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后来深刻改变中国的新思想的时候，比他大6岁的蒋介石已在广东军政府负责粤军第2支队。其时，蒋介石正在闹情绪，他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擅离职守状态。

历史兴替，世事归真

出身盐商家庭的顽劣孩童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的一户没落盐商家庭。

蒋介石小时候，“近百户人家聚居在一条街上，就在剡溪边，只有几家小店铺，是米行、酱油店、饭馆、茶馆”。蒋家自蒋斯千（蒋介石祖父）始开办玉泰盐铺，后转给儿子蒋肇聪（蒋介石父亲）经营。蒋肇聪精明能干，凡事极少吃亏，落得“埠头黄鳝”的绰号。同时，蒋肇聪又是个热心人，善于调解邻里纠纷，是乡间庙灶的首事，所以族里有事发生，大家都叫他来管。1895年，蒋肇聪死于霍乱，蒋介石年仅8岁。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生有4个孩子，存活的有蒋介石、蒋瑞莲。蒋肇聪去世后，蒋介石就由母亲和祖父抚养。后来蒋介石对二人倍加颂扬。在1936年10月30日，他五十岁生日（虚岁）时说：

对先母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含辛茹苦地哺养和教育着我这遗孤。如今，她的陵墓上已草木丛生，我不能不痛感仍一事无成，我辜负了她老人家寄予我的希望。

据他透露，在那段日子里，他家境艰难，母亲用铁一般的严规戒律管束他。她只要觉得儿子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严格标准，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他。她相信仆人的活儿对锻炼他的性格有好处，所以就要他每天干洗碟子、拖地板之类的活儿。

王采玉在蒋家的生活，初时还算顺利，不愁吃穿。但好景不长，丈夫、公公先后过世，夫婿前妻长子在族人挑唆下，多占房产。王采玉只得带着蒋介石、蒋瑞莲，在分得的三间破房里，依靠24亩水田过活。让王采玉伤心的是，唯一的希望——蒋介石，幼时却偏偏“顽劣益甚”：

4岁时，正吃年夜饭，蒋介石为弄清楚嘴里的食物为何能源源不断地送进去，将筷子直插自己的喉咙，结果疼昏了过去；

5岁那年冬天，蒋介石跳进一口成人那么高的大水缸，因为缸里的冰块引起了他的好奇。结果他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吞了一肚子冰水，差点儿被淹死；

7岁时，他陪祖父到法华寺进香，回家路过山坡时乱跑，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读书后，一次，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来访，蒋介石出于好奇，一个人去遛马，没想到被马掀翻在地，对其后背一阵乱踢；

15岁结婚大喜之日，蒋介石扔掉瓜皮帽，不做新郎倌，竟和一帮小孩子抢起了鞭炮……

1921年，王采玉病逝，蒋介石愧疚难当，在其墓前题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坦然承认自己过去的调皮捣蛋。

不但顽皮，幼时的蒋介石还好为首领，他最喜欢的娱乐是玩打仗的游戏，面对年龄、力气比他大的孩子，他也总能轻易当上“大将军”“督军”之类的领袖。他经常站在一块高地上，向小伙伴们训话或给他们说古道今，这样他很早就养成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习惯。后来他时常发表一些没完没了的演说，正是得力于这种早熟的演讲基础。

由于蒋介石调皮捣蛋，经常惹事生非，王采玉很是担惊受怕，觉得他应该学一下规矩了。因此，在蒋介石4岁时，家里请了一位塾师。关于蒋介石的学习情况说法不一，但由于经常逃学，他的进步很慢，16岁时才学完四书五经。

1903年，蒋介石到奉化凤麓学堂学习，1905年转至宁波箭金学堂，1906年又转回奉化龙津中学。也是这一年，因为受到地痞无赖追要钱粮，蒋介石奋力抗争，结果锒铛入狱，后被岳父毛鼎和保释。

蒋介石曾感慨说，那时的清政权正处于最腐败的状况，腐朽的贪官污吏和堕落的显贵对欺压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家既无靠山又无权势，很快就成了他们欺凌的目标。苛捐杂税和不正当的劳役时不时地落在我们头上。有一次，他们在村公所前大庭广众之下欺负我们，我深感遗憾和痛心的是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都见之而无动于衷。那时我家境悲惨，的确无以形容。”蒋介石后来回忆说。

有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他的这段辛酸经历讲得比较清楚：溪口的一个村民因付不起粮租出逃了，由于蒋介石的父亲已去世，当地的官吏就将年幼的蒋介石抓起来，一直拖到村公所前，并威胁说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将他送进大牢。欠租最终由他家付了，他才被放出来。这次借“皇上”的名义而使蒋母和蒋介石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耻辱，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蒋介石经常将这件事称为“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此后，蒋介石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萌发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结识孙中山

1906年4月，蒋介石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并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同年底回国。

