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5章

三

楚建军一路开车一路讲起他的父亲：父亲从1931年参加**，出身在一个雇农家庭，父亲从小脾气又倔又犟。十四岁那年，地主家的崽子让父亲跪下给他当马骑，父亲不肯。地主崽子说，穷小子，你爸给我家干活，你们一家都是我家的驴马。说着拿起棍子打父亲，打死你这不听话的畜生。父亲一听火就窜起来，夺过棍子冲着地主崽子劈头盖脸打去，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我是人。把地主崽子打趴在地，最后不解气，又狠狠冲着地主崽子屁股踹了几脚，这几脚踹的地主崽子泣声惨叫，断子绝孙。在地主崽子捂住裤裆声嘶力竭哭喊下，地主气急败坏要抓父亲进衙门抵命。爷爷气得拿起棍子追着父亲满院子地打，不管屁股脑袋，没头没脑打的父亲直流出血来，但没有一滴泪。父亲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给家里招来祸端，殃及爷爷一屁股的债没有还清又欠下了人命债，两个哥哥可能为他受连累担风险，妹妹也有可能被饿死。跑也是死，不跑的也是死，干嘛等死。父亲一口气从家里跑出来，家也不敢回，饿了要饭，困了睡破庙或门洞，跑了半个多月，一跑就是几百里，连回家的路也不认识了。

一天连饿带累昏倒在路边，恰有一只队伍经过，被人救活。那个骑马的大官说，小家伙，哪里人？父亲说，没有家，是孤儿。大官说，想吃白面馒头，跟我们走。父亲使劲点头，跟着部队就走了。

那是贺龙的部队。从那时起，父亲跟着贺龙部队，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大战、雁门关战役、娘子关战役、百团大战、解放张家口战役、平津战役及抗美援朝，南征北战大大小小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身上大大小小的枪伤弹痕三十六处，九次负重伤，两次装进棺材又被抬出来。

有一次，在我七岁时，父亲带我去军部大院的澡堂洗澡，父亲让我给他搓背，我发现父亲身上有好几个洞，数了数有七个，像虫钻的孔。我问父亲你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窟窿。父亲哈哈大笑，这是打蒋介石，**留下的。父亲撩开已经发白的头发，露出头皮上嵌着的一个弹洞说，就是因为这个弹片，组织上把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或许是我命大，或者是**还未成功，马克思不收我，我又回来了。父亲用右手反指着后背排列整齐的四个弹洞说，这是平津战役被敌人排子抢打的。至今有的弹片仍留在身上，刮风下雨疼得厉害。父亲的军功章满满壁橱皆是，却不让我们摆出来，说不能躺在功劳簿里吃一辈子。

余然问：“你父亲**没有再回家乡？”

楚建军说：“49年解放，父亲见报纸天天登找家启事，大都是像他一样很小从家跑出来，参加**几十年。他看见一个找到家的战友兴高采烈。父亲也动了心，登报数日找家，没有消息，父亲有些泄气。一次，一个团副给他开玩笑，说他是地主的儿子，成分高，不敢找家。父亲哭笑不得，气得一个劲地骂娘，这才下定决心找家。经过组织批准，父亲带着勤务兵踏上了回家之路，在省委省政府、县领导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找到了家，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二十多年的骨肉分离，乡亲们传说父亲早已被炸弹炸飞牺牲在战场，今儿穿着黄色的粗呢子军装，带着大壳帽，别着匣子枪，带着警卫兵，衣锦还乡，父亲与家人怎样的百感交集不言而喻。父亲这才知道，爷爷已是白发苍苍卧病在场，奶奶泪眼迷离已成半瞎，几次上吊被救起。一个哥哥饿了吃野果毒死。妹妹被卖掉音讯全无。一家人抱头痛哭。乡亲们奔走相告，昔日的放牛娃回来了。父亲把从城里带来的饼干糖果款待乡亲们。之后，父亲登报上电台把妹妹找回来，把爷爷奶奶接到城里，二老享了几年清福，先后走了。使父亲减轻了些许对父母的愧疚。”

楚建军给我们打预防针说，父亲最爱说一句话，我命令你。假若命令我们，希望我们听令，军令如山倒，老爷子的作风一贯是他正确，没有错误。

我被楚建军父亲的英雄事迹感动着，远远望去那红砖绿瓦的将军楼，肃然起敬。绿色吉普车开到大院门口，两位年轻军人站岗，持枪荷弹，一脸严肃，叫停车查看通行证。我心便紧张起来，跳下来，站在大门口，向郝建社请教如何行军礼。他告诉我，双腿并立，挺胸抬头，手指五指并拢，拇指压在食指中间稍有弯曲，举手至太阳穴眉梢。我现学现做，恭恭敬敬冲将军楼行了军礼，以表示我对老一辈**家的崇拜。楚建军拍拍我的头笑笑，鬼丫头，真机灵。

