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四年春闱揭榜，贝子德麟充任导引官，由他带领新科进士赴太和殿觐见天子，可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这位贝子爷迟迟没有到场。嘉庆帝命人去查问，结果德麟还躺在家中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竟把导引官的光荣职责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嘉庆帝大怒，命人将他重笞四十大板并革去爵位。可德麟宁可革去爵位，也不愿戒除烟瘾。据统计，道光十五年，全国抽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鸦片鬼除了抽大烟，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促使中国有识之士深思，对于万恶的鸦片走私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道光帝的臣僚们爆发了一场持久的论战。而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最终还要看道光帝摊开的那张底牌。

鸦片烟毒汹汹然已成泛滥之势

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后，西方的“中国热”在文化上逐渐降温，但物质上却热情不减，反而更热了。由于大清帝国几乎不从英国进口产品，致使中英双方贸易出现严重的不平衡，贸易利润几乎向中国一边倒，使英国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着两三百万两白银的顺差。

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撬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势必要谋求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获取暴利的手段，那就是鸦片。于是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追溯鸦片传入中国的源头，英国人并非始作俑者。据记载，早在汉武帝年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已传入中国。但当时的鸦片只是作为一种治病的良药，后来又作为镇痛和外科手术的麻醉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是这方面的杰出实践者。

唐代也有从阿拉伯进口鸦片的记载，当时，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到了宋代，苏东坡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中有这样两句：“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栗汤。”鸡苏、莺粟皆为药用植物，莺粟即罂粟，那时颇为流行以罂粟煮茶煎汤。

从鸦片传入中国的悠久历史看，此物从未成为灾难性的毒品，有人分析，这与食用方式有关。在清代以前，人们吃食鸦片一般都是掺上其他药物或用茶叶煎汤喝掉，或掺入丹药服用。

17世纪的英国临床医学奠基人、被誉为“鸦片哲人”的托马斯·悉登汉姆曾赞誉道：“无论是从它（鸦片）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站在医学的立场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但从治病良药到致命的毒品，两者之间并无鸿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转化。

据《大明会典》载，当时明朝的藩属国向皇帝朝贡“乌香”，“乌香”即是鸦片的又一个别名。“一两乌香一两金”，不是升斗小民有福消受的。万历皇帝还给此物取名为“福寿膏”，他因用“福寿膏”而纵欲过度、身体虚弱，在其执政的中后期几乎不上朝理政，致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万历皇帝原本是一个“有勤勉明君之风范”的皇帝，在张居正等大臣辅佐之下，他推行“万历新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使一度中衰的明朝再次由衰转盛，据称其国库存银存粮即使闹灾十年也足够支用，“中外乂安，海内殷阜”，是汉“文景之治”、唐“开元盛世”都未曾有过的盛况，也是后来的“康乾盛世”无法比拟的。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估，万历时代，明朝的经济一度处于当时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这个东方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鸦片葬送了。但终明一朝，鸦片并未泛滥成灾，一是它十分珍稀和金贵，难以流入民间，二是此物无论是煮茶煎汤，还是掺入丹药中服用，一般不至于让人产生难以抗拒的毒瘾。

从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到满清入关后的几位“圣主明君”，皆严令禁烟，但其所禁之烟并非大烟（鸦片），而是一般的黄烟或烟草。鸦片真正成为一种难以抵御的毒品，源于其吸食方式的“革命”。

据史家考证，吸食鸦片最早是从爪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苏门答腊一带开始，有人发明了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在清代初年，此法被荷兰人传入中国，由台湾而至大陆。在传播过程中，吸食工具也不断得到改进，打造得越来越完善，如烟锅、烟签、烟灯和烟枪等，几如精美的工艺品。正是这种吸食方式的改变，加快了鸦片烟毒在中国的传播速度。

清朝皇帝中，第一个对鸦片高度警觉的是雍正帝。他在位十三年，那时中国吸食鸦片的人还不多，但他察觉到这种大烟远比黄烟更具危害性，于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了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第一个针对鸦片的禁烟令，并制定了《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其主要惩戒措施为：“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感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透过这一条例，可见清廷禁烟之严、惩罚之厉。但这条严令百密一疏，留下了一个法律的空子，该条例只对国内种植和生产鸦片严处，却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鸦片可以以药物的名义进口，这就为鸦片输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于雍正禁烟令留下的这个空子，有猜测认为是进口鸦片可为清廷捞到大笔税收，这或许是清廷不愿堵死鸦片进口之门的原因之一。

尽管英国并非鸦片传入中国的始作俑者，但绝对是让鸦片流毒中国的元凶。从海外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控制的印度，由英国政府授予垄断经营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手操纵。

据史料记载，就在雍正帝发布鸦片禁令当年，中国合法进口鸦片为两百余箱。诚然，两百余箱鸦片对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算多，但此后的疯涨之势让人触目惊心。

