件事让阮籍如坐针毡。毋丘俭和文饮举事刚败，司马师病重尚未返回洛京，不久就命归黄泉了，曹髦借机下了一道诏书，以局势还未稳定为由，令司马昭镇守许昌。十数万军队由尚书仆射傅嘏带回洛京。明眼人都看得出，曹髦这个诏书就是要司马昭将兵权交出来。钟会生怕司马昭交出兵权，反复劝阻。老谋深算的司马氏怎肯轻易交出兵权，却装着十分悲伤的样子，迟迟不表明态度，其实就是等着傅嘏如何处置。傅嘏对当前的情势看得很清楚，尚在舞勺之年的曹髦，哪是司马昭的对手呢？他接到诏书，一点也没有迟疑，急急忙忙跑到司马昭表忠心，将军啊，你可不能按照这个诏令去做啊。司马昭早已打定抗旨不遵的主意，还假惺惺地问钟会，黄门侍郞，你说说，我司马昭该不该亲率大军返回洛京呢？钟会以为是自己的劝阻起了作用，得意地答道，将军应该亲率大军返回洛京。正元二年二月，司马昭置新君的诏书为罔闻，亲率十数万大军，浩浩荡荡返回洛京。司马昭还胁迫曹髦将兄长的职权交给他。年少的曹髦千个不愿万个不愿，但只得吞咽下苦咸的泪水，下了诏书，任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内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竟然还可以剑履上殿。阮籍知道这是曹髦暂时的隐忍，但不久的将来，两人一定会有激烈的争斗。他甚至隐隐地闻到了一丝火药味，这朝廷将成为一个火药桶。阮籍意识到，已经到了离开朝廷的时候了，再迟疑，就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要远离朝廷，越远越好。他想到了一个地方：东平。东平是个又贫穷双偏僻的地方，常闹匪患，很多官员都不愿去那儿任职。他估计司马昭会同意他去那儿。
阮籍为此事专门拜访了司马昭。此前阮籍醉酒两月拒绝司马昭提亲，司马昭面子肯定挂不住。现在司马昭完全将兄长的军政大权顺利地握在了手中，阮籍突然造访，不知来意何为。司马昭因夏侯玄的事而在兄长面前痛哭流涕，演戏的本领可见一斑，今日来了大将军的幕僚，自然是笑容可掬，多日不见嗣宗，子上甚是想念。阮籍自是不敢怠慢，忙向司马昭施礼，承蒙大将军厚爱，阮籍感激不尽。宾主刚一坐定，阮籍便开门见山地对司马昭说，大将军，阮籍做那个散骑常侍很不称心，大将军有所不知，阮籍的志向并不在此啊。司马昭没能听明白阮籍的话，不知他觉得散骑常侍这个职位品级过低，还是他不习惯呆在新君身边。司马昭还在思忖间，阮籍接着又说，阮籍曾经游历过东平，很是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大将军能不能让阮籍去东平。大将军，阮籍非常向往那个地方。司马昭先是疑惑不解，东平郡曾是诸侯王的封国，大家便称那儿的行政长官为东平相，其实只不过就是一个郡太守而已，阮籍不做散骑常侍，却去做东平相，那可是连降两级呐，而且东平那个地方很穷，离洛京又很远，阮籍莫非发了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吧。司马昭熟知阮籍心思缜密，想去东平一定是他经过认真思考作出的选择，绝不是头脑发热。他终算明白了阮籍的心思，阮籍登门向他说这事，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愿呆在新君身边。司马昭也不想阮籍这样有声望有才学的人常侍曹髦左右，曹髦虽然目前年少，但在阮籍此等能人帮撑之下，将会有羽翼丰满之时，司马父子的苦心经营就将付之东流。司马昭正是巴望着有才学有本事的人一个个都离开曹髦，让曹髦真正成为孤家寡人。他欣然笑道，好啊，嗣宗果真志向宏远。嗣宗真想去东平，不是什么难事。你去吧，子上支持你。
果然不出阮籍所料，司马昭并未阻止他去东平，还怂恿他去东平。他明白司马昭同意他的请求，其实就是想他不再做散骑常侍。在司马昭的操作下，阮籍远去东平的想法顺利成行。阮籍内心十分高兴，做了东平相，也就不担心做司马昭和曹髦的夹心饼干了。