楚建军说，院里住着一群55年授衔的将军们。他爸是中将。此将军楼大约建于六十年代出，那楼房一排排整齐划一、排列有序，像出征的军人器宇轩昂、高大威猛。

我们被楚建军让进家门，直面是客厅，铺着猩红的地毯。我赶紧把鞋在门外蹭蹭干净，怯生生小心翼翼迈进来。东边沙发上坐着两个七十多岁的军人，那洗得发白的军装透着一股过去战争的味道。那个光头的老红军正发牢**，“我今天找到了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骂了他们一顿，我孙子退伍都一年多了，还不给安置工作。都是吃干饭的，拿着**党的钱，不给**党干活。我在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七年多，也没见这么官僚主义，遭天杀的一群腐败分子。”郝建社见到两位老红军恭敬扣靴行军礼，二位老红军站起回礼，那光头老红军一声，“来客人了，告辞。”冲我们咧嘴一笑，扭头恢复刚才气冲冲出去了。

那戴军帽的老红军就是楚建军的父亲，与我们打招呼，是那么欢快，语言无忌，仿佛什么事没有发生过。我与余然也无须费力掩饰紧张，乖乖叫了声“伯伯”。老红军指了指我对楚建军说，“你的战友？”楚建军这才敢介绍，郝建社是他的战友，我俩是知青。老红军把我指认为楚建军的战友，可能是我穿着哥哥从部队给我带回来的女兵服，只是没有领章帽徽。我们谦让一会儿坐下，保姆给我们上水，把茶杯静静摆放到我们各自面前恭敬退出。

“您是不是姓楚？”我看着老红军有些面熟问。

“对呀。”老红军一脸惬意。

“是不是去年市晚报一个叫静子的记者采访过您。”我又说。

“对呀。”老红军回应。

“这真巧了，静子就是我的妈妈。”我惊呼。

老红军是本市出了名的传奇人物，家喻户晓。他曾经是**、萧克将军的警卫员。老红军滔滔不绝与我们交谈，显然享受在战争年代的回忆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楚建军的妈妈现在北京工作，哥哥和妹妹跟着妈妈在北京。

我问：“为什么要两地分居，为什么不把娘仨调回来，享受阖家团圆之乐。”

余然说：“现在，以您的身份只是一句话的事。”

老红军笑道：“一天是军人，一辈子就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没有理由向部队提任何个人要求。”

老红军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推辞。他很严肃地说，“我命令你们。”扭头又对楚建军说，“我命令你把他们都留下。”

“得令。”楚建军给我们扮个鬼脸，言外之意是说，我没有说错吧，命令来了。

吃饭中，老红军教训楚建军，以后不许再打着自己的名誉到司机班要车，开着吉普车到处招摇，车与司机都是部队配置的，平时自己都不轻易麻烦，你更不能轻易使用。说的楚建军很尴尬，尴尬的后果是一口米饭卡在咽喉里，咳嗽了半天才吐出来，眼泪鼻涕横流还憋了个大红脸。

事后，他对我自嘲道：“越怕在你们面前丢面子，却越出糗，这次醜大发了。”

四

午饭后，楚建军开车把我俩送回农场后要急返回市，说有要紧事办。余然与我来到知青休息室，全体知青蹲在地上，一个个像小鸡子低头耷脑，闷不做声。我俩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股沉默的力量在驱向我的怀疑，难道是我俩惹得祸。场长站在他们面前，板着那张比黄瓜还绿还长的驴脸，正训斥知青们。瞎掰站在旁边，拿着笔和纸，准备随时记下知青们“坦白交待犯罪事实的审讯”笔录。

场长说：“你们谁吃狗肉了？”

知青一片寂静，没人吭气，更没有人承认。

场长声音抬高八度：“别装了，狗肉只有蘸着大蒜才能吃，谁嘴里有大蒜味，谁就是罪魁祸首。”

赵杏楠问道：“场长，知青平时饭食少油寡盐，吃顿狗肉解馋不可以吗？”

场长说：“吃谁家的狗不成，偏偏打死公社书记家的狗，剥了皮炖着吃了肉，还把狗皮扔到书记家的门口示威。”

场长声色俱厉列举着知青几大罪状：扮鬼吓人；与临村知青约架；偷吃生产队大白萝卜；上早班天天迟到……满口飞着唾沫星子，简直把知青们幻化成了坏分子，他也不管是不是知青们的过错。

扮鬼吓人。我知道，是村里上高中的几个男同学，晚上放学回家，看见女知青值夜班，用手电筒照着脸。秃噜着长舌头，学鬼叫，吓唬女知青乱叫乱跑。女知青反映给场长，场长轻描淡写、不痛不痒象征性地说了那几个男学生几句。因为他们都是大队干部的孩子，照旧发坏，我行我素。袁自朝看不下去，带着几个男知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买了鬼脸面具戴上半路截住那几个下晚自习的男学生，三拳两脚打翻在地，“阎王爷派我们来吃你，拿命来。”吓得那几个高中生，屁滚尿流逃跑了，再也不敢了。

