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中国近代史第一页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虎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虎门销烟被视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而鸦片战争则是中国近代史的揭幕之战。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历史的夹缝其实也是历史的关键，而关系到一个民族未来命运的主人公，正是一个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关键人物——林则徐。林则徐销烟，为什么在虎门？历史为什么偏偏作出这样的选择？

若从清入关算起，大清帝国足有268年的历史。入关之初，“清廷为办铜需要，最初并不禁海”。然好景不长，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为“防汉制夷”，尤其是为扫平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义军，在东南沿海实施了极其严厉的海禁，逼迫沿海百姓内迁30至50里，封镇海岸，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直到“经文纬武，寰宇一统”的康熙大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海氛廓清，海禁遂开”，清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在其后的30多年里，中国进入了海上贸易最为活跃和繁荣的黄金时代。

然而海外贸易不止给大清帝国带来了滚滚财源，也让康熙倍感来自海上的威胁。无奈之下，海禁再行。与此同时，清廷还一再严令限制丝绸、茶叶等外商需求量最大的中国商品的出口量，对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也颁布了许多禁令。从此之后，清廷的海禁一直未见松动，并且愈演愈烈，乾隆颁布的“闭关锁国”政策将其推向顶峰。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帝国那紧闭的国门终在“英夷”的炮火中轰然洞穿……

在强敌面前，中国向来不缺血性之人，“犁锄棍棒，皆可为兵；妇女老幼，咸知杀敌”。关天培浴血战场，死而不倒；葛云飞被砍去半张脸，仍挥刀死拼；陈连升战死之后，战马仍不屈服，绝食而死。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当冷兵器遭遇坚船利炮，为了守住国家的每寸土地，5800名守军以短兵相接，血溅三尺，至死无一变节投降……英国人感叹，假如给中国人欧洲的武器弹药，将会证实他们并不是可轻视的对手。

如今，关于这场遥远而又惨烈的战争的一切痕迹几乎都已消磨殆尽，但对其的追问和反思，永远也不会过时。

英国的推敲与试探

1792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收到一封奏折，上面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要遣使来华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可是当时的乾隆帝已经82岁了！史学家认为这是西欧各国中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这支来华的庞大使团，汇聚了各类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开始就有着一明一暗两个目的，有学者认为，英国使团的此次访华，为40多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英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侵略性，中英第一次接触也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的。1637年，英国派遣了一支武装船队驶往中国，这是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试探性通商，也是英国武装商船对中国海防前线的第一次军事试探，其结果是，英国展示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他们以炮火击碎了帝国的尊严，但他们的炮火却没有击破一个天朝上国的迷梦与幻觉。

一封迟到390年的信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致函万历皇帝，她以谦逊而恳切的语气请求万力皇帝能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自由经商。信的内容如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

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

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

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如果这封信能顺利送达明廷，中英通商极有可能达成。

但非常可惜，那名英国信使所乘坐的轮船在风暴中葬身于大西洋底。直到1978年，人们才在海底沉船中打捞出了那封密封了近四个世纪的信，后由英国工贸大臣亲手交给了中国当时的外贸部长。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在祝酒词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这封信。

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止一次致函中国皇帝，至少有两次。进入17世纪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也曾两度致信中国皇帝，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血与火的第一次接触

为了打开一扇东方帝国之门，英国人苦心孤诣策划过各种方案，战争也一直是其选项之一。

时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一支由五艘武装商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入南海，这是史上第一支驶往中国的英国武装船队，率领这支船队的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威得尔。

行前，英王查理一世敕令威得尔，进入中国海域时，“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这就宿命般地注定了，中英通商史中英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侵略性，中英第一次接触也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的，这是探寻中英通商史时绝对不可忽视的前提。

其实，在威得尔船队抵达澳门港之前，葡萄牙人早已捷足先登，在明清史籍中，葡萄牙人多被称为大西洋人。

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到达广东屯门。正德十二年（1517年），8艘葡萄牙海盗船，以朝贡通商为名，突入广东东莞，发炮轰击，“大炮迅烈，震骇远近”，明政府以无朝贡旧例，加以拒绝；葡萄牙海盗船“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以后便在广东沿海杀人抢船，从事海盗掠劫活动。明政府为保卫海疆，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发兵征讨，次年将海盗船驱逐出粤，葡萄牙人转而在闽浙一带掠劫，并勾结倭寇，成为明政府东南大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澳门）地暴诸水渍贡物”，以欺诈手段，从广东官府强租了澳门，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欧洲人，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后来，澳门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收舶地。

