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寄 2016-07-14 16:21:25

这本书真不错，越看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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溇水涛声 2016-05-19 14:03:32

《怪病》的社会意义之二：作者，（湖北作家协会会员龚光美） 在《怪病》的众多画面中，几乎没有几个人物可以撇清自己与金钱的依附、利害关系。贷款、存款、讨债、赌博、诈骗、贪污、贿赂成为众多人物、情节的发端，官场、民间、家庭人欲横流，也成为权、钱、色的肆虐、用武之地。以赵文芝为典型代表的人性嬗变、人格异化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他不仅聪明好学，开初参加工作时也还比较谨慎，他甚至是一个很敬业的人，曾经全心全意为父老乡亲服务，如给困难户发放贷款，为企业送钱上门，还坚持了很长时间，工作十分出色，所以升迁也比较顺利。但掌权日久，常与金钱打交道，不知不觉就为了聚集财富改变了初衷，正如谚语所言，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来二去，由占小便宜到占大便宜，由谋财发展到害命！分析他的杀人动机，也不能不让读者感叹，无论是毒死了的还是没毒死的，其实同他本人均无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有时就是几万、几千甚至几百元钱的纠葛，很多不过是一些摆不上桌面的小事，有时是因为打牌输了钱，被人耻笑，有时因为卖烟被压价，有时是被抓赌罚款，有时是毫无证据的争风吃醋，所有被他毒杀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乡、一条街乃至一栋楼里的赌友、嫖友、酒友，连他瞧不起的“土流子”、“下三烂”、昔日恩深义重的干亲家、如胶似漆的情人，他都不肯放过，又何况是抓过赌的派出所长、打过他“小报告”的农信社老主任呢？有些人仅仅为了几百几千块钱的小便宜送了一条命，到死还不晓得什么原因！你说冤不冤？赵文芝在他的“科学试验”中发现的重金属硫酸A竟成为他的杀人专利，杀人害命成为他随心所欲的惯技、家常便饭，变成了一场痛快又轻松的杀人游戏，这不是人格异化，人性沦丧，又是什么？ 《怪病》以宏大的叙事方式，以深入社会基层的细致观察，揭开了社会（乡村和市井）灰色的一角，无须使用语言就使人相信，造成嫦娥乡这场毒杀悲剧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赵文芝本人的内因所致，其次也不能否认，是社会管理的松散和软弱，是部分人包括少数国家公职人员、党团员思想松懈、信念缺失，法制意识淡薄导致正不压邪的结果。历史学家爱默生说过：“紧跟着一场大的变革总会有一个放荡淫乱的时代。”古罗马哲人萨卢斯特也曾断言：“强烈的名利欲迫使很多人变得不诚实，心里想着一套，嘴里说的却是另一套。”赵文芝、麻糊乡长从公职人员走向犯罪的事实证明了一个明白的现实，当人们的言论与行动严重分裂的时候，不论其外表多么轩昂，言词多么激越，他实际上已经从骨子里背叛了人民，走向了社会的反面。 当然，作者在揭露和鞭挞犯罪，叙述破案经过的同时，也塑造和赞颂了一批为维护社会稳定，惩恶扬善而辛勤工作的人们，如发现怪病之后敏感而洞察一切的政协领导胡大寿、周远杰，特别是赞颂了全国各级政协联动，引起了湖北高层和国家公安部的重视。赞颂了深入虎穴，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公安局长吴刚、看守所指导员汪志平、盯着案子不放、全力以赴的覃真权，以及许多参与调查研究、协助破案的干部、政协委员、民警等等，塑造了一批公安干警的正面形象，以圆满破案的大结局带给人们以希望，同时也促使读者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认真反思这幕社会悲剧的历史教训，为读者展示了就在我们身边的社会正能量的重要作用，最终使读者确信，正义战胜邪恶、保了一方平安。曾任过县史志办主任的作者,创作的《怪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当是有一定“存史”价值的。 诚望作者再接再励，在文学创作中一如既往，把握重大题材，坚持勇敢探索，创作更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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溇水涛声 2016-05-17 21:47:54