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船鸦片从印度运到粤海关，每箱鸦片比在印度的购价翻了六倍多。在暴利的驱使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正式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计划：在印度大面积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购买中国茶叶。

这一计划于1773年得到批准实施。那年为乾隆三十八年，63岁的乾隆帝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立皇十五子颙琰（后来的嘉庆帝）为太子。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一足以毁灭中国的计划，从乾隆帝到清廷文武百官几乎都没有察觉。但随着鸦片输入量的迅猛增加，乾隆帝和清廷都不可能没有察觉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一半了。

在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的《我看乾隆盛世》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鸦片的记载：“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鸦片……”

愈禁愈多的鸦片

时间来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这是一个戊戌年，按照中国古代历法以60年为一甲子，此时到戊戌变法正好是一个甲子。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大事，几乎都和鸦片有关。

论及禁止鸦片烟毒，道光帝可以说是历代皇帝中态度最坚决的。但在虎门销烟之前，一切如同历史的重演，越是禁烟喊得最严厉的时候，越是鸦片走私最猖獗的时候。从雍正帝颁发第一道针对鸦片的禁烟令，历经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100余年来清政府一直无法禁绝鸦片。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乾隆晚年，清朝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到嘉庆初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逼近每年4500箱；到了道光时期，从道光帝继位到道光十四年，清廷先后颁布8次禁令，严令之下，输入中国的鸦片却陷入全面失控的状态，到道光十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竟突破4万箱。19世纪30年代，中国鸦片的进口量达到19世纪初的8倍以上。

不得不说，在西方列强中，英国打开大清帝国之门的手段既是最阴毒的，也是最成功的，他们利用鸦片走私非常成功地扭转了中英贸易逆差。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的百年大梦就已变为了现实，中国由两百多年来的对外贸易出超国变成入超国。而逆差之下，势必造成大清帝国国内白银急遽外流。随着大清国库银两锐减，黑色的鸦片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白银危机，一年更甚于一年。

为了填补白银外流的巨大空洞，只能依靠铸币厂疯狂加铸铜钱。清政府又把危机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当时老百姓的日常开支和劳动所得都是用铜钱支付，朝廷却规定交纳的各种赋税必须把铜钱折成白银。由于银贵铜贱，换算之间，老百姓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疯长、铜钱的狂跌而愈加沉重。在虎门销烟的前几年，一边是每年有上万箱的走私鸦片输入中国，一边是中国每年高达1000万两的白银流向国外。1000万两，将近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4，如此之多的银子全被鸦片烟枪给烧掉了！

1833年底，英国国会和枢密院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从此终结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达200多年的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但这对于中国绝非什么好事，英国政府这招其实比垄断经营更厉害，他们假以自由贸易之名，英国对华贸易由此进入“散商”时代。这大大刺激了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为他们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激情与活力，谁都可以参与鸦片贩运。又加之粤海关处于一口通商、别无分店的绝对优势，早已陷入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怪圈，贪污腐败的海关官员与那些享有垄断经营权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互相勾结，让一座海关形同虚设，致使走私鸦片长驱直入。作为禁令执行者的清朝官吏，本身就是鸦片走私的包庇者、纵容者和得益者，违章犯法的鸦片贩子凭着贿赂使非法成为事实上的合法，走私成为公开贩卖。人世间的一切最污秽、最卑鄙的勾当，也就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了。

当时，年轻的马克思正在远隔重洋的德国关注着鸦片走私中国的动向，他在日后冷峻而清醒地指出：“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当腐败与鸦片走私陷入了恶性循环，事情竟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局面：清廷每一次重申禁烟令，对鸦片走私非但不能遏制，反而助长和刺激了鸦片价格疯长，鸦片走私愈加猖獗，白银外流愈益严重，贪贿现象愈益频繁。

弛禁与严禁之争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本家、英印政府以及东印度公司和中外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对中华民族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诚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所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若不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制止，这将是一个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

随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首先就在精神上、肉体上直接摧残了中国人。最初，吸食者都是贵族、地主、官僚和大商贾等有钱人，紫禁城内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很多都染上了大烟瘾。嘉庆二十四年春闱揭榜，贝子德麟充任导引官，由他带领新科进士赴太和殿觐见天子，可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这位贝子爷迟迟没有到场。那些新科进士在大殿外边儿晒太阳倒也无所谓，但嘉庆帝端坐在龙椅上，等得烦不胜烦了。他命人去查问德麟是怎么回事，结果德麟还躺在家中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竟把导引官的光荣职责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嘉庆帝大怒，命人将他重笞四十大板并革去爵位。可德麟宁可革去爵位，也不愿戒除烟瘾。