而葡萄牙人为了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并不愿意让欧洲其他国家染指澳门，当威得尔船队万里迢迢抵达澳门时，葡萄牙人不准他们在澳门港登岸，并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说他们企图前来捣乱，应予以驱逐。葡萄牙人还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此时的英国尚未强势崛起，威得尔只得忍气吞声，率船队绕过澳门开往广州，欲与中国直接通商。当船队抵达虎门珠江口时，他们被镇守虎门的中国守军拦了下来。但虎门守军并未对他们发难，只是告知他们，须经广州官府批准后，他们才能驶入珠江。

威得尔在等待数日后仍未得到答复，便率领武装船队强闯虎门。虎门守军随即鸣炮示警，威得尔是个脾气火爆的军人，一嗅到火药味就立即作出反应，下令开炮还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小规模军事冲突就这样爆发了。

这次短兵相接，也是英国武装商船对中国海防前线的第一次军事试探，其结果是，英国展示了坚船利炮的威力，火速攻占了一个炮台，接着他们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国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随后长驱直入，由珠江口驶入珠江内河，为防止珠江沿岸中国守军的攻击，他们沿途还劫持了两只小船，一同开往广州。

入港后，威得尔一边派人与广州官府谈判，一边乘机在广州卸下满船货物，准备在广州销售。他们还采购了一些让他们垂涎不已的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打算运往英国销售。

英船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大明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官府的愤怒。广州官府随即将三个来谈判的“英夷”投入大牢，并将英国人的货物统统没收。9月10日，广东海防衙门派出3艘战船，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英国船队只得仓皇溜走。

威得尔率船队返回虎门后，一怒之下，于19日在虎门纵火烧毁了3艘中国船只，焚毁1个市镇，抢了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一艘大船。

明朝官府迅速调集军队，准备剿灭这支气焰嚣张的英国船队。威得尔见势不妙，赶紧带领船队逃到了澳门港，并央求葡萄牙人帮他们斡旋调解。

11月22日，威得尔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得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不予追究，令其完成贸易后尽快离境，并释放三个英国人，发还了他们购买的货物。崇祯帝接到广东官府的奏折后，随即诏令：“红夷（英国人）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所谓“红夷误入”，只是崇祯帝为自己挣脸面的说辞，而“日后不许再来”，则决然宣布“红夷”为不受欢迎的人。

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试探性通商，就这样收场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以炮火击碎了帝国的尊严，但他们的炮火却没有击破一个天朝上国的迷梦与幻觉。

首次前往中国的西方正式使节

在威得尔船队离去之后，英国仍一直寻求各种途径打开那扇遥远的东方帝国之门，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自此之后，英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派船到中国活动。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才有第一只商船来华。但由于南明政权正在和清军对抗，英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那个时空维度里，世界各国的力量此消彼长。随着英国国力日益强盛，英国一举夺得海上霸主的地位。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在西方列强中迅速强势崛起，其工业产量在18世纪末已占世界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为了开辟境外市场和寻找资源，英国以全球性的目光打量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工业化打造出的更精锐的船舰和利器，又把他们载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他们扫平一切障碍。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简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市场，又怎能不让西方列强觊觎？

当英国迅猛崛起之际，那个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乾隆帝，一直在雄心勃勃地打造一个庞大而封闭的独立王国。在“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表之下，几乎无人发出“盛世危言”，尤其是缺乏明万历年间张居正那种具有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的大臣，康乾年间那些载入史册的名臣，大多是为这个帝国修补漏洞与残缺的出色工匠，但凡一点微不足道的变革，还必须先在历史先例中找到变通之法。一个帝国如此僵化，又非常傲慢，对海外那些“蕞尔番邦、红夷生番”，既无暇顾及也不屑一顾。

在这一背景下，英王乔治三世又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出了史上第一个访华使团，试图与中国签订通商协议，但该使团命途多舛，在风暴和疾病的折腾下半途折返。过了5年，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乔治三世钦命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派出了第二个访华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出使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西欧各国中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

出发前，英国外相邓达斯向马戛尔尼提出了7个目标：一、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二、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市场；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市场；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在中国多走走看看，对中国的实力做出评估。

