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三
建社哥哥早已从梵书记家里把我们衣服被褥等全部用品搬到他的家里，告诉我们村书记已把我们扫地出门，督促建社哥哥把我们一切的一切搬空清除，像扫垃圾一样轰出。监督着建社哥哥把房子给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丝我们的气息都不准残留。建社哥哥也不知道把花小溪的各种物品，特别是日常用品藏到哪里去了，问也不说。赵杏楠的妈妈要建社哥哥把给我们纳的鞋垫带上，被村支书怒言制止。我们清楚，村支书是要建社哥哥像扫帚一挥抹去我们四人的惨淡印迹，把我们彻底格式化，深度删除。花小溪带走了我们的欢乐，带走了我们的希冀，她给我们留下了榨枯的心和无望的失落，那个无忧无虑嬉笑打闹的四人房间，一去不复返，如那大海的喧嚣声已经远去，成为不可恢复的历史。
建社哥哥让她的妈妈，给我们做了热面汤让我们压惊暖胃，之后让我们清洁体面换洗衣服，祛除晦气与虱子跳**。并命令我们不许出门，不许与家里人联系，乖乖在家等候他的消息。他这是把我们“软禁”起来。我们虽然不明白他为何这样做，但从他的语气和神色中看出了不容置否与“军令如山倒”的威严。他留下一句话，“我要转业，保护你们 。”急急出门而去。
这句话使我们感到紧张，意味着将有**发生，神经处于紧张戒备状态。但我们无从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只能看着建社哥哥每天匆匆忙忙早走，劳劳碌碌晚归。
我们被关闭了三天三夜，经过这一阶段的反思，余然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在矛盾白刃化期间，也许我们与梵书记对抗，激化矛盾，扩大事态，是欠考虑的。”我认同，涂燕不认同。
第四天早晨，好像警报解除，建社哥哥告诉我们，“我已经通知你们各自的家长，请他们放心，你们平安无事。现在可以回家了，与家里人团聚。但余然与宁宁必须赶紧回来，还有大事与你们商量。”
余然决定，我们上午回到家，给家里人报个平安信，吃过午饭就要紧回来。因为她感觉出建社哥哥告诉我们的消息不容乐观。
我的父母亲见到我已经是见怪不怪，因为早被建社哥哥做通了思想工作。妈妈的流泪，爸爸的叮嘱使我回乡心情更加急迫。
下午，当我们二人聚集在建社哥哥家中，建社哥哥表情严肃地问我们：“年前，梵书记有没有通知你俩去北京工业大学报到？”我与余然茫然摇摇头，不知其所以然。建社哥哥说，“走，现在我带你们去见一个人。”他给我俩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把我俩带到北京工业大学校门口，他掏出军官证对门卫不知说些什么。门卫点点头，放我们进去。校园里学生们正在上大课，他带领我们来到一间大课堂窗前，用手指着里面说，“看，第三排第二座位那个女生是谁。”我们顺着建设哥哥手指方向望去，天呐！我与余然同声喊出，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能相信的事实，赵杏楠正坐在那里低头看书，那熟悉的青年头，那熟悉的脸庞，甚至那掩饰不住熟悉的气息我们都能感应到。赵杏楠的身边坐着那个时常欺负知青们，被石利杀狗报复的公社书记家的公子。
建社哥哥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两个官二代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顶替我们走进了北京工业大学。赵杏楠的爸爸，偷梁换柱把楚建军爷爷从省厅争取来的保送你俩读大学的两个指标，一个被赵杏楠顶替，一个被公社书记的儿子顶替。”
我与余然顿时目瞪口呆，猝然爆发的赵杏楠失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我们已经被赵杏楠抛弃，已经被社会抛弃了。
“你们俩还要不要读大学，我带你们去找校长，说明一切，把属于你们的争取回来。”建社哥哥说。
我与余然的眼睛痛苦地慢慢地移开赵杏楠的视线。我试图压抑与摆脱失望之中的彻底寒心。我用眼神征求余然的意见。余然在仔细观察后说，“郝建社，把我们带出校园吧，这里不是我们待得地方。”她几乎是在恳求建社哥哥。
我与余然度步如灌铅般走出校园，一向沉静大气的余然微微抬起头，用对校园的最后一瞥说：“那种无可挽回的宿命，不能在赵杏楠身上重演。”
就这样，我们把一辈子人生希望、功名利禄全放弃了，回到了知青下乡的地方。
建社哥哥千叮咛万嘱咐：“余然的预备党员转正期到了，已与村支书说好，按期转正。死人是不可能复活的，活着的人还要走下去，不可再莽撞行事，贻误大事。你若是棵树，何必与草争。”
建社哥哥告诉我们，市、郊区委领导考虑怕事态闹大，影响整个知青下乡运动，一直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禁压决策，现在正值时局，随后会有新的举措，要我们不要影响整个知青返城的大部署。余然含泪点头答应。我与涂燕习惯性地服从余然，甚至超过我的父母，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又依赖性地服从余然，而余然又习惯性地服从建社哥哥。也许余然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相信她，更相信建社哥哥。这是花小溪自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愿意发生，而又最无力回天痛心疾首的事情。我们放弃了为花小溪奔走相告、四处伸冤。到头来我们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因为犯罪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我们对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狂躁暂时丧失争辩，不是我们软弱，却是那些吞噬我们心灵的创伤，是我们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对恶浊空气的无奈与屈服。