《怪病》的社会意义 （作者：湖北省作家协会龚光美） 小说取材于鄂西山区一桩系列投毒杀人案的真实事件，作者自称原为报告文学。我以为，不论何种体裁，它都完成了作者的使命。从主题、时代背景来看，无疑是一部讲述、展现、描写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其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它对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艺术性的剖析，通过对一特大杀人案件的层层揭示和讲述，生动地展示了主要人物的人生轨迹和内心世界。对犯罪分子赵文芝怎样从一个聪明好学，比较敬业、有丰富感情生活的公职人员沦落为一个目无法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赵文芝既是他同类人中的典型代表，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社会风气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怪病》讲述的不只是具体投毒杀人案件的前因后果，更是表达了社会的“怪病”以及这种“怪病”漫延、恶化的负能量效果。说《怪病》既是一部现代版的人性“异化”史，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大致不算太离谱。 赵文芝的作案过程线条清晰，破案过程也被交代得头头是道，当无多疑义。但案情发生、发展的原因却会让读者感到震惊。当年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笔下尽是人间百态尽情地展示，其后果也还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这么惊心动魄！要想解开其中奥秘，只要看看小说的时代背景便可略知一二。 小说所写赵文芝的成长史、犯罪史，正处于我们这个社会发生剧烈转型、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经济发展，变化很快，物质财富的剧增，人们生活水平的飞跃提高，伴随着一个管理体系尚不够十分健全有效的机制扑面而来，在社会上相当一群人似乎还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时刻，经济变革带来的价值观的变化之快使人们措手不及。许多“现象”改变了传统道德引领下的生存环境。一批人原有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甚至基本丧失，有一种强烈的困惑和迷茫、失落。一类人生活中的是非观念、标准变得模糊不清，现实利益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中一类人的道德底线基本崩溃，权力、金钱、色欲成为新的“大、二、三神”。笑贫不笑娼，不再顾及金钱、财富的来路正当与否，人际关系上防忠不防奸，江湖义气主导经济行为，黑恶势力沉渣泛起。干部作风不能不受影响，重说不重做，报喜不报忧。职场、官场、商场、赌场、情场，走歪门邪道者，左右逢源，畅通无阻，而老老实实办事、做人的人却是反受讥议，到处碰壁，难有作为。 《怪病》正是以嫦娥乡这个小舞台演出了这样一幕幕令人五味杂陈的社会剧。麻糊乡长、赵文芝、林老板就成了重要角色。而作者笔下的赵文芝的人生便将这个社区的现实表露得更具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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溇水涛声 2016-05-17 09:16:08