1907年，蒋介石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学校里的教员大多是日本人。由于他们国家刚刚打败沙皇军队，早些时候还战胜了中国军队，所以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有一次上卫生课，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它比作中国，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个教员解释道：中国有四亿人，而他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听到这里，蒋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把那土块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块，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教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可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蒋介石剪去了辫子的头威胁说：“你是个革命分子！”蒋介石答道：“先回答我说的对不对，请别把问题岔开！”

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举动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可能因此被赶出军校，还有可能被秘密逮捕。但校长只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就了结了。

这年年终，有一批学生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蒋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日语，在选拨中派上了用场。

1908年春，他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后加入同盟会。蒋介石第一次参加同盟会的大会时，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陈其美向孙中山引见了蒋介石。

关于这次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会晤，既无文字记载，又无影像资料。不管蒋介石在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晤中是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俩的会晤倒确有其事。那时的蒋介石正是一个渴求找到领袖的热情青年。他认识孙中山时，正值孙中山活动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1910年11月底，蒋介石从军校毕业，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为士官候补生。他的顶头上司是“大胡子将军”长冈外史。

整个冬季，蒋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时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马，然后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户外，晚上通常也要干奴仆般的苦活儿。后来蒋介石对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生活只字不提。

蒋介石似乎并没给他的日本长官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也绝没想到他会干成什么大事。后来，长冈外史冥思苦想试图找到蒋介石成功的秘密，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说：1927年在东京，他邀请蒋介石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样，蒋介石穿戴得笔挺，“像个潇洒的影星”，谦恭有礼得有点儿过分。告别的时候，蒋介石献给长冈外史一个条幅，上书“不负师教”四个字。长冈外史认为忠心耿耿和知恩必报正是蒋介石成功的秘诀。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决定暂时放弃在日本的学业，马上回去参加革命。自那以后，尤其是参加杭州战斗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经历就开始同中国的现代史结合在一起了。

国民党的史学家们都称蒋介石的部下为“敢死队”。在带领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之前，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恳切地希望她“恕儿不孝之罪”。接着他又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纵然战死也心甘情愿。从他母亲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刚强的母亲。她在回信中说：“献身与否均由你的事业决定。家中的事不必挂念。”

战斗胜利结束了，尽管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蒋介石的作用与重大得多的整个事业相比显得很有限——而且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个杭州起义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认为他干得挺不错。此后，蒋介石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5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2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

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去山东潍县（今潍坊）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介石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次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2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亡羊补牢的浮浪子弟

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中，蒋介石的生涯介于游侠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间。

1919年7月24日，在反思以前的个人经历时，蒋介石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

荒淫确是实情，蒋介石好色，国民党的元老几乎无人不知。他从21岁起即出入上海的烟花柳巷，欠下不少风流债，甚至染上花柳病，失去了头发。1919年，他在上海时藏在戴季陶家，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一个青楼情人的纠缠。

色字一关，蒋介石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为了管住自己，他甚至逃到日本，最初的自制也算有些成效，但总有反复。1920年，蒋介石在日记中不加隐晦地记录下自己“又发痴情”或“途行顿起邪念”，语气中多有自责。不过，再后一两年，终于只是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近40岁之时，蒋介石方能做到“放得下”。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参加为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坦陈“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乖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介石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号，曾因开设课程一事作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他陈述理由时“情态激烈”，让学校董事怒不可遏，几乎把他扭送官府查办。1908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家，与妻子发生口角，竟脚踹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腹部，致其流产。1919年，蒋介石避难戴季陶家时，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度想与戴季陶拼命。

蒋介石喜欢骂人，他那句“娘希匹”几乎无人不知，骂下人、骂下属，甚至发无名之怒，暴怒之时，几至“视国人皆为可杀”。有时，还会大打出手。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在人力车夫那里受气，一时不忿，拔拳相向，不料反吃大亏。

凡此种种，蒋介石都知道是自己不对，事后也会自责，并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如：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记过一次”；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但“乖方”终未能根除，而是一直伴随着蒋介石，如影随形。

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评判，他的性情应属乖张、疲玩一类。1921年，他自认：“唯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1924年，他在日记中自责：“至今不唯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痛自改过，定心养志，在蒋介石看来，应是自身成长不可或缺的环节。蒋介石克制这些坏毛病的法门来自古人，尤其是道学著作。他喜欢读朱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借此检讨自己的言行。蒋介石自己曾谈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一书，“奠立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所谓求学做事的根本，当然包括人格形成在内。

进入革命阵营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自己一生的事业有所设计，并有意识地磨砺、改变自己，蒋介石的同学回忆：

我与他最后一次的晤面，大约在1917或1918年，他来宁波，住在江北岸一个旅馆里，我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一中）教课，偶然在赵芝室先生家遇着，同在赵家吃了一顿饭，饭后玩扑克。他的态度倒完全改变了，沉默寡言，谨持严肃。我笑对他说：“从前你说我态度没有改变，我想我现在还是没有改变，你的态度倒是真正改变了。”他听了，微笑不答。

这个时期，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修身，践行道学一派所主张的“省、察、克、治”，其日记中有“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的记录。

