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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试啼声
阮籍已经三十出头了，可少年时的抱负仍然还是没有落地的梦想。他觉得自己有一定的治文经武的本事，可现在还没有找到用武之地。阮籍肯定算得上是一个饱学之士，满腹经纶，一脑子的文韬武略，具有经世治国的才华，当然期盼着某一天成为驰骋疆域的将军，或者治国安邦的公卿。孔子说，三十而立。现如今他仍无一官半职，也就是事业无成，显然没有达到先师对有学识的人的基本要求。遥想先师当年，美其名曰周游列国，其实就是到处找官当，直到跑不动了也没谋到合适的职位，只好回到原籍做个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声名远播的先师尚且如此，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无一官半职当然不足为奇。虽然可以聊以**，但他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当然不是阮籍求不到一官半职，按照他的才能以及人际资源，弄个小小的地方官，不说举手之劳，应该也不是很困难的事。阮籍虽然出身寒门士族，可他有鸿鹄之志，不愿做一个芝麻小官耽误他的时间，耗费他的生命。但按他目前拥有的人际资源来说，也只能谋得到地方小官，因为他只得到过刺史、太守等地方的官员的品目，要想做**，谋到要职，必须得到丞相或者三公级别的人物的赏识。他的父亲阮瑀虽然在曹**手下做过官，也只是小小的记室，一个毫不起眼的文职人员，纵然与曹丕、陈琳、何晏等人混迹一时，但早已时过境迁。有情有义的曹丕虽然对朋友的遗孤有怜悯之情，没想寿命不长，早早就一命呜呼了。而何晏特别喜欢老庄之学，与崇尚尊卑名分的儒学的阮籍志趣不合，道不同不相为谋。按照曹魏政权推行的中品九正制，阮籍必须得到世家大族的垂青，才有可能进入三公世卿的视野，并有机会得到朝廷的征辟。目前，阮籍的名声还不足以引起三公世卿的关注。他的四言诗、五言诗，歌赋词章足以彰显他非凡的才情，但不能说明他有治平天下的才能。他没有定国安邦方面的重磅文章面世，自然难以得到曹魏皇室的重用。
阮籍跟**读书人不一样，在少年时就立下了经世之志。他研读诗书，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也不只是为了做官，虽有通经入仕之意，其目的却是为了治平天下。他博览群书，就是要思谋治国安邦的方略。阮籍坚信儒学仍是很好的经世治国的学说。儒学自先秦以来，在汉朝可说是方兴未艾，在董仲舒的极力推崇下，成为维系汉室近四百年天下的精神旨要。汉朝由盛到衰，最后坍塌在地，虽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学，但儒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学在汉朝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丧失了鼎革的动力，**治阶级对儒学的宠信，使儒学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不知不学濒临僵死的边缘。其实，董仲舒并非一个自闭症患者，他虽然提出了“罢黜百家，**尊儒术”，但在“三纲”的基础上，吸收了韩非子的忠孝观，并将孔子的“正名说”法家化，称之为“治国之端在正名”，实施了儒学的改良。加之《孝经》提倡至孝以扬名的价值观，更加切合汉朝**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治者为了**的需要，将谶纬之说也塞进了儒学之中。**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常常不分良莠，儒学不得不屈从于强权的**威，被动将糟粕纳入其中，**正成为汉室**治者的工具。东汉章帝“亲制临决”的**会议，将儒学以法典的形式和权威颁布于世，儒学正式成为为汉室服务的官学。后来的儒生为了入仕，皓首穷经，不在乎儒学良莠，而是陶醉于经书的篇章词句，探微索隐，失却宗义，不识大体，最终使儒学走入了死胡同。