 《怪病》的性爱书写 （作者龚光美，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大概从80年代算起，本土作家至今已出书数十部，其中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也出得不少。而在性爱的描写方面大胆出新者甚少，且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被多种原因约束着，虽然这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毕竟也是一个遗憾。这个局面在《怪病》中拔了个“头筹”，作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读过《怪病》之后，我窃以为性描写可以称之为该书的特色之一，甚至从商品经济的观念衡量，也是《怪病》的“卖点”之一。是作者小说创作中一次有勇气、有意义的探索。我对此持开放肯定的态度。 因为性爱的书写，原本就是中国与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传统，与死亡并称为永恒的主题。从唐宋话本、传奇到明清小说大致如此。《红楼梦》、《金瓶梅》且不说了，就是莫言、贾平凹这些名家也不回避。《红高梁》、《废都》还有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拍成的《色戒》，法国电影《戏梦巴黎》、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美国作家沃勒的《廊桥遗梦》，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都是把性爱的描写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客观上成为追求畅销、扩大文学商品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开放的程度，赤裸裸的展示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一般循规蹈矩的作者、读者的想象，其神秘感早已消亡，不再视为创作的“雷区”。即使我们从比较保守和传统的观念来看《怪病》，还可能有些不太习惯的感觉在，而对当今出版市场稍作观察，就可以明白性爱书写量的变化也在受着市场的引导，否则就不能解释，出版社的总编何以对《怪病》慷慨放行？ 《怪病》中的性爱书写之可以称道的方面，首先是符合特定年代的生活实际，六七十年代道德禁锢之下的青梅竹马、夫妻恩爱、情侣緾绻，写得很是到位。八、九十年代享乐风气下的放纵和粗鄙写得活灵活现。有一个时期，人们在城乡都能看到各类娱乐休闲场所，歌厅、赌场、茶楼、发廊、洗脚城满街都是，像嫦娥乡“步步高”那样的娱乐场所甚至已成为有关单位的公关场所，干部、职工的狂欢之都。一些财大气粗、酒醉饭饱的官员、大款、乃至街市小混混们，虽然八辈子没有受过音乐的训练而五音不全，也都敢于声嘶力竭地放歌一曲，歌舞助兴，包房淫乐，一如鬼哭狼嚎，乌烟瘴气，在如此的场景中，作者若仍把性爱写得如《梁祝》、《天仙配》一般斯文、儒雅，反倒不真实了。 《怪病》中的性爱另一个特点是有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显得自然，不那么突冗。这些场景的交代，也为麻糊乡长和赵文芝一类人物走上犯罪道路作了极富时代特色的铺垫。同时为人性的异化、价值观的蜕变、性爱“商品化”作了有力的烘托和注脚。 《怪病》中性爱描写个性化特色大多十分鲜明，非常符合小说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在阅读《怪病》的过程中，我在观察赵文芝思想轨迹和生活细节时，不时会联想起三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水浒》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一个是《肉蒲团》（又名《循环报》）中的未央生，还有一个《红楼梦》中类似殷洪儿的薛蟠。作为一个读者产生这样的感觉，不能不说是《怪病》创作中的一个成功，因为若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缺少印象，没有联想，都是作者应当忌讳的。如赵文芝与谢月春，殷洪儿与“肉心厚”，还包括田嫦娟与讨债人的一次接触，都很生动地体现出人物、心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其性接触的描述成为必要。 其中，虽然最为粗俗而又写得最为生动、极为符合人物形象塑造之需的，是殷洪儿同赵文芝一起赌博过程中，因手气不好，跑到“步步搞”“提火”的那一段： 殷洪儿把麻将子一扳，嘴里流话连天：妈的个屄，狗日的！不满牌，提火去！……一路淫邪地笑着下楼，去了一个名叫“步步搞”的舞厅。……他人未到嘴先到，老远就喊：“提火，提火！”手里晃着一张红色的大票子。“步步搞”发廊里小姐不多，但都知道“提火”是什么意思。殷洪儿挑了个胖点的说，就要你，肉心厚，火气肯定好！“肉心厚”收了钱，就高兴地说，保证“殷哥艳舞”！边说边往里走，边解衣扣。 而殷洪儿的反应更带戏剧性，他一迭连声地大喊大叫： 好，好，借你的吉言，不脱了，不脱了，牌班子还等起在，节省时间，上次“跑马射箭”，今天来个“背后穿针”…… 这段描述极其符合那一类嫖赌逍遥者的形象环境特征，合情合理，呼之欲出。显示出作者的生活体验之深、观察入微、描述到位的语言功夫。 这类描写在本书中比比皆是，确实能够增添趣味性、可读性。虽然实际生活中这类人物不足称道，但作为小说形象，还是很成功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怪病》中性爱的描写，总体上是本土文学的重大突破，但结合全文，有堆砌之嫌，如前面几段涉及到每一位漂亮女子和恩爱夫妻时，都有一段冗长的性爱描写，独立地看，虽然美妙、美好，却和主题游离，似显多余，而后半部分优于前半部分。二是作者从事过多年新闻写作，加之作品由其他文体改编而来，难免留有概念化语言和其他文体的痕迹。三是还可加深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如麻副县长与林老板之间的交易，以增加作品的思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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溇水涛声 2016-05-14 18:35:24