如今读来，不难从中嗅出些许殖民的味道。

埋在鸦片战争47年前的伏笔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率领着一支由7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使团船队中最大的一艘是由皇家海军提供的“狮子”号军舰，也是他们的旗舰，载有64门火炮。

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曾担任英国的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等职，对国际外交很有见地。在英国人眼里，他是贤明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

他精心挑选了各种能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新发明，他还煞费苦心地挑选使团成员，不但有外交官和贵族，还有天文学家、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兵器专家、航海家、制图家、植物学家、画家以及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马戛尔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中国皇帝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他13岁的儿子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小的成员。在当时，英国人中极少有会说中国话的，小斯当东是其中之一。他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除了一些日常用语和礼仪用语，还能写几个汉字。

经过近9个月的远航，马戛尔尼使团船队终于在1793年6月19日抵达澳门。但马戛尔尼的船队并未直接驶入广州黄埔港，而是打算沿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一支庞大的英国使团船队北上天津，这其实也是必然的选择。而且船上装有大量为乾隆帝贺寿的珍贵礼品和精密仪器，陆路赴京既麻烦又容易损坏这些物品。但在这貌似合情合理的表象之下，预伏着历史的玄机。

马戛尔尼率团出使中国，一开始就有着一明一暗两个目的。其明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通商的外交关系，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另一方面，则是暗地里对中国沿海进行一次长线侦察，搜集有关中国沿海的情报，评估中国的实力，为英国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

此次，他们从澳门出发，沿中国东南海岸线直达大清帝国京畿之地的天津，中途还驶入舟山海域，又在定海港停泊休整数日。一路上，他们把围绕中国东南沿海的海路侦察得一清二楚，进一步修正了英国在几十年前就已得到的关于中国海岸线的测绘图，并添加了新的内陆航线数据。

他们在舟山海域停泊的数日里，测得了大量数据，发现舟山是一个在贸易上和军事上都极具战略地位的天然良港。47年后，当英国在虎门销烟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侵华远征军第一次北上，也是先舍弃广州，从澳门沿东南海岸线北上，在攻克舟山定海后北上天津大沽。

英国使团的第一次访华，和英国远征军第一次侵华，在路线上有着惊人的巧合，几乎如出一辙。天底下怎么会有此巧合的事情？有学者认为，这是英国人早已埋下的伏笔。

当年，乾隆帝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英吉利这么一个遥不可及的“番邦”。为了看看这个“番邦”在哪儿，他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其中记载了当时中国所知的所有国家，但乾隆帝睁大双眼，也只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法兰西、意大利、葡萄牙。出于对这个远在“四夷”之外的“番邦”的使团的眷顾，乾隆帝还诏谕沿途官吏对“英国贡使”一路施恩。当时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些“红夷”，将会成为摧毁大清帝国的第一“杀手”。

窥破盛世王朝的神话

英使船队于1793年7月下旬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在踏进大清国门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一直还沉浸在《马可·波罗游记》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无不令他们憧憬和期待。

当时的欧洲流行着一股中国风，人们把花园布置成中国园林的样子，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连英国女王也喜欢穿中国服装。英国作家约翰·夏贝尔在1755年出版的《英国书简》中写道：“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

让西方人趋之若鹜的“中国热”，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种是物质上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兴趣盎然，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市场都炙手可热；而另一种则是文化上的。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由于法国人民极度不满他的统治，涌现了一批渴望推翻专制统治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迷”，急于找到另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形态来打破专制桎梏，于是他们根据各自的需求，塑造了一个近乎神话和天国般的东方盛世之国。这些有影响力的欧洲学者们，都呼吁西方应向中国学习。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最憧憬的就是走进中国，亲眼看看这个黄金遍地的盛世帝国和礼仪之邦。行前，他让人把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都买齐了，一路上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可就在到达中国的第一天，眼前的一切让马戛尔尼一行大失所望。

使团事务总管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记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幢像绅土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帝曾下旨，令沿途官员好好招待英国人。船到大沽口外，地方官员送来许多食物，包括20头小牛、100头猪、100只羊、1000只鸡、3000个南瓜，以及许多果品时蔬，足够600人吃一周。由于许多牲畜在运送途中碰撞死去，英国人不屑地把它们丢入海中，但中国人连忙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用盐腌上，等过年再吃。