阮籍清楚地看到，自东汉末年起，儒学**渐式微，昔**高居权力神坛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曹魏时期，玄学之风**盛，儒学大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势。他意识到儒学已经到了“应时变也”的时候，儒学若不顺应时代的需要，即时去蔽出新，就有被历史抛弃的可能。董仲舒也曾适时引入忠孝观，拓展了儒学在汉室的生存空间，达到了“**尊儒术”的目的。近几年，阮籍通观诸子百家的经典，思想已经走出了儒学的藩篱，他不再是循经守微、训诂章句的儒家信徒，而是结合现实情况，一心去先贤们那儿探寻治平天下之道。阮籍觉得儒学倡导的礼制乐制，能够调和世人的情志，匡正世人的思想，**摄世人的行为，使**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稳定昌盛。曹魏政权就是匮乏规范的礼乐制度，致使人心浮华，**混乱，政局不稳。在他看来，曹魏施行的名法之治并不是安邦定国的最佳方略，他主张“刑教一体”，深刻地认识到刑罚松弛则教化就不能**自施行，认为礼制治理世人的行为，音乐感化世人的内心，端正的礼乐制度是可以治平天下的。曹魏政权却偏爱严刑竣法，虽然赏罚分明，在战争时期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却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曹魏政权的浮华虚有其表，其实危机四伏，很不稳定。曹魏宫庭兄弟相戗，不正是亲疏关系混乱的表现吗？曹植在亲哥哥曹丕苦苦相逼之下，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凭借非凡才华挽救了自己的小命，但足见宫庭内部仍是矛盾重重。上下之间尊卑乖舛，臣子才敢以下侮上。虽是曹氏当政，但各**集团相互博弈，极大地损害了曹魏的执政基础。有识之士都知道司马氏集团势力非常强大，足以跟曹魏集团叫板，甚至可以说对曹魏政权早已虎视眈眈，馋涎欲滴。他是多么希望曹魏政权尽快改变施政方略，使国家步入正轨，让民众过上平稳祥和的生活。无赖自己人微语轻，他即便提出自己的主张，也不会得到朝庭的重视。他的确可以到文士喜欢聚集的白马寺，或者到酒馆里发表自己的看法，谁又会在意呢？顶多算得是一个清谈的题目罢了，甚至有人会认为那不过是酒后狂言。阮籍心里明白，必须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发表自己的主张，才会引起位高权重的三公世卿的重视。但他心里没底，也许将会遥遥无期，一辈子也等不到那样的机会。
当然，期盼曹魏政权以儒家思想治国安邦的，绝对不只阮籍一人。尚在魏武帝时，已有大臣建议武帝弃名法，尊儒术。武帝自幼浸**儒学，深知儒学治国安邦的效用，特殊的**环境却逼迫他采用申商之术。其实，武帝在行政过程中也在采用儒学思想，固然也是想用儒学思想安抚人心，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调和**秩序。武帝还**任军谋祭酒杜夔创立中正乐制。杜夔精通音律，不负重托，沿袭古代雅乐四曲，即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曲，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新的乐制，武帝非常满意。但是烽火时起，**不稳定，乐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文帝即位后，放纵逸情，不喜欢雅乐的单调，下诏让柴玉、左延年修改乐制。柴玉、左延年细细揣摸了明帝的喜好，对驺虞、伐檀、文王三曲的韵律进行了修改，曲目没动，但老壶里装上了新酒。杜夔听了柴玉、左延年修改的乐曲，十分生气，大骂二人不尊前古先贤，是对雅乐的亵渎。柴玉、左延年将杜夔的牢**话，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文帝。文帝听后，心里很不高兴，正想大发雷霆之怒，但顾念杜夔侍奉曹魏已然两代，本乃无心入仕，是应先帝之征，才到曹魏政权中为官的，想想他也不是忤逆之辈，便息下了心头怒火，笑着对柴玉、左延年二人说，太乐令已经人老脑昏，该回家颐养天年了。文帝即刻下了诏令，准许杜夔回原籍享受天伦之乐。文帝也做过一些尊儒的事，诏令郡国人口满十万的，每年可以推选孝廉一人。诏令天下，声称“仲尼资大圣之才”，授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赠予百户邑地，专门侍奉孔子太庙，做好相关的祭祀事务。文帝做的不过是表面文章，他内心里是不尊儒的，即位之前，他仍然迷恋的是名法之治。