与邻村知青约架。是那次知青歌咏比赛，我们拿了第一，他们不服，说我们只会耍嘴皮子，苗草芥不分。两村知青展开了一场种田常识大辩论，谁也不服谁，最后大打出手，有人还住进了医院。袁自朝他们几个带头的都挨了公社批评，有的还记过处分。

偷吃邻队生产小队白萝卜。是刚来那会儿男知青老六口渴了，拔了一个白萝卜解渴，被生产小队队长杨森看见，责令老六跪下，“偷吃社会主义的萝卜，罪不可赦。杨森解下裤腰带，毫不留情气急败坏地劈头盖脸向老六背上抽过去。老六像蜗牛似的抱着头龟缩成一团，背上一道道血印斑斑顷刻泛起。老六不敢说，晚上收工脱衣睡觉，才被同室发现，告诉了袁自朝他们。性格沉稳坏点子最多的石利出主意要为老六报仇。晚上，他们把杨森生产小队的萝卜全拔了，扔到别的生产队地里，砍个稀巴烂，全糟蹋了。那杨队长第二天见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立马怀疑是知青干的，就来给场长告状。场长严加追查，结果必定是被知青们全盘否认。那暴打老六的杨森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寒碜呼啦骂了几天泼妇街，出够了气，完事。

早班迟到。农村的作息时间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有上早班的习惯，即早六点上早班，七点下班回家吃饭，八点再上上午班，下午一点半上下午班，直至日落。知青都是城里的孩子，从来都是日上三竿一觉睡到自然醒，没有早起的习惯，所以总有一些知青睡过了头，迟到，但场长早已罚了他们，不准吃早饭。

偷偷把公社书记家的狗打死，“剥尔皮，噬尔肉”。我觉得不仅仅是赵杏楠说的那样简单，知青们只是为了解馋。袁自朝小声嘟嘟囔囔，“谁让那狗东西咬宁宁与花小溪，就应该活剥。”原来，那只把我们吓得半死的母狗，不是流浪狗，是公社书记家走失的母狗，它可能看到农场的麦秸垛适应生崽，选择了那快生育宝地。可偏巧与我俩相遇，知青们把它的崽子扔到白灰池里呛死，当它几天后被它的主人找到，它做的第一件就是领着它的主人来到淋灰池边，让它的主人捞出了它的死崽子，之后用呲牙咧嘴的呼呼声，告诉主人哪几个知青害死了它的崽子。它的少主人也就是公社书记的公子，一个读高中的学生，扬言要报复知青，为狗崽子偿命。男知青“二把手 ”石利，十九岁，应届高中毕业生，对外人称他爸是集体工厂的普通工人，是石传祥的后代，掏大粪的工人，为人低调老成，说话一贯拐弯抹角，刁钻古怪，不多言多语，说一句话很有分量。其实他爸是副市长，人称外号石诸葛。那天扔狗崽，就是他第一个提出扔淋灰池里并带头扔的。那书记家的狗，对他最恨，冲他叫得最欢。他怀恨在心不动声色趁公社书记家少爷上学机会，把狗用馒头引到隐蔽处，狗是记吃不记打的东西，那沾肉汤的馒头，也许狗当成了石利对它示好并道歉的大餐，万万没有想到大餐没吃成却被石利一闷棍敲死，俏悄藏在地头麦秸垛里，等天黑了，约上全体男知青，“有一个算一个，害怕的别去。”到农场休息室外，支了个大铁架子，把狗吊起剥皮，洗巴洗巴干净，支上一口大铁锅放足炖肉料煮狗肉吃，就着白酒，沾着大蒜饱餐一顿，吃饱喝足后，石利出主意把狗皮扔回去，让狗的主人卖个好价钱。公社书记气得大发雷霆，召开各村支部书记的紧急会议，咆哮，“这是阶级斗争新动象，一定要挖出隐藏在**队伍里的**。”

场长思想觉悟没有那么高，没有上升到**搞**境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个政治问题，而是定义在极是本村知青个别人的调皮捣蛋，报复我与花小溪被狗吓坏的恶作剧。严加“逼供信”式的挤牙膏，知青们个个像身处绝境的遇难者，“打死不说，谁说谁把吃的狗肉吐出来。”石利如此警告。知青们个个咬紧牙关，宁死不招，以求得个善始善终，落个囫囵尸首等待回城。最后，知青们如愿以偿，以“法不责众”此事不了了之。场长倒也乐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与本村知青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开脱自己的追究问责，但打狗的“死罪” 可免，活罪难逃。场长说，“你们这群生马坯子，就是欠管教，一个个浑身肉痒痒了，明天来几个军人收拾你们，叫你们尝尝啥叫军事管制。”

为了军事管教我们，场长特意让我们腾出来一块地儿，垫黄土铺平，用水泼街，作为受管教制裁场地。知青们有的恐惧压过愉悦，以为要被**，惴惴不安。有的愉悦压过恐惧，渴望没能当过兵，过过兵瘾摸摸枪倒也不错。不管是愉悦还是恐惧，不祥的预兆在心中波涛汹涌，烦躁不安，都是吃不下睡不着，心惊肉跳害怕着明日的生死军事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