阮籍卸去散骑常侍，觉得一身的轻松，即刻离开了洛京，赶赴偏远的东平。一路上，他不骑马不坐车，驾着慢吞吞的驴车，还装了几坛子酒，或悠然长啸，或吟诗咏赋，欢快异常。虽有三两随从侍候，但没有朝廷命官的做派，如果再高挑起一个酒葫芦，那便是刘伶第二了，一个飘逸于天地之间的浪人。
阮籍在东平相任上干了一件事，让当时的人觉得他行事怪诞。他一到任，就下令将办差地方的墙壁拆除了，办差的人全坐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阮籍这样做，的确尚无成例可循，让人觉得怪异。大家都知道阮籍行事常常别出心裁，不因循守旧，行如此怪异之事也在意料之中，要是别人这样做，一准认为是个疯子。其实阮籍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所有办差的人可以互相监督，民众办差更加便捷，办差更为透明，办差的效率也提高了。应该说阮籍行政管理理念是先进的，也就是说阮籍具有很强行政管理能力。然而阮籍在东平相任上记录在案的，只干了这一件事，之后再无下文，可以说明，他到东平来，压根就不想有所建树。
阮籍远远地跑到东平这个地方来，主观上是为了避开是非之祸，客观上也是在逃避责任。忧患意识一直盘踞在阮籍的内心深处，他任职散骑常侍，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他当责无旁贷地尽职尽责侍奉在新君左右，为复兴大魏社稷而努力。他却选择了辞离，也就是选择了逃避。阮籍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希望大魏复兴，但大魏衰败已成定局，他又无回天，于是他需要一个理想国抚慰他的灵魂，这个理想国就是东平。《东平赋》就是忧国忧民，又不能报效大魏的阮籍的内心独白。
阮籍以九州、九野之形制投射东平小小一隅，可见他对东平赋予了多么宏大的精神期翼。在他想象中，东平是一个远离俗世的神仙之境。那里有游历的学士，那些善于养育浩然之气的雅士，乘驾狂风，脚踏浮云，天空大地一同向远方逝去，也没有吉凶祸福的区别，心境澹然虚静。阮籍寄望的东平是人们心向往之的伶伦结交凤凰的昆仑山南，邹衍吸寒吹温的黍谷之北，伯高升降进退自由的上古之朝，羡门安适自乐的三山之巅，凤凰歌唱，飞鸾起舞，嘉谷繁荣，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地方啊。然而阮籍亲眼所见的东平，却是另一番景象，风土人情都不值得称颂。东平的西面抬头就能望见阿邑、甄城，进而可以通达戚邑、蒲邑，那里就是桑间濮上之地，是荒淫侈靡的地方。三晋的人在这儿横行，郑卫的人在这儿散居。所以豪强暴徒就在门前窗下晃游，百姓常生怨恨悲愤的情绪，往往共聚饮酒生事作恶。东面三齐故地相对，邹鲁古国的西境与东平相接。路途漫漫绵延千里，竟然有众多商旅在这儿来往。这里的官吏疏于政务，驱使民众作恶乡里，他们的奴仆到处横行霸道。河川湖泽是东平通达外部的捷径，可以直通洞庭和荆楚，可是良好的风尚和民俗不能全数相传，又没有法度的规范，这儿的人经常作恶乱事。他们自吹自擂，违背事理法度与**邪为伍，喜豪气而逐利，常常犯事受刑。他们大多住在幽隐闭塞的地方，很难看得到，旁边有许多坟墓，还开凿有密室。呆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人心神不安，情志哀伤，整日里在惊恐中忙忙碌碌，却不能静下心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哪能好好地做官呢。外部有浑浊的黄河环绕，还有清澈的济水奔腾而过。北面有连绵不绝的山冈，山势险峻，山陵崔巍，乌云与雷电相接，飚风大作，无情地扫荡高处的平地。阮籍从理想中充满仙气的东平回到了现实中的东平，那个地理环境恶劣，民风蒙昧凶悍的东平，其实就是他心中大魏的缩影。大魏的局势让他的心底升起无限哀伤之情，他借《诗经》的两首诗《北门》和《小弁》，表达他对大魏的一片赤诚，倾诉忧国忧民的情愫。