武帝文帝对儒术的态度，阮籍更多的是听说而已，但明帝的施政方略，他亲耳所听，也是亲眼所见。他已经很成熟了，对时政已有了自己**到的见识和精准的判定。阮籍清楚地记得，自明帝即位以来，三次下诏尊儒贵学。第一次是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六月，明帝诏令：“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入，将何以宣明圣道？勅郡国贡士，以经学力先。”这一年，阮籍刚过弱冠，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诏令虽然只是力求以经书作为试举、征辟的范本，不像汉室那样“**尊儒术”，但足以让像阮籍这样年轻的读书人热血沸腾。那些出生寒门的儒生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在阮籍看来，尊儒贵学不仅是儒生们的希望，更是曹魏政权的希望。然而诏令一出，如同石牛沉海，再也没了下文，不得不让有意入仕的儒生们寒心。仅仅说说而已，没有具体的部门去执行，也无强有力的措施，尊儒贵学是不可能落地的。第二次是在太和五年（公元231），明帝诏令：“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进一步明确了将经学作为课试的内容，标准就是**才实学，清退那些喜好清谈的文士，罢免了“四聪”“八达”之流的官职。明帝厌恶清谈之风，刻意打压何晏等人，然而收效甚微，也不见儒术有所抬头，没能形成尊儒贵学的**风气。玄风依旧，大魏无处不弥漫浓浓的玄味。阮籍也赞同明帝的做法，像“四聪”“八达”之辈，嘴功很硬，事功太软，就不该去朝廷做事，那些浮华公子**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将他们赶出朝廷，还可以空出位置来，让那些擅长事功的人为曹魏政权多办点实事。何晏等一伙公子哥，不愁吃不愁穿，玩事不恭，喝一点酒，吃点像五散石之类的亢奋药物，无需冠冕束腰，穿起松垮垮的绸袍，弄上几个姿色妖媚女人，寻欢作乐，还是可以的。可他们却偏偏玩一玩清谈，虽不在朝廷任职，但以他们的身份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时不时还吹出几股玄风，让那些好玄人士跟着玩味起来，玄风难绝。此时的阮籍不再也不再怦然心动，他在静观曹魏政权的后续措施。然而第二次诏令跟第一次如出一辙，尊儒贵学再次不了了之。第三次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明帝诏命散骑常侍刘劭制定《都官考课法》。明帝需要一个有**才实学的人执掌机要的中书郎，诏令户部侍郎卢毓来选拔。敢于直言的卢毓告诉明帝，凭名气很难找到奇才，但可以得到常士。常士敬慕教化，仰慕**美，然后才可以成名，因此不应该厌恶他们。愚臣既不足以识别出奇才和异人，又主张依照名声按照常规安排他们职务，但这之后应当对他们进行考察和检验。古代奏称、论述的时候凭语言，评功时就要通过考试。如今考试成绩的制度已经荒废，决定一个人进退升降依据的却是他人的品目，因此**伪混杂，虚实难辨。明帝觉得卢毓的意见中肯，切中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当即下令制定考核成绩的制度《都官考课法》。然而曹魏政权是由不同的**集团组合而成，《都官考课法》的施行缺乏坚实的**基础，刘劭辛辛苦苦弄出来的《都官考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卢侍郎的想法固然美好，但无疑要动那些利益集团的**酪。曹魏政权各**集团都是豪门士族，实行九口中正制本身就是曹魏政权向豪门士族妥协的无赖选择。一纸《都官考课法》是不可能撼动豪门士族在曹魏政权的地位的。明帝三次下诏尊儒贵学，最后无果而终，除受各种外部因素的阻碍外，主要问题出在明帝那儿。阮籍太清楚明帝的精神旨趣了。明帝对申商之术的痴迷，绝不逊色于武帝和文帝，他**他们还热衷于用严刑峻法。凡遇重大刑事诉讼，他还要亲临审讯现场，明帝对申商之术喜爱可见一斑。像司马氏集团这样强势的**集团肯定是改革各种施政制度的巨大障碍，他难得搬动，他下不了鼎革旧制的决心，或者说他压根不想下这样的决心，直到明帝驾崩，尊儒贵学都没有**正落地。
阮籍希望曹魏政权通过尊儒贵学，涤除浮华风气，使曹魏步入昌盛之道。他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倾向，而是一个有经世抱负的读书人最为基本的伦理使然。他的确曾经对曹丕有过感激之心，自曹丕离开人世后，这份情愫也慢慢淡忘了。除此之外，曹魏却无另外的人向他家施过任何恩惠。父亲在曹魏政权中供职也是**的，而且没得到过重用，仅仅当了一个写公文的曹掾。儒学的精神内核就两个：忠和孝，仿佛两个无形的紧箍咒牢牢地束缚着所有儒生的灵魂。阮籍信奉儒学，忠孝已然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灵魂之中。父亲当年不愿去曹魏政权去做官，与阮籍现在一心报效曹魏是一脉相承的。父亲所处的时代是汉室的天下，在儒家的**伦理里，忠诚汉室才是正确，像曹**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犯上的忤逆行径，所以不愿为曹魏效力。阮籍是诚心想为曹魏效力的，但他的治世主张不会受到**的重视。他也不知何时才有机会报效曹魏，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