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记者也有高层低层之分。所谓高层记者，指的省级及以上媒体的记者；所谓低层记者，指的是地级市和县区级媒体的记者。低层记者所接触的人和事、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所能达到的广度和高度，自然不能与高层记者相提并论，但相对于芸芸众生而言，他们能经常接触到的、能倾情相诉的、能把心交出来的，往往是处于生活底层的低层记者。

我就是一名底（低）层记者——一名长期供职于一家地级晚报的步行或骑自行车采访的记者，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是，我得先写写自己是如何当上记者、如何进行采访的。

农民变身记者

一桩事物的产生（比如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命运。

不但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想到，就是要我自己也没想到，一个种了十多年田的山区农民，在他人的推荐下，凭着一张自学考试专科文凭和一叠在《**日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故事会》、江西**广播电台等报刊电台发表的文章（用稿通知单），通过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一系列程序后，最终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记者。

在二000年前后，我国各地刮起了一股撤地设市的热潮。位于赣西北的宜春地区行署改为地级宜春市，原县级宜春市改为袁州区。改来改去，又回到了两千年前——宜春市最早就叫袁州府，不过，那是汉武帝年间的事了。

二00二年三月，宜春**广播电台开播，招录了一批新闻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四月份，我这个先后在乡镇政府上过班、在村委会当过主任（以“被选举”的方式任职的）、在公司担任过办公室主任、最后还得在家种田的文学青年，在老乡、师傅、还沾点亲戚关系的彭发生（他当时在宜春**广播电台新闻部任主任）力荐下，我洗脚上岸，兴致勃勃地从老家袁州区水江乡来到八十公里外的宜春城里上班。上班先得解决住宿的问题，租房子是不现实的，因为我没有租房子的钱。那时候农民种田不但没有补贴，而且还要交皇粮国税和乡村统筹费，农民们光种田是难以养家糊口的。我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的生活费由弟弟负担）、妻子、女儿、儿子（因我和妻子均为农民，按当时的政策是头胎生女儿，五年后可再生一胎，所以我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这些年在我的苦心经营、不断打拼下，家里的生活水平也还可以，但因一九九九年花了几万元钱建造了一幢二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工钱和运输费用尚未还清，所以手头特别紧，不得不省吃俭用。

但我不可能露宿街头，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呢？好在我二姐夫在宜春市第一中学教书，学校分了住房和厨房给他，而他在城里买了商品房，只有中午吃饭和午休时才呆在学校的房间里，于时我便吃住在学校。年过三十的我并不会做饭炒菜，遂像二姐夫一样，餐餐到学校食堂打饭打菜。蔬菜五角一份、荤菜八角一份，饭花两三角钱就能打一大碗，一餐有一块钱足够了。有时为了节省几角钱，我往往打一份菜下两餐的饭。至于早餐，花三角钱买两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就解决了。当然，有时吃早餐时也会狠下心花一元钱买一碗米面（放了猪血和豆芽，我特喜欢吃）犒劳自己。

闲说少说。我将自己安顿下来后，就到宜春**广播电台报到，分管电台的市广电局领导将我分在新闻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这也是我的意愿和特长。当时，新闻部有五个人，除了我和彭发生外，一位是副主任，叫孙文霞，听说是原宜春市委书记的儿媳妇；一位是原小学老师，叫何发庚，听说当过副校长；一位叫黄龙，宜春学院大四学生，即将毕业。说起来，我们五个人都是老宜春市现袁州区人，虽然他们先来，但不并欺生，特别是年龄与我相差无几的孙文霞，对我特别友好，没有一点官宦人家子女的架子，使我这个乡下人在这个小集体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当然，我也知道自己得表现得好一些，单位给我配了办公室的钥匙后，我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到单位，先洒水拖地后抹桌子再整理书报。如果怕拖地后地来不及干，被进来的人踩成“大花脸”，我就扭开吊扇吹一吹。待同事们上班时，我已在看报纸或写稿子。他们看到干净整洁的办公室，自然很是满意，有时还要夸我几句，我却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在家里，往往是天刚亮就起床干活，劳动了两三个小时饿得前心贴后背才吃早饭。现在不用干重活累活脏活，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根本算不了什么。

