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革命，仍在寻觅中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开始在村里的私塾念书。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会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4个月的列兵生活，他除了参加军事训练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时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他在阅读《湘汉新闻》时，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他却兴趣浓厚，并写信与同学讨论。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2年2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在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政府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以法治国。国文教师柳潜在批阅该文章时，啧啧称奇，欣然批曰：“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仅读半年，毛泽东以省立一中所学有限，主动退学，并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去省立图书馆阅读。这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了他选择性阅读的书目。正是在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由此眼界更加宽阔。他总结这自修的半年时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他在这所学校连同预科，一共读了5年。他后来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除修学储能外，他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

在湖南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目睹了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毛泽东的心一刻都无法宁静，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当时，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本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爱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但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毛泽东阅读《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他深深地感到，要想救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主要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急进的无畏战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甚至热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那时刚好有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传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人去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修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从上海去法国。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这一运动的又一成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很艰辛，生活也很艰苦。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的生活费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以及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很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除了语言和经济的原因，说到底，毛泽东选择留下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他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讲到放弃去法国的理由，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之后，他决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初，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高，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五四运动中，以《湘江评论》为平台，支援北京学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次年1月，英、美、法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战胜国一方，也属战胜国之一，于是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的各种权益，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却遭到拒绝。此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4月底，北京2.5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会，一致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烧了，又把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抵制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据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13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他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3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工作，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与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行事作风，以重实干闻名。参与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少年中国学会），即提出‘工读互助’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是一种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 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立意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在创刊词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认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文中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发行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在当时的湖南，其发行量是很大的）。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学生运动，推动了知识界、教育文化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在一份报纸上，有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极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很破旧。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刚刚印出，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内容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