涂燕说：“嘴上贴上封条，锁上拉链。人在矮沿下，不得不低头，适者生存，蓄势待发。”
建社哥哥安抚好我们，急急赶回了部队，临走，他给我们撂下一句话：“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熬，就是磨练性子，就是等待时机。你们一定要等，等，再等，等我回来。”
花小溪的爸爸，在拘押中听说女儿自杀的消息，万念俱灰，当晚用扯成条的布单结束了生命。
涂燕的爸爸鼓励涂燕，只有坚强地活下去，才能等到春暖花开日。
三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场长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我们悲哀叹息，就是判处死刑，花小溪也回不来了。
四
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知青的矛盾与村民的矛盾，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乍暖还寒的春风破空而降，不合时节的来自无妄的天空，把我与花小溪喂猪的猪圈连根拔起，席卷的无影无踪。知青们休息室，掀瓴破瓦，推墙倒垣，一片涂炭。带着久病初愈灰色情绪的知青们所剩了了无几。袁自朝，石利，沈浩，柳雷，肖克等有门路的知青都被招回城里进了西郊八大国营企业。
余然预备党员也按期转正。我与余然、涂燕被招工进了五一九冶金勘探院，但涂燕政审不合格，被招工单位退回乡下。我们知道这是赵杏楠爸爸在报复涂燕，因为当初涂燕揭发场长最积极，最犀利。我们怕支书再报复涂燕，不服管教的涂燕再惹事生端，是比花小溪后果更加严重，我们毅然决然没有到新单位报到，而是与涂燕一起回到乡下作伴。因为我们清楚，涂燕睚眦必报，敢爱敢恨，绝不会像花小溪用自杀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反抗对她的不公平，依她的性格她会杀人。涂燕多次说过，“世界上用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仇杀！”我与余然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涂燕，不要她再被人欺负，不要她在伤痕累累的心再填新伤，不要再发生更大的悲剧，不要再做第二个花小溪，不能再有丝毫闪失。
余然进了村领导岗位，接替了郝建社妈妈的工作，妇委会长一职。
涂燕仍是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对于袁自朝的追求置之不理。村支书拿她也没有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理她尽量不去招惹她。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涂燕倒也自在。
随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走进历史，一切都成为记忆走进追忆，一切的一切都化作重新的开始。
1977年，下乡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赵杏楠的父亲巧妙利用知青父母焦急把孩子弄回城里找工作的心态，暗地里向郊区委提出一个霸王条款，知青返城，五个知青必需搭配一个农村户口孩子搭顺风车，否则知青们一个也甭想回城。所以，那时大队干部及亲属的子女们大都占用知青指标，一纸调令冒名到城里安排了工作。场长的大女儿，那时才十五岁，被村支书改了户口十八岁，安排进市里工作，也是他对场长的一个补偿交代。
搭配农村孩子进城工作，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事情。是当初他们之所以接受知青到村里锻炼的政治任务，保藏私心提出的条件之一。
同年冬天，全国恢复大学毕业考试，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开启，全国恢复了大学毕业考试，结束了工农兵大学生的使命。我们三人意气风发，跃跃欲试，报名参加高考。村支书说余然要重点培养，准备提拔到公社任职，不给出证明信，无法报名。我与涂燕报名参加高考，遵循着“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涂燕落榜，我有幸走进大学校门成为莘莘学子。
知青全部返城的一年后，我们再去梵庄，今非昔比，天壤之别。知青农场一片荒凉颓废，杂草丛生，没有人耕种，没有人打理，像一个垂暮老人，苟延残喘。知青休息室，像废弃的茅草庐，没有了生活气息，没有了知青的打闹嬉戏，成了几只流浪狗的栖息地，它们以为我们是来抢地盘的，用“呜呜、汪汪”的狂吠乱叫，拼命捍卫着它们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亩三分地。我曾经精心打理的黑板报，没有了文字，被一道道雨水冲刷得斑斑驳驳，无声息地流着泪迹，那几个红漆大字依稀可辩：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们看着笑了，笑得凄惨，笑得悲苍。笑着笑着，我们全都泪流满面，百感交集，有的女生掩面哽咽。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时隔一年，知青农场却是这般模样，我们感慨万分，蹉跎喟叹。我们每个人参加了工作，走进了各行各业， 以不同的身份，相同的心情，重温旧日知青农场。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我们终于明白，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再也回不去了。拼命想忘记的事情，现在又拼命想去回忆，在回忆里拥抱知青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