但是阮籍既喜欢“政教之有仪”，又信奉“寂寞之无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安邦之策，也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对名士阮籍展开激烈争夺，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时常心情烦躁苦闷不能自我，只有遐思上古的治世，反而让他感到现实的险恶。他觉得自己仿佛坐在没有系船的绳索的松木小船上，非常危险，但他喜欢这种自我控制的方式，说明他期盼精神上的自由自在。阮籍多么希望玄真的辉光照亮他的精神世界。他试图通过间维问询神人菀风，可乌云四布，寒雨如沱，稍有不慎便会丢失车辆，但仍要去茫茫的天空中继续追寻。再就是谨记玄妙真人的谌训，想象至人的容貌，思考宏远深邃的玄理。至人的教诲实在太多，一时半会不能领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局动荡不稳，大魏岌岌可危，只有暂时放弃对至人之境的寻觅。事实告诉他，远走东平，依然不能使他的内心平静安宁。成功卸任散骑常侍意味着远离祸端，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阮籍也不想在东平再呆下去了。
阮籍在《亢父赋》里努力说服自己，应该即刻离开东平。他笔下的亢父可谓糟糕透顶。亢父这个地方非常贫穷，食物匮乏，交通闭塞，水流不畅，垢浊聚集，毒蚊虻虫纷飞，熊虎豺狼横行四野，到处藏匿着**贼盗匪，民众蒙昧难以教化。亢父如此恶劣，阮籍问自己：如何君子，栖迟斯邦？他也联想到了洛京随时准备窃取大魏社稷的司马昭及他麾下那些走狗，比亢父的毒蚊虻虫、熊虎豺狼和**贼盗匪更为可恶，他们张口闭口都是礼教，可他们所作所为全都背离了礼教，比难以教化的刁民更可恨。其实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理由，要让阮籍快点离开东平。他知道司马家的人疑心很重，如果他长时间呆在东平，司马昭会怀疑他另有图谋。
阮籍来东平本就不想有所建树，将办差处的隔墙拆除后，四处游玩了一番，短短做了十几天的东平相，又驾起驴车回了洛京。此前不做散骑常侍，甘愿降级去穷乡僻壤当地方官，怪诞得让人费解，还口口声声说很向往那个地方，然而一月不到，他又着急忙慌地往洛京跑，难免许多人要笑话他。他不怕别人笑话，常有怪异举动，让人们笑不过来。阮籍像一个游客，驾着驴车来东平玩了一阵，尽了兴，又驾起驴车往回走，刚从东平出发，心情还不错，但离洛京越来越近，他的内心却渐渐沉重起来：
北临乾昧溪，西行游少任。
遥顾望天津，骀荡乐我心。
绮靡存亡门，一游不再寻。
傥遇晨风鸟，飞驾出南林。
漭漾瑶光中，忽忽肆荒淫。
休息晏清都，起坐复谁禁？
一想到充满血腥气味的洛京，阮籍的心一下收紧了，感到十分的紧张和压抑。洛京比别的地方繁华，但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真是不想去。他想做一只凶猛的晨风鸟，一下跑出南林，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心境仿佛进入混沌的太始太素。
阮籍期待司马昭能放手，让他做个随心随意的闲云野鹤，从情感上他对曹髦就有了很好的交代。可司马昭不给他这个机会，又征召他做大将军府的从事中郞，将遐迩大魏的名士牢牢地拴在自己的身边。就算阮籍心里有十万个不愿意，也得乖乖地答应。他最初应召进大将军府做了从事中郞，转了一大圈，再次回到了起点。
他可是第三次应召入大将军府做从事中郎。他别无抉择，为保全自身及三族的性命让他没有选择，司马昭用他作为收拨人才的广告不允许他选择，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时代叫他不能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