中国普通百姓生活虽然困苦，但他们却总是带着愉快善意的面容。约翰·巴罗写道：“他们彼此间的融洽态度给人好感。天真、纯朴的样子显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使团雇佣的水手总是高高兴兴的。划船时，为了确保行动一致，他们唱着统一的劳动号子，歌声中充满了振奋和快乐。”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国百姓是一群极其吃苦耐劳、快乐活泼的人。然而，官吏们总是任意处罚和凌辱他们。英国使团刚到定海，地方官为了给他们寻找领航员，将一群样子极可怜的人押进大堂。其中两人因为有过航海经历，被征为领航员。他们跪着求长官放过他们。如果他们带领使团船队去天津，就不能养家糊口了。可是任凭这二人如何哀求，长官仍不为所动，命令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上船。

从通州到北京的一路上，纤夫们的惨状也让使节团成员唏嘘不已。当时已是枯水季，船只无法在运河中行驶，船户和纤夫们不得不用绳子拉着巨大的船只在河道中前行。据约翰·巴罗记载，纤夫是“从河畔村庄强征来干这苦力活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船到达前，派人趁天黑突然把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床上叫起来。但满月的日子，一般休息的时间推迟，大家有了警觉，所以当官员派遣的役吏到达，可能被拉差的人都躲藏起来，因此除震耳的锣声、号角声和爆竹声外，我们时时听到那些不愿拉纤的人挨杖和受鞭打的惨叫声”。

见到皇帝，跪还是不跪

尽管英国人看穿了大清帝国外强中干的真相，但这个庞大无比的帝国还是让他们充满敬畏。

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是钦差大臣徵瑞、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副将王文雄。7月31日，乔人杰和王文雄登上英船“狮子”号拜访了马戛尔尼。第一次会面中，徵瑞没有露面。马戛尔尼以为他“怕海”，所以宁愿留在陆地上。实际却是钦差大臣根本不屑上外国船。

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安装英国带来的仪器外，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主要成员前往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英国人早已领教过中国道路的泥泞难走，可从北京到热河的道路却平坦而宽阔。打听后才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专为皇帝修的“御道”，平时严禁人行，只有皇帝的仪仗才能走。乾隆帝9月下旬要回北京，“御道”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用黄土垫道。“御道”长达200公里，整修工程需动用23000多名兵丁。马戛尔尼感慨：“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见到乾隆帝前，马戛尔尼曾不止一次说，英国国王是西方第一雄主，乾隆皇帝是东方第一雄主，可现在他发现英国国王的权威远不及中国皇帝。

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清廷上下与马戛尔尼之间的礼仪之争也进入白热化。早在觐见之前，清廷就提出，马戛尔尼必须按藩国贡使觐见天朝大皇帝之惯例，行三跪九叩之礼。

跪还是不跪？怎么跪？马戛尔尼在这一问题上被生生卡住了。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是代表英国的全权特使，一旦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那就意味着英国对中国俯首称臣。但若不跪不叩，他不但见不到大清皇帝，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为了这次出使，打开中英通商之门，英国已经翘首企盼了200年。

马戛尔尼到底有没有对乾隆皇帝磕头，这个问题让后人争论了百年。有一种说法是，在几经交涉之后，马戛尔尼最终与清廷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使节，他可以按照英国最崇高的礼仪向大清皇帝行单膝跪礼，而不用双膝下跪叩头。然而，不恭顺的英使让乾隆帝大为不满，他下谕旨：取消英使其他活动，万寿节过后，尽快打发他们上路。

乾隆帝的庆寿大典在八月十三日（9月5日）举行，当老迈的乾隆帝出现时，在司仪的统一指挥下，天朝的文武百官按品秩高低依次上前，三跪九叩，敬祝圣上万寿无疆。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而千篇一律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僵硬、麻木、肃穆，在英国人看来，这不像在贺寿，倒像是一个充满了凭吊意味的葬礼。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这场“演出”也有即兴的成分。双方谈话需要通过几道翻译，非常麻烦。乾隆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马戛尔尼回答，有一见习童子，今年13岁，能略讲几句。他就是小斯当东。

乾隆帝听了，便把小斯当东招呼到自己身边，让这个漂亮的洋娃娃靠在自己的膝盖上。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把老皇帝逗得龙颜大悦，乾隆帝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送给小斯当东。这样的“圣眷隆恩”，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可乾隆帝却不知道，48年后，这个洋娃娃成了英国下院议员，当议会为是否向中国开战而争论不休时，他以一个“中国通”的权威口吻声称：“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