人性异化史，现代“风月鉴”        ——简评长篇小说《怪病》 长篇小说《怪病》出版之后，我认真地读过两遍，第一遍作为读者，第二遍为了评议。对于同一部书，读第二遍时感觉会稍有不同，也许可以说更深入一点，该书首发式上我点评了几点概念性的意见，现在我把一些看法写出来，不尽准确全面，以求与作者及更多的读者交流。 （本评论作者龚光美，省级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沧海之恋》、散文集《古桃园》等多部。在《今古传奇》刊物发表长篇小说《美人借我金错刀》等小说多部）。         《怪病》的文学价值 可以说，翻开第一页，我就被小说的语言和故事所吸引。小说可读性很强，案中有案，“病”中有“病”，加之一开篇就设置了许多伏笔，悬念频生，不断促使读者怀着浓厚的兴趣，追踪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其中人物的命运，这是很多文学作者长年追求而难以达到的效果。 《怪病》所写，皆为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是这个时代确曾发生的事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本土作家的题材多为历史类、民族类的事件、人物，直接撷取现实题材还不够多。从个体而言，创作自由，写什么都自主，喜欢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地域而言，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缺失。因为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作家，现实题材本应是最熟悉的，从故事到情节，从时代环境到人物形象，便于作者观察体验，也容易写得生动，而且能及时反映现实。作者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从他的《风雨江坪河》到《怪病》，都是近十年内的事件，加上他本人有从事新闻、广播业务的经历和在文学手法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使他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社会的热点，洞察人物的心理特征，运用人物的生活语言。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适度迎合读者的时尚思维和阅读趣味，从而在小说的可读性方面获得较大的成功。 《怪病》的创作，还得益于作者本人乡镇基层生活的实际体验。特别突出的是人物形象和生活化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人物形象鲜明，符合其社会角色，而且各有特点，从外貌，形象到内心活动，把握十分准确。作者没有把人物形象脸谱化，也没有把坏人写得天生的坏，更没有妖魔化，即使对赵文芝这样丧心病狂的杀人犯，也没有刻意丑化。而是将其犯罪动机寓于日常生活中，写出其从一个正常人到一个杀人犯的内心演变行为渐进的过程。使人物形象非常人性化、生活化。从而增强其人物的典型性和真实性。 在叙事手法上，《怪病》既有万人空巷、千头万绪的大场面，也有精雕细刻的生活细节。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破案过程，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忽略什么，都由作者剪裁取舍的笔力来实现。根据出版以后一些读者的反映，本书情节发展的自然、紧凑，人物、语言朴实、生动。 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用其替身“云作家”在“画外”连缀和表述，起到了一线穿珠的作用，成功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所以说，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 《怪病》在追求可读性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文学通俗化的手段，没有走入所谓“纯文学”的巢臼，而是尽量使之更通俗化。小说作者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明清以来小说的世俗化倾向。一是以小人物为主要角色，二是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三是不排斥，不回避性爱的描写，而且有较大的突破。这是历史世俗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实践，无疑都围绕着可读性在作努力，事实证明效果不错。 《怪病》一书中人物对世俗物质文明的追求和享受的描写。很多场景都是以小镇上的餐馆、娱乐场所为背景。小说主人公在这些地方吃喝嫖赌，为所欲为，对话语言十分生活化，可以用粗话流水来形容，该粗鄙时粗鄙，该放肆时放肆，无拘无束，很多形象描述，人物语言不乏诙谐、幽默。例如田嫦娟在男人和情妇“种天麻”（通奸）现场的一段痛骂，就非常符合当时的场景和人物身份，生活气息很浓，令人忍俊不禁。 部分读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看法中，曾就此有过一些不同看法和批评。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非正面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化语言的运用，都是必要的，只要符合人物身份和具体场景都是允许的。我个人以为雅俗共赏，不影响小说的文学性。 《怪病》的世俗化，还表现在有关因果报应的理念上，除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害人终害己、杀人必偿命的理念方面，还表现在某小说人物透露的《朱子治家格言》中“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的信条上。如赵文芝在被捕监押后，其妻田嫦娟同年轻的讨债人之间的性关系，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警示之笔。 《红楼梦》第十二回，说到纨绔子弟贾瑞缺少自知之明，见色起意，垂涎于王熙凤的美艳，结果走火入魔，被凤姐几番捉弄，得了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色痨病、单相思。有个道士为了救他，给他一面镜子，使他反照自己死后形象——一具可怕的骷髅，意在警戒他悬崖勒马、改邪归正，谁知他顽劣成性，不知悔悟，坚持正照风月鉴，结果被凤姐的幻象扯进深渊，不能自拔，一命呜呼。 我说这个例子所为何来？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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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丽 2016-04-28 14:43:13

作者是在散播淫秽，不堪入目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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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绮罗 2016-04-28 14:24:25

赵文芝真不是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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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平 2016-03-23 16:12:57

已读，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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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四郎 2016-03-18 12:34:33

这像报告文学，太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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