后来，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如太监、衙门书吏、差役、军官、士兵渐次卷入。最后，连僧尼道士、妓女乞丐、平民百姓也都抽吸，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吸烟群体。据统计，道光十五年全国抽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清人俞蛟在《梦厂杂著》中对瘾君子有记载：“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一旦吸鸦片成瘾，鸦片鬼除了抽大烟，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为了抽上一口烟，其人格也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一旦烟瘾发作，什么下作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促使中国有识之士深思，对于万恶的鸦片走私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道光帝的臣僚们爆发了一场持久的论战。

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州方面就有一批官绅士夫对朝廷禁烟成效表示怀疑，街谈巷议，日盛一日。当时担任广东观察使的许乃济，对鸦片愈禁愈多，白银严重外流，深为忧虑，经常与友人商讨解决烟毒的办法。后来，许乃济奉调入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一个专门掌管祭祀和典守天坛、太庙、社稷坛等事务的机关。少卿是太常寺首长、管理寺事大臣的副手，正四品。因为是中央机构之一，有上折奏事的权利。本来，这是一个清闲的差事，除了保证坛、庙、社得到有效保护，每年按例祭祀如仪外，几与朝政没有任何牵涉，大可以看看闲书，喝喝热茶。但许乃济却本着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精神，心思不在做一个闲官而忘不了举国为之忧虑的鸦片问题。于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在奏折中，许乃济提出：鸦片愈禁愈多，禁令不仅成为具文，而且也成了胥吏棍徒借以受贿的利薮，不如准令英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任其入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便可省每年千余万金之偷漏。吸烟者虽众，但多为游惰无赖、不足轻重之辈，以中国人口之多，区区吸食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要禁的话，只须禁文武兵弁士子等，民间兴贩吸食可一概勿论。同时，他建议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以土烟抵制洋烟，这样便可收到不禁自禁的效果。

由此，对于禁烟问题，朝廷官员开始分为弛禁与严禁两大派别。无论弛禁还是严禁，不能一概简单地以忠奸而论，历史从来没有那样泾渭分明，也有交叉和转化的夹缝地带，即便许乃济的主张从今天看来无异于饮鸩止渴，但他并非从一己私利，而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思虑良久才提出这样一个对策的。

当时，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提取鸦片的建议，在士大夫中影响深远，连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也一度认可这个主张。这是历史事实，有林则徐留下的白纸黑字为证，这也成了后来不少人攻击林则徐的一个话柄。然而，历史要辩证地看，这里边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这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禁烟也已彻底大败的绝境中，最终所做出的无奈而绝望的选择。

对于许乃济弛禁的主张，道光帝又是如何看的呢？他在御览之后未立马御批，思忖两日后，将许乃济的奏折特批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议复。这三位大臣地处粤海的前沿、鸦片走私的重灾区，道光帝的言下之意是，你们看着办吧。这可让邓廷桢等人犯了难。

邓廷桢，字维周，南京人。他比林则徐年长近10岁，为嘉庆六年进士，屡经宦途历练。道光十五年（1835年）底，62岁的邓廷桢从安徽巡抚擢升两广总督，一到广州就碰到棘手的鸦片走私问题。而在他入粤的第二年，又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他也不知道如何议复才是。但圣命难违，又不能议而不复。他和祁贡、文祥在反复琢磨之后，认为道光帝对严禁鸦片有所松动，最终联合奏复一道《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复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一致赞同许乃济之论，还把许乃济的弛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拟订了《弛禁章程九条》，奏称：“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这可能是邓廷桢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他一世英名差点毁于一旦。

据梁廷楠《夷氛闻记》记载，邓廷桢的门人、越华书院主讲陈鸿墀在他们“议复”之前就提醒过他：“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所谓百世后，也就是一个关乎身后名的问题。一个士大夫，对自己的身后名是不能不在乎的，甚至还抱有敬畏之心。而且，像邓廷桢这样的封疆大吏，以其权力之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步走错，朝野瞩目，这也给当世及后世留下了一个议论的话柄。设若其《弛禁章程九条》付诸实施，从鸦片进口、运输、种植、生产、销售将完全合法化，他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打入历史的另册，幸亏他很快就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了。

道光帝将许乃济的奏折特批给邓廷桢等人议复，到底是何心机，实在难以猜透，很可能是对大臣们在禁与弛的态度上进行一次测试罢了。而许乃济这个奏折一经公开，随即遭到了朝野上下一片压倒性的反对和抨击，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皆纷纷举出实例批判许乃济的弛禁论，指出弛禁并不能使白银外流减少，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痛下决心断绝“根株”。在清廷密奏中，也有人对邓廷桢同意弛禁的行为大加抨击：“臣闻邓廷桢等总以暗弛鸦片之禁为主，而故言禁银，以耸皇上之听，以杜天下之口。若果如此，欺罔实甚！”