根据相关规定，我得试用三个月，如合格后可转为合同工。试用期间每个月既有在本台上稿的任务，又有在江西**广播电台上稿的任务。当然，做为一名十多年前就在省级报纸上发表过小小说、八年前在《**日报》刊登过新闻通讯、获得过宜春地区模范通讯员荣誉的我来说，要完成任务并非难事。可我毕竟长期在乡下种田做事，不但其貌不扬，而且皮肤黝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如果出去采访，特别是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上去，别人可能不相信我是个记者。不过，单位上很为我们着想，我没过试用期，就给我办了工作证。当我拿着有生以来第一个工作证时，那个激动劲自是没得说！这么多年来，我在这么多单位工作过，除了拿工资时签个字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我所从事的工作。当然，我家里的户口簿和自己的身份证倒能证明我是个农民。所以，当几个月后我离开宜春**广播电台上交工作证时，我特意将工作证复印了一份，留作纪念。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这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宜春任刺史时写下的诗句。宜春中心城是一座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袁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蜿蜒如玉带，十分秀美，城区这段河因此被称为“秀江”，人们在一江两岸聚住；三二0国道从城西经过，距萍乡市区不足百里。城里有大小袁山等数座山坡，有我国最早的古天文台，有春台晓日、南池涌珠、状元洲等八大景观。江西状元冠天下，而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就是出自袁州府。正因为宜春城中有山，山下有水，水中有景，景中有文，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城市。二00二年城区人口大概有二三十万，是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不过，当时工作都没稳定的我可没想到自己若干年后会在宜春城里买房安家，定居于此。

宜春城虽好，但我对她并不熟悉，被采访的单位在哪里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不要说打的去采访，就是买部新自行车的财力都没有。好在宜春城并不太，市直单位多在距电台约两公里的市政府内；区政府的区直单位多在不足一公里的区政府内里。彭发生就带我和何发庚、黄龙去采访。当然，往往是这次带我、下次带黄龙或何发庚，四个人很少一起去，因为这样就不像是采访，倒像是去打群架。彭主任早在十年前就在原宜春市广播电台工作，在《**日报》、《农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民间文学》等上百家报刊电台发表过不少文章，得过不少市级以上的奖，为此，有的人称他为彭大师。宜春撤地设市后，彭大师从县级广播电台调到市级广电部门工作。多年来的新闻采访工作，使彭大师认识不少部门和单位的领导领导，有的关系还不错。我们跟着他出去，自然要沾光，吃饭喝酒是常事，有时还会得到几包农民根本抽不起的好烟，如“极品金圣”（现改为“吉品金圣”）。我记得自己在上初中时就在其他学生的带领下学抽烟，走上社会后也曾抽过烟，但因经济原因和兴趣取向（我最喜欢的事是读书看报，至今还是如此），抽烟都是浅尝辄止。如今进城当了记者，要么不抽，要抽就再也不能抽几毛钱一两元钱一包的烟。所以，我决定不抽烟。别人打了烟给我，我背地里就拿给抽烟的彭大师。彭大师开始不肯收，我就说：“我又不抽烟，要不是跟你出来，我可能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烟得？”有时，我也会将一两包好烟带回家给父亲抽。

“一包烟要十多块钱呀？太贵了，简直是烧钱！”原来抽生（旱）烟后来抽香烟的父亲舍不得抽这么贵的烟，就把好烟拿到食杂店换成八毛钱一包的“银象”烟。

我试用期间月工资四百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相当可以了，算下来一天也有十多元钱的收入（那时在家做小工也就十五元一天）呢！我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三元，每隔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次，车费加给小孩买的零食也不过一二十元。这样算来，每个月还能积下两百多元钱。家里的山田土都没有荒废，平时由妻子耕作，我利用双休日或假期回家帮帮忙。家里的开支也不大，还可以卖点菜和粮食什么的换点钱。所以，如果不是建房子欠了账，我的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紧巴。

