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的社会意义之二：作者，（湖北作家协会会员龚光美） 在《怪病》的众多画面中，几乎没有几个人物可以撇清自己与金钱的依附、利害关系。贷款、存款、讨债、赌博、诈骗、贪污、贿赂成为众多人物、情节的发端，官场、民间、家庭人欲横流，也成为权、钱、色的肆虐、用武之地。以赵文芝为典型代表的人性嬗变、人格异化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他不仅聪明好学，开初参加工作时也还比较谨慎，他甚至是一个很敬业的人，曾经全心全意为父老乡亲服务，如给困难户发放贷款，为企业送钱上门，还坚持了很长时间，工作十分出色，所以升迁也比较顺利。但掌权日久，常与金钱打交道，不知不觉就为了聚集财富改变了初衷，正如谚语所言，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来二去，由占小便宜到占大便宜，由谋财发展到害命！分析他的杀人动机，也不能不让读者感叹，无论是毒死了的还是没毒死的，其实同他本人均无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有时就是几万、几千甚至几百元钱的纠葛，很多不过是一些摆不上桌面的小事，有时是因为打牌输了钱，被人耻笑，有时因为卖烟被压价，有时是被抓赌罚款，有时是毫无证据的争风吃醋，所有被他毒杀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乡、一条街乃至一栋楼里的赌友、嫖友、酒友，连他瞧不起的“土流子”、“下三烂”、昔日恩深义重的干亲家、如胶似漆的情人，他都不肯放过，又何况是抓过赌的派出所长、打过他“小报告”的农信社老主任呢？有些人仅仅为了几百几千块钱的小便宜送了一条命，到死还不晓得什么原因！你说冤不冤？赵文芝在他的“科学试验”中发现的重金属硫酸A竟成为他的杀人专利，杀人害命成为他随心所欲的惯技、家常便饭，变成了一场痛快又轻松的杀人游戏，这不是人格异化，人性沦丧，又是什么？

《怪病》以宏大的叙事方式，以深入社会基层的细致观察，揭开了社会（乡村和市井）灰色的一角，无须使用语言就使人相信，造成嫦娥乡这场毒杀悲剧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赵文芝本人的内因所致，其次也不能否认，是社会管理的松散和软弱，是部分人包括少数国家公职人员、党团员思想松懈、信念缺失，法制意识淡薄导致正不压邪的结果。历史学家爱默生说过：“紧跟着一场大的变革总会有一个放荡淫乱的时代。”古罗马哲人萨卢斯特也曾断言：“强烈的名利欲迫使很多人变得不诚实，心里想着一套，嘴里说的却是另一套。”赵文芝、麻糊乡长从公职人员走向犯罪的事实证明了一个明白的现实，当人们的言论与行动严重分裂的时候，不论其外表多么轩昂，言词多么激越，他实际上已经从骨子里背叛了人民，走向了社会的反面。

当然，作者在揭露和鞭挞犯罪，叙述破案经过的同时，也塑造和赞颂了一批为维护社会稳定，惩恶扬善而辛勤工作的人们，如发现怪病之后敏感而洞察一切的政协领导胡大寿、周远杰，特别是赞颂了全国各级政协联动，引起了湖北高层和国家公安部的重视。赞颂了深入虎穴，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公安局长吴刚、看守所指导员汪志平、盯着案子不放、全力以赴的覃真权，以及许多参与调查研究、协助破案的干部、政协委员、民警等等，塑造了一批公安干警的正面形象，以圆满破案的大结局带给人们以希望，同时也促使读者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认真反思这幕社会悲剧的历史教训，为读者展示了就在我们身边的社会正能量的重要作用，最终使读者确信，正义战胜邪恶、保了一方平安。曾任过县史志办主任的作者,创作的《怪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当是有一定“存史”价值的。

诚望作者再接再励，在文学创作中一如既往，把握重大题材，坚持勇敢探索，创作更多精品。