据当时人记载，那段时间关于弛禁还是严禁的争论十分激烈。京师士大夫中有一批力主严禁鸦片的人物，其中既有朝廷重臣、负监察之责的言官和清议所在的翰林，又有赴京应试的公车。他们常在陶然亭聚会，针对鸦片问题发议论、赋诗词、写文章，倡导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形成了一股倡禁热，支配了京师的舆论。朱樽、许球、袁玉麟的奏折，既是时论推动下的产物，又进一步引导了禁烟思潮。

而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最终还要看道光帝摊开的那张底牌，他在收到朱樽等人的奏折后，没有再玩心机，随即严令邓廷桢等人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悉心受议，力塞弊源”。在道光帝表明了他继续厉行禁烟的立场后，邓廷桢等人也旋即从弛禁转向严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廷桢完成了一次极其关键的转身，随着他在虎门销烟中与林则徐“共矢血诚，俾祛大患”，最终成了一位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道光帝的决心

一场激烈的争论虽以禁烟派取得胜利而告终，但毕竟仍停留在纸面上，禁令虽然不断颁布，措施仍没有跟上；弛禁派以退为守，正在悄悄地积蓄力量；外国烟贩猖獗如故，鸦片走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河道上下，东起虎门，西至黄埔，都成了交易场所”。

在这种情势下，鸿胪寺卿黄爵滋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1838年6月2日），向道光帝上了著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这份上奏是对嘉庆、道光以来朝廷禁烟方针的一次检讨，他在折中分析了目前禁烟方法的弊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究竟抓住哪一个环节。黄爵滋疾呼，“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再加上官吏的贪赃枉法，致使禁烟难成，若要禁绝鸦片，“必先重治吸食”。他提出，对吸食者无论官民，皆以一年为戒，凡在一年内戒烟不成者，平民处以死罪。这也是后来备受争议的“论死之说”。对于官吏吸食鸦片，他则力主罪加一等。史学家来新夏对黄爵滋这篇《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严禁论的主要代表文献，是禁烟运动的舆论先声。”那么，这与之前的“严禁论”又有何区别呢？只要仔细一看，就有明显的区别，此前禁烟，皆是主要矛头对准鸦片贩卖者，即断其源，而黄爵滋首先把矛头对准了鸦片吸食者，即截其流。另外，黄爵滋把对平民吸食者的惩罚推到了极刑，也可谓是把严禁鸦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在他看来，只要断了吸食者的烟瘾，那么“无吸食者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于是“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黄爵滋请道光帝不必顾虑严刑峻法，乾纲独断，下决心严禁。

对于黄爵滋的严禁办法，道光帝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吸烟的瘾君子们不仅有庶民百姓，而且有王公贵胄。虽说期以一年戒烟，但若一年戒不了再抽吸，按此主张就得处以极刑，这样一来岂非杀人过多，有损自己宽仁的名声？所以，当天道光帝就将这份上奏交内阁发寄各地进行讨论。为了不影响各地官员的情绪，不给他们有丝毫得以揣摩自己意图的痕迹，上谕写得极为简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折并发。钦此。”

在之后的4个月里，将军、督抚们先后递上了29份奏复。基本上赞成以死论处吸食的仅8人，他们是湖广总督林则徐、河南巡抚桂良、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湖南巡抚陈宝琛，江苏巡抚陈銮、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不同意黄折严处吸食的共21人，包括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两广总督邓廷桢、云贵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福建巡抚魏元烺、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29份奏复中，无论是否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没有一份是反对禁烟、倡论弛禁的。这说明自从围绕许乃济弛禁折的讨论后，由于道光帝禁烟态度明确，已经没有人敢公然主张弛禁，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诚然，表面上主张禁烟、骨子里仍有畏难情绪、希望弛禁者总是有的，但谁也不愿意做“出头椽子”，拿自己的官位与性命开玩笑。

所有的奏复，道光帝都亲自认真地细读过。他被将军、督抚们全体一致的禁烟要求所感染，为烟毒害人之深、白银偷漏之重所震动。无论从作为一个圣君的期望，从继承祖宗未竟的宏愿，还是从大清江山的前途、从体察民生的要求考虑，都必须痛下决心、严厉禁烟。

自这一年的六月起，道光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对禁烟的态度。他首先处分了吸食鸦片的王公贵胄，接着又对步军统领衙门所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处以革职，并将贩卖之人交刑部审讯，命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各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1838年9月15日），道光帝接到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一份奏折，报告来天津的洋船夹带烟土、铺户代为囤销一事。道光帝第二天立颁上谕，命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并根究党伙，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

道光帝对禁烟的信心重新振作起来，督抚、将军们经过讨论也表示要严禁鸦片，这预示着朝廷的禁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谁将在这个新阶段中以万岁爷的决心为决心，充当禁烟的先锋呢？

(参考资料：《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花城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作者：沈渭宾、肖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