不过，我在人世间混了二三十年，到过的单位做过的事都不少，知恩图报的事还是晓得的。我在家种田时先是写文学作品，没有什么成效。后来在乡政府工作的老乡兼远亲的彭发生指导下，改写新闻稿，几年来先后在中央、省、地级党报发表了一系列稿子，并被乡政府聘为报道员。现在又在他的力荐下得以当上记者，真是功不可没。所以，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遂拿出三百元钱感谢彭发生。我知道彭大师也不容易。他原来也像我一样在家种田，因为会写点东西，我们乡里的领导就让他到乡里写写画画，后来他在省级、中央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便在乡文化站转了正，还到江西大学作家班进修过。几年前因得到原宜春市委主要领导的赏识，直接将他调到原宜春市广播电台工作，一家人都进了城。彭大师妻子没工作，两个儿子在上学，还有年老的母亲，一家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彭大师坚辞不收，说我不要这样，他帮得到的事肯定会帮，不用什么酬谢。随后，我将这三百元钱塞在裤腰后袋里。第二天是周末，我坐客（班）车回水江与家人团聚。到家后打算拿出那三百元钱给妻子，才发现裤袋里空空如也，那钱不知是掉出来了还是被扒手扒走了。这是我至今为止丢失的最大的一笔现金。丢了就丢了，妻子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

为了表现自己，巩固自己的位置，上班时间我要么在外面采访，要么在办公室写稿，甚至连晚上都在学习新闻采写业务知识，既写消息、通讯，又写调查、言论。有时为了多上点稿子，就把以前发表的言论稿子加工润色后再交上去。由于电台用稿特别是会议稿和通讯稿要用同期声（即录音报道），我们的采访工具除了笔和本子外，还多了一个录放机。对这类产品，我从未接触过，认为自己学不会，但在大学生黄龙的指引下，边学边做，一段时间后，也知道用了。由于我特别努力，加上多管齐下，所以，成了新闻部上稿数量最多的记者，而且在省电台发稿的数量也仅次于彭大师。连起初不怎么待见我的台领导也表扬了我几句，这使我采写新闻的劲头更大了。与此同时，我还把一些写得较好的份量重的稿件拿到《宜春日报》去，有几篇还在日报《星期刊》的头版头条发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证明了自己的写作实力，为日后进入宜春日报社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本文叙述的重点并不是我在电台当记者的经历，在这里就不展开来说了。

我拿到第二个月的工资后，就请新闻部所有同事以及宜春日报社总编室的负责人吃饭。那时我喝酒没有后来那么放得开，话语也不多，大家喝得比较文明，六七个人，一两件（一件十二瓶）啤酒就够了。如果有时间，彭主任就提议打几把扑克，我们自然响应。不过我的性子太急，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操娘日爹的爆粗口，这都是长期生活在农村里形成的不良习惯。彭主任听到了后就说：“黄永东，你现在是在新闻单位、是一名记者，不比得在老家，不要动不动就哇粗话，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听了羞愧难当，也觉得自己是不能这样，要讲点文明。此后，我努力克制不要动不动就暴粗口。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还是有所改进。若干年后，我跟彭大师在一起打讲或吃饭，他暴的粗口比我的还多，看来也是环境和习惯使然。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我的月工资仍是四百元，就是加了一个绩效，比如在本台发稿超过任务基数每篇奖五元，在省台上稿每篇奖十五元。彭大师在省电台有的是熟人，我写了比较好的稿，就拜托他通过邮局寄给省电台的熟人（那时单位上还没有给我们配电脑，我也不知道“伊妹儿”为何物）。不过，我们新闻部的人都有在省电台上稿的任务，一个月下来，我也只能在省台发几篇稿子。所以，拼死拼活，绞尽脑汁，一个月能有个五六百元的收入就不错了。不过，“黄记者”的称呼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受用，不是几个钱的事。

由于双休日不用上班，加上家里也有些事需要我回去料理，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回家，虽然要破费不少车费，但也阻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每每想到回去能与年幼的儿女交谈、与年轻的妻子合欢、年老的父母见面，心里就充满着渴望和期待，等车之苦和坐车之久、颠簸之苦也就勿略不记了。当然，回家时往往要卖些苹果、香蕉、枣子之类的水果让老人孩子享用，省得他们看到空手回家的儿子或父亲有些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