比如蒋介石重戒贪寡欲。1920年，蒋介石检点当年花费，发现竟至七八千之巨，于是自责“奢侈无度……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1年，蒋介石曾希望孙中山能为他报销因葬母欠下的部分债务，但提出请求之前，蒋介石内心斗争激烈，日记中记载，“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

这种反省、修身对蒋介石的改造效果巨大。在与宋美龄结婚后，除了时常仍难以控制他的脾气之外，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与其青年时代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廉洁、朴素方面尤为人称道。但在1927年前后，修身对于蒋介石的意义却有不同，早年冀图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后来，蒋介石地位已定，继续修身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就蒋介石而言，通过自身的修行和人格培养，虽未必能痛改前非，但精神面貌确有改观。1923年访问苏联时，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评价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左翼，是最老的党员之一，深受孙逸仙（孙中山）的信任。同我们很亲近。日前他已脱离中国南方的军事工作。他支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提出的观察报告则为：

蒋介石坦率，彬彬有礼，有些客气，但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他喜欢作总结。代表团成员，特别是蒋介石，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

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当然应归功于蒋介石经年的努力。另外，后来他常常表现出的坚强意志、执拗韧性、遇事敢下决断与其对曾国藩、胡林翼坚韧精神的体会也不无关系。蒋介石曾经回忆，20世纪20年代在广东时，由于他常常强调做事要有决心，以至“当时广东许多人常常讥笑我，说我‘决心来了’”。

总体上，在修身养性方面，蒋介石对自己要求甚严，束缚颇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认为他鲁钝，但这可能低估了蒋介石。他还在1923年从苏联归国后，即留有以下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娇气未除。而其病根，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唯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

一个迟到的“新青年”

相对于修身养性、待人接物风格的旧派，蒋介石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却处处透着新意。毕竟，他生活在一个热血青年积极探索救国真理的年代，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社会的巨大变动，让他希望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努力思索着要许给这个国家一个怎样的将来。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王朝权威崩溃，中国社会思想进入短暂的自由状态，西方思潮在全面解冻的背景下大举涌入，人们对传统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全面反思也逐渐开始。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大量介绍西方近代社会文化观念，揭开气势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新文化运动包容各个方向不同的发展流派，提倡科学、民主，要求人的尊严、价值的重新确认，从社会思想、价值体系及习俗规范等方面全面冲击中国传统精神。不管人们对运动本身作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对中国社会思想造成了无与伦比的冲击，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摆脱独尊儒学的束缚，呈现多元发展格局。

蒋介石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引人注目的表现。他当时主要致力于军事领域，对社会思想问题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蒋介石于形势变迁保持敏感，对新事物并不排斥。1919年，蒋介石偶然被一本《新青年》吸引。此后的几年中，他常常手捧着这本杂志，阅读不辍。

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对由北京大学罗家伦编辑的《新潮》颇为喜欢。读此类杂志，几乎是当时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标志。此刻，32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

有一段时间，马克思、列宁也成了蒋介石的案头常客。他常看的书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共产党宣言》等，并坚持做笔记，发表看法。比如，他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就说：“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1925年后，列宁也被他纳入视野。11月21日，蒋介石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另外，序中亦有“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之句。马列著作对蒋介石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当时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但不能因此断言蒋介石此时对马列的态度属于投机，接受新事物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

不过，他对马列著作的理解并不深刻，对未来的选择也是犹犹豫豫。相对清晰的，或许是他对乡村士绅、资本家、军阀、政客等那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憎恶，而这同样是新派人物的共性。

蒋介石在1919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绅耆阶级之不打破，则平民无伸张权力之理，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工人则不乏同情言论：“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他在上海经营交易所，虽属投机，却也目睹了资本家倾轧、垄断的黑幕，并感概“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对于军阀，蒋介石愤怒更多，“恨手无寸铁，不能杀尽狐媚之政客、议员，以清时局也”。

此外，他反对蓄奴、主张打破家族观念，即使对他不怎么了解的工人也抱有一定的同情，1921年8月蒋介石曾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并为之感动。他说：“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而不加矜恤，久之必演成阶级斗争。”不过，蒋介石并不喜欢“阶级斗争”，认为革命政府中，如果工人罢工就是反革命，届时使用“非常手段，亦未可知”。在他掌权前后，他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工人运动的。

同那时的“新青年”一样，蒋介石对于民族危机有深深的忧虑，他内心中民族主义情结更深。他称五四运动：“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北伐时期，为适应时势，更予五四以积极评价，指出：“五四以后，吾民受欧战之刺激，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崛起之指示，国民运动，已渐普及于劳工，全体人民更联合以求中国之解放。”

1920年11月，在香港看到英国大规模建设的情况，他亦曾感慨：“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事件后。蒋介石以悲愤之笔言说：“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后，他逐日在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近百条，大多为“英虏皆可杀”，“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之类。

除了把“英虏”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而对于他曾留学的日本，蒋介石也会直接用“倭狗、倭奴”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